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猎概貌
商周时代成都平原的蜀人，经济类型是农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同时，由于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态条件，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因此蜀人也以渔猎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手段。
在成都平原及其他边缘地区发掘清理的古蜀文化遗址内，往往出土不少兽类骨骼，种属众多，计有虎、黑熊、大型猫科（豹？）、小麂、梅花鹿、水鹿、赤鹿、白唇鹿、豪猪、猪獾、灵猫、犀牛、短尾鼩、猕猴、中华竹鼠等哺乳类动物骨骼以及鱼类和乌龟、鳖等爬行类动物骨骼。根据这些野生动物骨骼与家养动物骨骼共生的现象，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各种野生动物是蜀人肉类食品的不同来源，是对家畜动物食品的补充，从成都方池街遗址和指挥街遗址的动物骨骼看，家养动物在蜀人肉类食品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成都平原的渔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类型，在各遗址中，它显然属于农业经济的辅助手段。
第三，以狩猎和捕鱼相比，狩猎的成分重于捕鱼的成分，这显然与成都平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有关。
生产工具中也有一些同渔猎有关。石镞、铜镞、石弹丸、石矛等工具，是用于狩猎的有效用器。石网坠、陶网坠则是捕鱼的器具。不过，作为农业经济补充手段的渔业和狩猎，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所需要而不予遗弃的两种经济形式，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落后。杜宇王国时， “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44]，而杜宇是以农业著称于世的。开明王朝时，“平阳山（即今天回山）亦有池泽，蜀之鱼畋之地也”[45]。既有渔业，又有狩猎业。开明王朝的蜀，已堪称天府之国。所以，不能以有无渔猎业来判定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尤其是在古代成都平原，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古蜀人充分利用大自然的礼品，扩大动物蛋白质来源，同时又大量饲养家畜家禽，体现了因地制宜、综合发展利用的生产性经济体制，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蜀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渔猎工具。至于遗址中一些可能与狩猎业有关的其他用具，如斧、锛、锥、刀、砍砸器、盘状器等，其实本身同时也是武器，又是农具，或手工工具，具有多种功能，难以截然分开，绝不能单纯作为猎具看待。
（二）鸟头柄勺与古蜀先祖
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至第四期，数百年间均存在以鱼凫为原型做成的陶质鸟头柄勺，鸟头长喙带钩，极似鱼鹰。《诗经·大雅·凫鹭》注说：“凫，水鸟。”即是《说文·鸟部》所记鸬鹚，俗称“鱼老鸹”。《尔雅·释鱼》郭璞注道：“鸬鹚也，嘴头曲如钩，食鱼。”恰与三星堆所出鸟头柄勺上鸟头的特点相符，也与三星堆一号坑所出金杖图案上鸟头的形象一致，可见鸟头勺柄的鸟头形，就是从鱼凫这种水鸟衍化出来的。
三星堆出土的鸟头柄勺，是鱼凫王朝用在宗教礼仪场合的舀酒之器，以酒供奉祖先，告慰神灵。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鱼凫王的祖宗先公先王，是以捕鱼为生的一支族类，而鱼凫则是其借以捕鱼的重要工具。正因为鱼凫这种水鸟为古蜀先民带来了兴旺的鱼类，解决了他们的一桩生计，所以古蜀先民才如此敬仰它，供奉它，以致这支族类被人们称为“鱼凫氏”。这就是古代命氏之法中所谓“以事为氏”，而这氏号也就世代沿袭不改了。
不过，如果把三星堆出土的鸟头柄勺，当做当时鱼凫氏经济类型的象征，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很明显，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捕鱼经济还不是生产性经济，仅仅是一种攫取性经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还处在野蛮时代。以这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经济类型为基础，怎么可能创造出三星堆那巨大的城市、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辉煌的青铜文化？怎么可能同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心相称？显而易见，鸟头柄勺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经济类型，而是为纪念古蜀人先祖及其事业而制作的。建立古蜀国的鱼凫氏，虽是渔猎族类的后代，但早已转化为一支农业民族，并以农业为坚强基础，从而才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当然，作为农业经济的有益补充手段之一，在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人毕竟不会放弃这一获取肉类蛋白质的经济手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网坠，便是明确的证据。但是，从网坠在出土生产工具中只占很小比例的现象看来，又可以肯定地说，捕鱼在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经济生活中，其地位是很次要的。
（三）成都平原兴旺的家畜饲养业
家畜饲养业在世界许多地区大致是与农业同时出现的，并成为农业兴旺发达的一种标尺。
古蜀国在成都平原发展农耕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家畜饲养业。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全系猪牙和鹿牙；还出土了众多的家养动物陶塑像，有猪、绵羊、水牛、公鸡等。三星堆出土的八鸟四牛青铜尊、一鸟三羊青铜尊等，也都反映了三星堆先民家畜饲养业发达的景象。成都地区历年也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如方池街遗址第五层，除去其中的野生动物，可以确认属于家养动物的有猪、犬、水牛、黄牛、马、羊、鸡等，可谓六畜兴旺。成都指挥街西周至春秋前期遗址内，出土大量家养动物骨骼，有犬、马、猪、黄牛四种家畜和鸡一种家禽，其中家猪材料约计有30个个体。据鉴定，成都地区出土的家畜，如马、牛、猪等的体质变异，均在现生饲养种类范围内，与野生动物已判然有别，可见已有相当长久的驯养历史。饲养动物骨骼中，家猪约占75%，说明古蜀人家畜以养猪为主。家猪骨骼中，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显然出于有意识的行为，即养猪食肉。可见，猪肉是古蜀人肉类食物的一个主要来源。
（四）畜牧业(www.xing528.com)
古文献中，有一些涉及古蜀人田猎的史迹。《华阳国志·蜀志》有如下记载：
（1）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
（2）后有王曰杜宇……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3）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
（4）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
第一条，“鱼凫王田于湔山”，“田”为田猎之意，意即狩猎。但此条是鱼凫王败于杜宇，退走湔山以求自保的隐括之词，是史家为王者讳、为尊者讳的笔法，我们不必求其田猎之实。湔山，蜀之茶坪山，在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县界，正是退走岷山之路。
第二条，杜宇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汶山”即岷山。岷山地区为氐羌之地，大多从事粗耕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型经济。岷江上游又为蜀王势力范围，蜀王将其作为田猎场所，射猎游乐，或训练军队，是为固然。南中指今宜宾、凉山州、云南和贵州。园苑是供古代君主狩猎的场所。杜宇以南中这片广袤土地为园苑，当然是一种借喻，主要指杜宇能够恣意在此间为所欲为，是南中地区的主人。但是这句话里也包含着部分史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今凉山地区的笮都夷，“或土著，或随畜移徙”，《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下》也都说当地出产“莋马、旄牛”，确实存在典型的畜牧业。不过，南中并非古蜀国本土，只是其势力范围，南中诸国也只是古蜀国的附庸，而不是它的行政区划或官府派出机构。因此，南中的畜牧业，自不会是蜀王国自身的畜牧业。
第三条，蜀王猎于褒、汉之地，与秦惠王遇。《蜀王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蜀王率万人猎于褒谷。褒、汉之地即指此褒谷。这一条材料，年代在蜀、秦大战南郑，蜀师固守，秦师败退之后。蜀王于此时东猎褒谷，并非狩猎，而是向秦惠王炫耀军力，耀武观兵。
第四条，平阳山有蜀之“渔畋之地”，“畋”为田猎之意，平阳山为今天回山，蜀人在此开辟猎场，意在游玩，或练兵，与畜牧无关。
这说明，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成都平原蜀人，是没有一个完整形态的、独立于其他经济部类之外的畜牧业的。当然，从全蜀来看，毕竟还不能说古蜀没有畜牧业。
蜀的畜牧业，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周边山地和高原地区，如岷江上游“出名马”，青衣江流域和南中出“笮马、旄牛”。这些动物，都是驰名海内的畜牧产品。
这里试述岷江上游畜牧业的概况。《后汉书·冉
传》记载说：
（汶山）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惟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麂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鹖鸡……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特多杂药。地有咸土，煮以为盐，
羊、牛、马食之皆肥。这段史料，详细罗列了岷江上游隆盛的畜牧业的各种主要产品。这些畜牧
产品，除了供人们食用外，其皮、毛还可充作多种用途，其中不少还相当名贵，成为蜀商内外销售牟取暴利的一大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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