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的膏腴之地成都平原，虽说有着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然而上古时代却经常受到岷江洪水的侵害。夏秋之季，岷山雪融，江水暴涨，奔腾的洪流一泻千里，呼啸而下，摧枯拉朽，便会吞噬成都平原的田地、村庄，危害蜀人的生命和财产。成都各考古遗址，多有被洪水冲刷、淹没留下的淤积遗存，甚至有被多次冲刷而又反复重建的遗迹。三星堆遗址也同样有着这类洪水冲刷淤积层的现象。诸多的洪水遗迹，展示出诸多的巨大灾难。然而，在洪水淤积层之上，往往又出现若干新的文化遗存，重新展示出蜀人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景象。这些，又充分表现了古蜀人治服洪水，重建家园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气概，谱写出一曲曲气吞山河的篇章。
（一）导江为沱
大禹兴于西羌，生于石纽，地在今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大禹因为治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英雄。大禹治水，决江疏河。他治理长江洪水，是从江水上源岷江（古人认为岷江是长江正源）开始的。《尚书·禹贡》说：“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伪孔传》说：“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梁即梁山，岐即岐山。岐山在雍州，古今无异词。唯梁山，除有雍州说而外，另有主张梁州说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即主张汉水南岸南郑东南的梁州山为古梁山，劳干先生也主张大禹治水故事与梁州系连而不切于冀州[31]。从《诗经·大雅·韩奕》所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以及《禹贡》所说“壶口治梁及岐”来看，大禹导江，当是从岷江开始的。王象之《舆地广记》卷30说：“《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十分正确。
大禹导江，治理岷江上游洪水，主要功绩是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用来分引岷江洪水，这条人工河道称为“沱”。《尚书·禹贡》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称为“沱”呢？按照《尔雅》的解释，出于江又还入于江叫沱，《说文解字》则解释为“江别流也”，就是从大江分别出一条水道，这条水道又还流入大江。大禹开挖的这条人工河道，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历代注疏家的意见，是指“江沱”。按照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以及其他诸书的看法，江沱的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江沱在这里首受岷江后，东行经徐埝河故道，东注于毗河，向东直入金堂峡，汇入沱江后南行，在今泸州市还入大江。
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目的，在于解决成都平原常年遭受岷江水患的问题。四川盆地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整个盆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天然水系的分布由此也多为西北东南向，加上成都平原东南边缘有龙泉山脉一道门槛，造成排水困难，所以每当岷江山洪暴发，倾泻于成都平原时，平原就会遭受水灾。大禹治理岷江洪水，就是根据地势和水系分布，尽量把分洪水道安排在平原中部偏北，方向应与天然水流交叉，采取自西往东的方向，以顺应地势和水情。这样，就便于沿程拦截暴雨径流，向东集中到沱江金堂峡这个口门泄走[32]。这种根据地势和水情而设计实施的分洪工程，即令在现代水利科学家看来，也是十分合理的。
按照古代累世相承的说法，“芒芒禹迹，画为九州”[33]，大禹制服洪水以后，“更制九州”[34]，今四川全境都在禹划分的“梁州”以内。《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和夷
绩。其土青黎。”由于大禹治理了岷江洪水，从川西北到川西南都得到了开发整治，农业发展，水利兴旺，道路开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四川历代建有禹庙，铭记大禹治理洪水之功，而大禹治水的精神，也为四川人民世代景仰、继承和发扬。
（二）鳖灵治水
早在史前和夏商时代，古蜀人就同洪水作过英勇的斗争，传颂着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英雄事迹。到两周之际，为了制服岷江上游特大洪水，古蜀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水活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鳖灵治水。
据史书记载，在蜀王杜宇末期，蜀地遭到特大洪水的侵袭，“若尧之洪水”，危害惨烈。杜宇面对这场灾难，束手无策，于是命令时任蜀相的鳖灵（又写作鳖令、鄨令）治水。鳖灵在岷江上游入成都平原之处，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即江沱，分岷江水为沱水。于是消弭水害，使“蜀得陆处”，“民得安居”。由于鳖灵治水有功，取得了广大蜀民拥戴，积聚了力量，终于推翻了无能的杜宇王朝，建立了开明王朝。此即鳖灵治水的大概始末。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鳖灵治水上承大禹治水而来，两者都是分引岷江洪水，以解决成都平原的水患。由于其间事迹有相似之处，因而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或认为鳖灵治水之说是抄袭大禹治水的传说，或认为完全没有根据，不足凭信。其实，大禹治水与鳖灵治水，尽管都在岷江上游，但二者治水的地点却并不在一处，大禹治水的地点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而鳖灵治水的地点在今都江堰宝瓶口。
关于鳖灵治水的具体地点，古书记载颇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巫山说”，认为鳖灵治水之地在四川盆地东部的巫山。来敏《本蜀论》[35]这样写道：
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按：指望帝杜宇）使令（按：指鳖灵）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
应劭《风俗通义》也有相同的记载：
帝使鳖令凿巫山，然后蜀得陆处。
阚骃《十三州志》、王象之《舆地纪胜》，还有其他一些舆地之书，也主张这种看法。
第二种说法是“玉山说”。扬雄《蜀王本纪》这样写道：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第三种说法是“玉垒山说”。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这样写道：
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
以上三说中，凿巫峡之说显系附会不可信。三峡形成于地质年代学上的第三纪初，至今已有数千万年之久，而且也绝非人工所能开凿。所以此说仅为神其本事而已，没有丝毫真实性。
玉山，见于《山海经·中次九经》，这座山在今巫山县以东，长江北岸[36]。玉山远处成都平原之东，其海拔高度也大大低于成都平原。倘若玉山出水，泛滥成灾，是无论如何也威胁不到成都平原安全的。但四川盆地东部以至三峡之地曾为蜀壤，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37]，若是玉山泛洪，对当地形成大的威胁，以致蜀王派遣鳖灵前往整治，清壅除塞，消除水患，也是可能的。(www.xing528.com)
玉垒山，《汉书·地理志》“绵虒县”下原注云：“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说文》“湔”字下云：“湔水，出蜀郡绵虒玉垒山，东南入江。”湔水为今白沙河，玉垒山即湔水发源地以北的九顶山。九顶山逶迤而南，直趋都江堰城西北，亦谓之玉垒山[38]，此即湔山。历史上岷江上游泛洪，就是从这里直奔成都平原的。而首当其冲者，便是杜宇之都郫。杜宇命鳖灵治水，正在此处。今都江堰宝瓶口，即是鳖灵决玉垒山之处，目的在于分引岷江之洪水入沱江。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所说“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的由来。前述人工江沱，即与此分洪工程有关。由此看来，开明氏所凿的玉垒山，就是鳖灵治水之处，即今都江堰市玉垒山。
从考古资料看，开明氏迁都成都后，还对流江进行过整治，在成都进行了水利工程建设。成都方池街发现数条人工砌筑的卵石埂，大概就是某个水利工程的一部分。成都方池街一带是先秦蜀都的城市中心之一，这个卵石埂，应当就是城市防水设施或排水设施，或防洪与排水相结合的设施。这处石埂的年代为东周，约当开明王都移治成都之时。足见开明王迁都成都后，对城市的水利工程建设是做了相当努力的。
有学者认为鳖灵治水只是一些较小的整治，未决玉垒山。但几乎所有关于杜宇鳖灵之际王朝代兴的文献记载中，均以杜宇失政于治水，鳖灵夺权于治水。假如这治水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大工程，那么杜宇何以失国呢？而不论地理位置、工程量还是历代蜀王所从未采用过的新鲜工程技术（此指凿山泄洪，开挖人工河道引水），都与文献所记和宝瓶口本身的基本情况相合。可见，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应是确有其事的。也正因鳖灵凿通宝瓶口并分引岷水入沱，保证了成都平原蜀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使“民得安居”，“蜀得陆处”，才能够赢得广大蜀人的拥戴，从而一举夺取杜宇王政，立为蜀王。
鳖灵治水，为战国末叶李冰在蜀治水，壅江作堋（堰），引水以溉田，分洪以减灾，“穿二江成都之中”[39]，提供了先例和经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相传鳖灵还开凿了金堂峡[40]。但金堂峡是自然峡口，非人力斧凿而成。不过这一传说却也反映了鳖灵在成都平原治水的斑斑史迹。
（三）水利工程技术
古蜀人在长期治水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许多宝贵的、行之有效的水利工程技术。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看，这些工程技术主要有杩槎、竹络笼石、竹编拦沙筐、木桩工程和砌筑卵石工程等等。其中有的优秀技术经验还北传中原，而多数经验则一直为蜀人世代相袭，流传至今，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
古蜀人最便利的治水技术是制作杩槎。杩槎，是用三根木料，成三角形直立水中，槎腰间，中镇以石。成排直立的杩槎，可以形成坚固的水利工程，起到固堤、截流等作用。此法自古即有，今仍习见于川西北高原。
竹络笼石技术也是古蜀人的传统水利技术。据群书所记，竹络笼石是破竹为笼，立于水中，再装填卵石。如此层层累叠，其间系以木桩，即可用以截流壅水、笼口筑坝等。这种方法，就地取材，技术简易，汉代以后还传到中原和海滨地区，用以治理黄河水患和海塘[41]。
竹编拦沙筐类似于竹络，所以不同者，竹筐用以装沙，编织得很细密。成都指挥街的周代遗址春秋文化层内发现1只竹编拦沙筐，筐无底，残高0．6米，现存长度1．52米，平编，纬篾用竹，经篾竹、木皆用[42]。该遗址位于河沿，证实这只竹编拦沙筐是作为装沙防水之用的。
成都市指挥街遗址第5A层还发现一排木桩，共6根，柱桩1～5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基本呈正东西走向。柱间距为0．72～1．06米不等。柱桩6紧靠柱桩5之南，与其他柱桩成145°夹角。柱桩均已残，现残高0．16～0．67米不等，直径0．07～0．1米不等。柱桩下部成尖形，从遗痕观察，是受重力后插在沙砾层表面或插入沙砾中的。这项工程可能与防水有关。木桩与沙筐是否有组合关系，尚待深入研究。
图5－2 成都市指挥街遗址第5A层发现的木桩
砌筑卵石工程的实例，发现于成都方池街遗址第4文化层（约属东周时期）。这处卵石建筑是由三条大的成规律分布的石埂组成，形状呈工字形。西埂方向北西37°，长约39米，宽1～2米，北高南低，斜度5米；其南端与中埂相遇，交角32°，南北两端均未到头。中埂长约26米，宽3米，方向北偏西5°，由3条紧挤的小埂组成，其南与西埂相交，北与东埂相接。东埂北西23°，自西而东由5条小埂组成，与中埂相连处高高隆起，堆积厚实，总宽约4米。这处石埂，据研究，大概是倒人字形滚水、支水埂[43]。它的发现，为古蜀人防水、治水技术工程，提供了实物研究证据，也为古蜀城市的水利建设设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依据。
总而言之，古蜀人的各项水利工程技术，对于蜀人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秦灭蜀后，秦国蜀守李冰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修筑起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充分地吸取了蜀人的治水经验并加以发展创新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古蜀人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丰富治水经验和水利工程技术，便没有李冰时期的都江堰。
由于水利的大规模兴建，古蜀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发展。《战国策·楚策一》记载纵横家张仪说：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
足见蜀地产粮之多。《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这一年，距离秦灭蜀（公元前316年）仅8年。8年之间，由于战事紧迫，秦在故蜀国之地还来不及开展农业水利建设，却能迅速征集到六百万斛大米（一斛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完全是因蜀本身之富饶。这也足以说明，战国时代的蜀，确实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丰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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