为中国范围内最早的大型青铜器群

（一）冶金术的起源

从世界范围看，一般认为最早的冶金术诞生于西亚安那托利亚等地^[50]，由此向埃及、巴尔干、希腊、印度等方向传播。

公元前4000年代末3000年代初，美索不达米亚首先进入青铜时代^[51]。中国冶金术早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产生，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1件用单范铸成的青铜刀^[52]，表明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由于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是上承红铜重熔、铸器的技术而来，在此基础上才逐步掌握了还原氧化铜矿以得到纯铜的人工冶炼方法，因此中国冶金术的开端还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

古代蜀国的冶金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后期已达到高度成熟的发展阶段。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是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蜀国大型青铜器群。无论从合金水平还是制作技术来看，这些青铜器与同一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都并不逊色，而又明显地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出青铜器，初步预测总重量超过一吨，这在当时的中国范围内是不多见的。这批青铜器中的绝大多数器形，都与同一时期蜀国的陶、石等器物形制不同，显然早已脱离模仿其他原料器物的初级阶段。在造型技术上，诸如大型青铜立人、各种青铜人头、面具、神树等，其工艺之复杂，远远超出其他任何质料所做器物的技术难度，而同出的玉石器中却有模仿青铜器的情况。就器物性质和用途来看，多数为礼仪性非实用器。这些都是青铜时代高级阶段的显著标志。这一切显然意味着，蜀国冶金术的起源时代还更早，远远早于这批大型青铜器群的瘗埋时代（公元前2000年代中后期）。

冶金术的起源与制陶术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矿石冶炼所必备的高温，一般是在制陶术发展到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加热温度后才可能获得。三星堆遗址所出陶器，多为轮制，火候较高，还出土大量厚胎夹砂坩埚和翻模铸造的泥芯，确凿无疑地表明蜀人已掌握了相当的高温加热技术，足以为冶铸金属器提供温度技术条件。从成都平原古蜀文化各遗址所出陶器的阶段性进步，到三星堆遗址中坩埚和红砂泥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恰好反映了从制陶术的进步到冶金术的兴起这一必然历史进程。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有关蜀国冶金术起源的诸问题，将会日益揭示出来。

（二）采铜和炼铜技术

在四川辽阔的地域上，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为古代冶金业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原料条件。根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史籍，古代四川铜矿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边缘地带，如邛都（今四川西昌）、灵关（今四川芦山）、徙（今四川天全）、严道（今四川荥经）、青衣（今四川雅安）以及朱提（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等地。这些铜矿在古蜀国的时代是否已经开采，目前的资料还不能给以确切解答。不过，《管子·山权数》的一条材料值得注意。此书记载：“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庄”、“严”同义，庄山即严道铜山。虽然成汤不大可能至川西平原开采铜矿，当时也无所谓铜币，但由此却反映出严道铜山之铜开采历史的悠远。

据历史文献记载，蜀人用于炼铜的矿石，除了自然铜外，兰铜矿可能是矿料的重要种类之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矿产富于“空青”，空青即兰铜矿，是一种含铜量为55．3%的次生氧化矿物。据章鸿钊《石雅》^[53]引陈藏器说：“铜之精华，大者即空绿，次者空青也。”“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巂山有铜处，铜精熏则生空青，其腹中空。”^[54]现代矿物学确认，空青就是“其腹中空”、钟乳状、葡萄状或肾状的兰铜矿，常与孔雀石（绿青）共生^[55]。古代蜀人大概以蜀地富产的空青作为青铜矿料诸种来源中的一种，这与华北青铜时代主要以孔雀石作为铜矿料有所不同。

蜀人的炼铜技术固无文献可以征引，但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骨渣中杂有大量竹木灰烬、泥芯和铜熔渣，坑内填土中也含有灰烬、红砂泥芯和铜熔渣等情况推断^[56]，应当是火法冶铜，以铜矿石为原料，以木炭为燃料和还原剂，同炉而冶，获得金属铜。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熔渣结核、泥芯（内范）和坩埚，表明当地拥有大型铸铜作坊。因为古代即使选用最富的矿石，每炼一百斤铜需要三百至四百斤或更多的矿石^[57]。这就意味着，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等原料，是首先在矿石产地或其附近的炼铜作坊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后，再输送到三星堆熔铸成合金，最后制作成器的。这一方面说明蜀国冶金工业布局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说明，商代晚期蜀国的冶金术已经脱离了直接从矿石混合冶炼中获取青铜的初级阶段，达到首先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再将金属铜、锡同炉而冶，熔炼成为青铜的高级阶段^[58]。

（三）青铜合金技术

青铜是以铜、锡或铜、锡、铅为主要原料的合金。古代蜀国的铜制品，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红铜等五类。前四类均为青铜，其中第一、二类为二元合金，第三、四类为三元合金。下列表格是对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铜器的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商代蜀人的青铜合金术水平^[59]。

表5－1　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试样基体电子探针成分分析结果

表5－2　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试样基体电子探针成分分析结果

续表

表5－3　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试样能谱成分分析结果

广汉三星堆一号坑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年代，约略相当于殷墟晚期^[60]。可见，当商代中、晚期（殷墟时期）之时，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二元和三元青铜合金术。

商代蜀国的青铜合金，与相同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有如下显著特点：

第一，蜀国青铜礼器的锡含量一般较低，而实用器如罍、尊的锡含量则较高。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兵器绝大多数是铅青铜，只有少量优质兵器使用锡青铜^[61]，大量的锡青铜则用以制造礼器^[62]。这说明蜀国锡青铜的使用有其自己的标准，与商文化不同。

第二，蜀国青铜礼器的铅含量较高，最高者可达32．71%，实用器的铅含量很低甚至完全不含铅。而殷墟出土的兵器铅含量较高，多数大于锡含量，高者可达26．78%，礼器的铅含量则大大低于兵器^[63]。如司母戊大方鼎，含锡11．64%，含铅仅2．79%^[64]。又如司母辛大方鼎，含锡12．62%，含铅仅0．50%^[65]。可见，蜀国锡青铜和铅青铜的使用，是依器物性质而定，礼器一般用含铅量较高的铅青铜或铅锡青铜，实用器一般用含锡量较高的锡青铜或锡铅青铜。表明它与商文化铅锡青铜和锡铅青铜的用途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是两个不同的青铜文化系统。

第三，蜀国青铜器，无论礼器还是实用器，均不含锌。商王朝青铜器往往含有微量锌。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青铜原料的产地不同所致，说明两者青铜原料的来源不同。

第四，蜀国铜锡类和铜锡铅类青铜器，多数含微量磷元素。在青铜合金的熔炼中掺入微量磷，可增加青铜的流动性，提高其强度、硬度和弹性^[66]。历来对商文化青铜器的分析中，均未发现含有磷元素。这不仅说明蜀国青铜合金术富于特色，而且说明蜀人在掌握青铜合金的脱氧技术方面，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

第五，三星堆出土的1件青铜器中，含有微量钙元素。这种含有微量钙元素的铜锡合金，过去从未发现，是冶金史上的首例。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人为还是矿料杂质所致，值得进一步研究。

上述情况表明，商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无论在选料、合金类别的用途还是熔炼技术方面，都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有别于华北商文化。因此，蜀应是中国冶金术起源的若干个中心地之一。

战国时代蜀国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锡含量较之商代又有显著提高，合金配比日益与中原系统相近。无论兵器还是容器，没有一件是红铜器^[67]（见下表），全部是锡、锡铅或铅锡青铜，且前两者占绝大多数。各类青铜的合金配比均较稳定，变化量较小，达到稳步发展状态。这一时期的蜀国青铜剑、矛、觚的合金成分中，都发现了微量磷元素^[68]，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中都不含磷。表明它是从商代以来蜀国青铜合金的技术传统直接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世代相承的。在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战国时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仍然保留了这一古老的优秀传统，突出反映了蜀国青铜文化的特殊性质，强烈显示出它自身的发展脉络、演变源流和独特的青铜文化传统。

表5－4　战国时期蜀国青铜器合金成分表

（四）青铜器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

蜀国青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范铸法，并运用了铜焊、锻打等技术，使其青铜制品不仅精美华丽，而且具有很高的技术和工艺价值。

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石范的实例发现极少。

从铸痕分析，青铜器的范铸技术主要有浑铸法、分铸法和嵌铸法。

浑铸法即多范合铸，一次成形。三星堆所出铜人头、小型铜面具、小型铜人、铜太阳轮器等，都采用此法制作。

分铸法是在浑铸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商代华北广泛采用的一种进步的范铸技术。^[69]其中又有先铸法、后铸法之分。先铸法是先铸造器物的附件，再将附件置于铸器身的范中，与器身接为一体。后铸法是先铸造器身，再在其上造范，浇铸附件。这些方法在三星堆铜器上都得到广泛运用。

续表

表5－5　战国晚期蜀式剑、矛、觚合金成分表

嵌铸法主要用于尊、罍的兽头装饰和铜面具上突出的双眼等。

几种范铸方法往往结合运用。如人像的铸造就采用了浑铸法与分铸法结合浇铸的方法。

加工工艺主要有焊、铆、热补等技术。如三星堆K1：36的爬龙柱形器柱身上的龙及其他装饰，就是先铸成形，再施以铜焊，或用铜铆钉予以焊接。热补技术主要用于修补器物铸造时发生的某些裂痕和缺陷^[70]。

战国时代蜀国青铜器除采用范铸成形外，还运用了局部塑性加工的技术。表八所测的S5、S15、S29，在刃部或近刃部的金相组织中有部分滑移线，当是锻打加工留下的痕迹。《尚书·费誓》有“锻尔戈、矛”一语，是指锻打青铜戈、矛，但在考古学上一直未曾得到证实。这几件蜀式戈、矛的金相组织状态为弄清这段文献提供了科学依据^[71]。

与同期华北青铜器相比较，蜀国青铜器在制作技术上有两个特点值得重视：

第一，商代晚期蜀已大量运用先铸法，而商周时期华北青铜器的分铸法是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到春秋时期才转变为以先铸法为主^[72]。

第二，商代晚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铜焊技术，三星堆青铜器对此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冶金史学界普遍认为，华北的铸焊工艺起源于西周末东周初，春秋中期较多地使用，战国时代使用更为普遍，是当时中原青铜工艺转变期的一种重要的新兴金属工艺^[73]。而蜀国对这种新兴金属工艺的熟练掌握和应用，至少可上溯到晚商，较之中原诸夏和东方江淮流域诸族早达数百年。

蜀国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主要有刻镂、嵌错金银丝、嵌错红铜、浮雕，以及表面镀锡等。

刻镂多用于纹饰图案等装饰。从商代到战国时期蜀国的许多青铜器上都应用了刻镂工艺，多为浅刻，花纹纤细流畅。嵌错工艺是先在青铜器上镂刻或铸出沟槽，然后将金、银、红铜等金属丝嵌入，使纹饰呈现出极强的立体感。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多数青铜戈都嵌错金银丝，光耀夺目^[74]。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的铜壶，通体用红铜错成各种复杂的宴乐、弋射、狩猎和水陆攻战纹饰图案，其精美程度全国罕见^[75]。

浮雕形式多样，立体感非常强，是青铜容器和部分兵器上的主要装饰手法。

蜀国青铜器表面处理的最大工艺特点是镀锡，使青铜器表面含锡高，含铜低^[76]。经表面镀锡处理的多为兵器，目的显然在于装饰，使其产生寒光闪闪那样的效果。古代所谓“白刃”的说法，即由此而来。由于镀锡而形成了高锡保护层，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金属内层的作用。

表5－6　战国时期蜀国青铜器扫描电镜表面成分分析表

注：“十四表面分析点”，不包括三个虎斑纹分析点（S10．2，S29．3，S29．4）以及特殊保护层脱落处（S14．2）。

蜀式兵器中常见一种特殊的圆形、椭圆形和虎纹形的黑色斑纹，过去学术界常为此迷惑不解，甚至以为是后世作伪的证据。根据对这类兵器表面的科学分析，这类斑纹其实是表面二次镀锡所产生的特殊效果。程序大致是：先在器物表面均匀镀上一层锡，再依一定图案进行第二次镀锡处理，并使用某种现在还不知道的特殊方法加速这种图案的腐蚀过程，使其很快变黑。最后，一种有规则的几何图案或动物图案便在底色上清晰地显现出来^[77]。带有这类斑纹的青铜兵器，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是“楚公戈”，约为西周后期。若考虑到这件蜀戈流传到楚熊仪（周宣王时）之手需一个过程，则此戈的制作年代还应提前。从这件蜀戈上的黑色圆斑十分规整的情况看，至少在西周后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器表面二次镀锡技术和加速镀锡表面氧化的十分复杂的技术和工艺。这不仅不见于相同时期的中原诸夏，而且其中一些复杂的工艺即令现代科学还未能揭示其奥秘，充分显示了蜀国高度发达的冶金工艺和技术。

总之，在商周至战国时代，蜀国的青铜冶金术在若干方面走在全中国的先进行列。

（五）青铜器种类

最近几十年来，蜀国青铜器在川西平原及周边地区陆续有出土，以成都和附近各市县所出为多。年代上起殷商，下迄西汉。出土数量以商代和战国时期为多。依用途和性质划分，可大致分为生产工具、兵器、礼器和生活用器、雕像等类别，每一类又包含若干分类和形式。(www.xing528.com)

1．青铜生产工具

主要有刀、锛、斧、斤、凿、曲头斤、锯、削、雕刀、锥等，从商代到战国时代都有发现。早在商代晚期的新繁水观音墓葬中，就出有蜀国的青铜斧、削等青铜生产工具，显示出当时生产工具的进步程度和生产力的较高发展水平。战国时代的新都木椁墓腰坑中，出土大量成组的青铜生产工具，计7种12套60件，每种以5件为组，有的还是大中小几套有序配置^[78]。而同一时期中原和楚、秦的墓葬中，极少见到如此大量且成套成组的青铜生产工具。以蜀国墓葬、遗址和窖藏所出各种青铜工具，同相应时期出土各种其他材质的生产工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青铜生产工具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突出代表，其他材质的工具在总体上说来只起辅助作用。1989年，在成都西郊大型战国木板墓内，引人注目地出土过一件尖叶形青铜锄^[79]。但总的说青铜农具出土极少。这种情况，对于同一时期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和进步的农业经济，显然极不相称，与长江中、下游和云南青铜时代存在大量青铜农具相比较，也很不相称。对其原因，还须进一步深入探究。

2．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在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数量大，种类多。历年来蜀国兵器出土数量相当多，也十分富于特征。主要器形包括戈、矛、剑、戟、钺、镞、弩机、胄等，除胄为防御性兵器外，均为攻击型兵器。其中既有长兵器和短兵器，又有远射程兵器。其分布范围十分广阔，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在四川盆地普遍分布，向南延伸到川西南高原和云南，向北连续分布达于汉中，并跨秦岭而延展到渭滨之域，这已是周之腹心了。

蜀国青铜兵器以戈、矛、剑、钺最富特色，有别于商周同类兵器，有其自身清晰的发展演变脉络，是一个自成体系的青铜兵器系统。

蜀戈可分无胡与有胡两类。无胡戈的基本特征是三角形援、无胡、方内。可分为五式^[80]。无胡戈起源甚早，在商代就已大量出现，是当时蜀国军队的一种主要武器。其中的几种形式一直延续使用到战国时代，个别形式还见于西汉，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及发展连续性。有胡戈在战国时代始大量使用，不过并未取代无胡戈在蜀国军队装备中的地位，两类蜀式戈往往并行使用。

图5－4　蜀式无胡青铜戈

蜀国青铜矛最富特色之处是骹两侧对称的弓形耳系，与中原的环形耳系然有别。依矛骹部的长短，蜀式矛可分为长骹和短骹两式。长骹式的叶与骹相等，骹一般通至近尖处。短骹式可分为窄叶和宽叶两型，骹一般仅占全长分之一。两式矛骹部多有纹饰或符号。长骹式最早见于新繁水观音^[81]，短骹最早见于彭县竹瓦街，相当于商代晚期^[82]。战国时代的蜀国青铜矛多承此形制改进不大。

图5－5　蜀式青铜矛

蜀式青铜剑的特点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茎与身同时铸成。这种剑可分二式。I式剑身较宽而薄，Ⅱ式剑较窄而厚。学术界常称I式为巴式剑，Ⅱ式为蜀式剑。剑基多浅刻各种纹饰、符号。在峨眉符溪、成都罗家碾还出土带鞘的双剑，童恩正称之为用于遥击投掷的飞剑^[83]。柳叶形剑过去在蜀国不多见，在宝鸡竹园沟、茹家庄、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琉璃河等西周早期到中期的墓葬中有较多发现，而过去在蜀国范围内的出现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因此学术界常认为发源于宝鸡地区或中原。但1986年春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相当于殷末周初的地层中出土1件柳叶形铜短剑，长24厘米^[84]。1985～1989年，成都十二桥遗址第12层中出土一件柳叶形铜短剑，残长20．2厘米，年代为晚商；1990年在成都十二桥新一村晚商地层中出土一件残长20．9厘米的柳叶形青铜剑^[85]，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也出土一件扁茎、身似柳叶、残长28．2厘米的玉剑，年代为殷墟一期。这几件柳叶形剑均早于宝鸡和中原等地区出土的同类剑。看来，这种柳叶形扁茎无格剑极有可能是从蜀国发源的。

图5－6　蜀式柳叶形剑

蜀式铜钺可约略分为直内和銎内两类。直内钺出土于四川汉源富林^[86]，弧刃，身长大于宽，为晚商之物。汉中城固出土的同一时期直内钺^[87]，形制与富林所出近似，仅身长稍小于宽。

銎内钺分为六型。Ⅰ型仅有半圆形刃部^[88]。Ⅱ型弧刃，斜肩，身近舌形^[89]。Ⅲ型半圆形刃，中空，后部Ⅴ型槽以受楔^[90]。Ⅳ型身作圆形或椭圆形，中部折收成腰，平肩，椭圆形銎口^[91]。Ⅴ型直身，弧刃，平肩，椭圆形銎口。Ⅵ型弧刃，两侧为锐角尖锋，扁长形銎口^[92]。

蜀式铜钺具有显著特色，直内钺刃部外突近半圆，銎内钺圆刃，身近斧形，均不见于商文化。它们在蜀地出现均为晚商，两者间不大可能具有演变关系，但銎内钺的演变脉络较明显。西周以后，蜀式铜钺均为銎内钺，直内钺已不见使用。

3．青铜礼（容）器

礼（容）器在蜀国青铜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蜀国礼器绝大多数是专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其中既有用于祭祀、礼仪的礼乐之器以及专供随葬使用的明器，也有一部分实用器，包括各种饪食器、酒器、盥水器以及车马器、生活用品等。

图5－7　蜀式青铜钺

图5－8　蜀国青铜礼（容）器

蜀国青铜礼器中以列罍为重器，区别于商周以鼎、簋相配的列鼎之制。蜀的罍制，件数不一，而以五件一组为巨制。以五件为一组的列罍^[93]，早期多为一大四小，如彭县竹瓦街一号窖藏和抗日战争时期在川西出土者，皆是^[94]。彭县竹瓦街二号窖藏所出列罍4件，为一大三小^[95]。晚期的列罍五件之制，大小已完全相同，见于新都木椁墓。蜀国青铜礼（容）器还有鼎、尊、盘、壶、缶、鉴、匝、勺、鍪、釜甑、豆、瓿、敦、钫、编钟、钲等种类，其上多有复杂的纹饰和符号，制作精美，体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图5－9　青铜列罍（彭县竹瓦街一号窖藏）

在商周时代的蜀国礼器中，均未发现鼎，迄今所见青铜鼎均属战国时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周时代蜀国礼制自成系统，而随着战国时代蜀与列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和频繁，尤其是全中国逐渐走向统一的步伐的加快，在礼制上也出现了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格局，蜀的礼制也日益渗进融入越来越多的中原成分。

鍪、釜、甑是蜀国青铜礼（容）器中极有特色的器形。器身常饰几何纹，或素面，肩部有一或二只辫索耳。单耳鍪的出现年代可早到战国早中期，双耳鍪可晚至西汉初。过去多认为这些器形由秦传入蜀，但近年考古发现说明，秦地出现这些器形却迟至战国晚期。李学勤先生认为，鍪、釜、甑的发祥地可能是巴蜀，秦灭巴蜀后北传至秦，再流布到其他地区，这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项贡献^[96]。

蜀国青铜器的组合十分别致。新都木椁墓内出土的青铜器，同样器物以两件或五件为一组，而以五件成组者居多。有九种器物是两件成组，二十种器物是五件成组，且大小有序，体现了蜀王特殊的礼制和葬制，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开明氏“以五色为主”及其他一些“尚五”的现象有关，也是直接继承了商周之际蜀国青铜罍以五件为巨制的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4．青铜雕像

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发现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是商代蜀国最典型、最重要的青铜器群。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艺术、丰富的想象力，无论在蜀文化还是商周考古中都是前所未见、绝无仅有的。它以它那雄浑壮观、博大精深和精美绝伦，全面显示出这一时期蜀国青铜文明的辉煌成就。

这批青铜雕像群可分为两大类，每大类又包含若干小类和不同形式^[97]。

第一类为人物造像，包括各种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具^[98]，共计80余尊。全身人物雕像中，最大的一件通高260厘米，最小的仅高3厘米左右。此类造型包括站立、双膝跪坐、单膝跪地等形式。人头雕像依冠式和面部特征分为八式，有双角形盔、平顶头、头上部为子母口、回字形平顶冠、圆头顶、辫发、编发、椎髻等冠式和发式，面部多为粗眉大眼，高鼻梁，高鼻尖或蒜头鼻，阔嘴，嘴角下勾，耳垂穿孔，有的下颌至耳后饰一圈短胡须。人面具分为五式，最奇特者是双眼外突16．5厘米、双耳斜上极大以及鼻上饰夔龙的两种形式。

表5－7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铜人头像统计表

续表

表5－8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人头像统计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表5－9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人面具统计表

续表

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大立人雕像。立人头戴筒形兽面高冠，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角下勾，方颐大耳，两耳垂下各穿一孔。左臂上举，右手置于鼻前，右臂平举，左右手腕各戴三只手镯。着鸡心领长襟衣，后摆呈燕尾形。衣上右侧和背部都主要饰异形龙纹，左侧主要饰回字形纹和异形纹。左肩向右斜饰一方格纹带，两端至后背结节。两小腿近足踝处各饰一周方格形脚镯，赤足立于象首方座之上。座分三层。立人花冠高17．7厘米、冠下至足底人高163．5厘米、座高78．8厘米、通高260厘米。根据这尊立人像的造型、形态、衣冠服式以及它在全部雕像中高于一切的崇高地位，可以断定它是蜀国的大巫师亦即蜀王的形象。象首方座为祭台，这种三层见方的祭台，在性质上与商周之际的成都羊子山土台完全相同，前者正是后者的缩影。

各式人头雕像和人物雕像反映了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民族构成，反映了蜀人的祖先崇拜，无论在文化人类学还是在宗教学上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类为动植物造型，主要有龙、蛇、虎、鸡、凤鸟、蝉、兽、神树等类，都与蜀人的泛灵信仰有关，反映了蜀人的神灵世界，充满了扑朔迷离、奇异怪诞的神话，造成凝重、恐怖、庄严肃穆、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氛围。这正是在大型礼仪中心举行隆重仪式时所要达到的效果。神树共有六棵，其中可复原的有三棵，二大一小。大神树通高396厘米（图五十八），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三枝，共有九枝，每枝上有一鸟立果实上，每枝枝端各开一花朵，树的一侧有一悬龙，头在下，尾在上，可能与《山海经》和《淮南子》记载的“众帝所自上下”的“建木”有关。

图5－10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大立人像

图5－11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兽面具

从商周考古可以知道，同一时期全中国范围内均无这种青铜雕像文化形式和风格。陕西汉中城固出土过23件铜人面具和25件铜兽面具（铺首形器）^[99]，近于三星堆所出，应是蜀文化向北连续分布的结果。宝鸡茹家庄伯墓出土铜人2件^[100]，风格也同于三星堆所出，且其年代为西周昭、穆时期，显然是受蜀文化的影响，或者本身就是蜀文化的产物。殷周之际北方夏家店上层文化^[101]、北京刘家河商代墓葬^[102]、安阳西北冈大墓^[103]都有一些青铜雕像因素，但无论体量、数量还是风格、功能，均与三星堆不同。江西新干晚商大墓出有青铜双面人神器雕像^[104]，功能为祭祀，但种类、数量、大小同样不能与三星堆相比。可见，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的来源与上述地区无关。

即使在蜀国本土，这种大型青铜雕像也是绝无仅有，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它在蜀地具有发生演化序列。在非金属制品中，也同样找不到其祖型。这就意味着，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虽制作于当地，但其文化形式和风格却不是蜀人所固有。

从世界文明史上青铜雕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观察，三星堆雕像文化的来源可寻端倪。它不仅与世界文明初期青铜雕像文化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而且在年代序列中的位置也恰相吻合。据推测，它有可能是通过古代“蜀身毒道”的途径，通过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并把它创造性地融合进古蜀自身的青铜文明之中，使它表现出异常鲜明的风格和特点。以此再结合由金杖、黄金面罩、象牙和海贝等因素所形成的文化集结来看，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