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原因所决定，在古代蜀国的范围内，大体包含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区、岷江上游农业经济区和汉沔嘉陵江农业经济区等几个主要的自然农业经济区，它们与今天的经济区并不完全相合。
（一）成都平原经济区
成都平原是大河冲积扇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岷江、沱江及其支流自西北流向东南，纵贯平原，为自流灌溉提供了良好条件。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质疏松，渗透性良好，保温力强，通气易碎，涵水力强，含有深厚而丰富的腐殖质，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成都平原的灌溉农业发生很早，在古代就是蜀地开发最早、面积最大和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
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成都平原的农耕村落已初步兴盛起来。夏商时代，在农业极大发展的基础上，成都平原已进入阶级分化和城市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而产生文明。考古学上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岷山饭店遗址第六层、指挥街遗址第六层的商代文化因素等等，无一不为这一时期古蜀农业经济成片分布的情景，提供了有力证据。
殷周之际杜宇入蜀，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蜀王本纪》记载道：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江源，或作江原，为今成都平原中部崇州市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盛称江原“小亭有好稻田”，看来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杜宇入蜀后，“治汶山下，邑曰郫”，在成都平原长期开发，同时又“教民务农”，并使随鱼凫王败亡湔山的蜀民返归田里。这一系列的措施，都大大推动了古蜀农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蜀王开明氏在蜀大兴水利，战胜水患，“民得安居”[21]，“蜀得陆处”[22]，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处处“有渔、田之饶”，“有好稻田”，“有美田”，斑斑可见，史不绝书。成都平原以其“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23]，而成为名冠中华的重要稻作农业经济区。
成都平原农业经济所特有的一些陶器、石质生产工具，还向南延伸分布到大渡河地区，向西扩展分布到青衣江流域，并且沿江东下，直达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长江沿岸以及三峡以东的宜昌地区，同时又向北传播到汉沔之地，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川盆地周邻地区的各种生产性经济，都曾程度不等地受到过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渗透和影响。《山海经·海内经》盛赞成都平原为“天下之中”，确乎是颇有根据的。
（二）岷江上游经济区
本区指分布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一带的地区，大致包括今汶川、茂县、理县等地，是古代四川最早开拓的地区之一。
古文献记载，岷江上游属于蜀文化区之一，三代蜀王中的蚕丛氏便兴起于此。陈登龙《蜀水考》卷1陈一津《分疏》说，此即汶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
岷江上游地形复杂多变，气候呈垂直性分布。生态环境的多样性造成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为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三代蜀王在败亡之后，先后退走“蜀西山”，就在这一地区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岷江上游经济区拥有的深厚基础和实力。
岷江上游地区的粗耕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产生。大约兴起于五帝之际的蚕丛氏，就是当地一个经营粗耕农业并兼事畜牧的族类。岷江上游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茂县营盘山遗址和汶川姜维城遗址，都出有大量陶器和石器。从历史学上认识，这可以被认为是蚕丛氏以及当地其他族群经营粗耕农业的一个重要见证。
《尚书·禹贡》说“岷、嶓既艺”，“艺”为种植的意思，即言岷山地区已得到开发并种上了庄稼。《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石室即《后汉书·冉
夷传》所说的“邛笼”，亦即累石为屋的石碉房，说明蚕丛氏已经定居。这两条材料合起来看，证明了蚕丛氏是以经营定居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蒙文通先生认为，岷山河谷是最早开拓的地区，蜀的农业即是从岷山河谷开始的[24]。他的见解固然还需进一步取得证据，可是仍无疑有着重要参考价值。考古学已经证明，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去的，而不是相反。岷江上游曾发现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新石器彩陶和磨制石器共存的情况，这些材料早于当地畜牧业兴起的材料，无可置疑地揭示出农业起源年代很早的事实，也让人看出蚕丛氏首先是作为一个农业族类兴起于此的。
岷江上游地区的农业最早属于高地农业。本区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文化遗存越往高地，其年代越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这类高地农业，经过一定程度发展，又往往向低地拓展移殖。史籍中所见今都江堰市一带的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古地名，以及成都平原所见蚕丛氏的考古文化遗迹，就是高地农业向低地拓展移殖的例证[25]。(www.xing528.com)
岷江上游经济的特点是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从大量石棺葬中出土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陶器以及各种动物骨骼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汶川罗卜寨SLM3墓内出土的粮食作物，经鉴定为粟稷之属[26]。茂县城关石棺葬内出土大量谷物，盛于釜、鍪、罐内，经鉴定为皮大麦[27]。理县佳山石棺葬IM2、LM4内，出土盛于豆、罐等容器中的粮食，亦为皮大麦[28]。皮大麦俗称“水米子”，是高地农业普遍种植的一种耐寒、耐旱粮食作物。《华阳国志》和《后汉书·冉
夷传》都说岷江上游地区“土地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又说“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惟以麦为资”，“惟种麦”。这种麦，看来就是出土于石棺葬内的皮大麦，它应是先秦岷江上游粗耕农业的主要产品。但两书所说本区“不生谷粟麻菽”，“不宜五谷”，则与考古发现有异。看来，皮大麦和粟稷类都是本区的粮食作物品种。根据竺可桢对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研究[29]，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并不太大，周、秦、西汉时期，气温的差别很小。结合两《汉书》等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岷江上游地区从先秦秦汉以来都是干寒型气候。因此出土于石棺葬的这几种粮食作物，必然也就是本区从农业起源时代直到秦汉时代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的动物骨骼，主要是羊骨，一些石棺葬内还出土青色羊毛织品，说明这里的畜牧业以养羊为主。石棺葬内还发现一些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骨骼，说明狩猎还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无疑是当地居民兼事畜牧并辅以狩猎的实物证据。
（三）汉沔嘉陵江经济区
本区指分布在汉中盆地并南及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的古代农耕区，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开拓。
汉中原为蜀地。殷商时代，汉沔之地是古蜀王国的重要农业经济区之一，也是古蜀王国的北方屏障之所在。1955年至1981年间在汉中渭水河下游约7公里的范围内，共出土商代青铜器530余件[30]。其中有相当多的蜀式三角形援无胡戈、大批青铜人面具和兽面具，也发现蜀文化特有的陶尖底罐。这一大批兵器、祭祀用器和生活用器的出土，无可非议地说明当地原为蜀土。殷卜辞中屡见的商蜀关系以及“蜀”地，其实都是指汉中盆地蜀王国的北部疆土而言。
在殷卜辞中，汉沔的蜀是经常提到的一个农业经济区。殷卜辞中有为蜀卜年之辞：
（1）贞，蜀不其受年
王占曰，蜀其受年 （《乙》6422）
（2）缶眔蜀受年 （《乙》6423）
殷卜辞中的“受年”，是卜问年成收获的丰歉的用语。《穀梁传》桓公三年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即是这个意思。上举辞例中，不仅贞人卜问蜀是否丰收，殷王还亲自占卜问蜀年。这说明，汉沔经济区谷物的丰歉，不仅对蜀本土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引起了殷商王朝的高度关注。这种情况，当然是以汉沔之地有着发达的农业和丰盛的谷物为前提的。《华阳国志·汉中志》赞汉中盆地道：
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三蜀，指蜀、广汉、犍为三郡，因后两郡从蜀郡分出，故有“三蜀”之说。三蜀皆富庶之区。汉中盆地的农业经济既然能够与三蜀略相比侔，足见其经济的发展程度确实达到了相当水平，成为古蜀王国北部的重要经济中心。
汉沔之南，即是川北嘉陵江谷地，也是蜀的农业经济区之一。开明王朝曾封苴侯于葭萌（今广元市昭化），北镇汉中，一方面出于军事目的，一方面也带有明显的经济意图。由此看来，汉沔和嘉陵江经济区在古代很有可能是连为一体、互为依托的。所以《尚书·禹贡》既言“沱（今沱江）、潜（今嘉陵江）既道”，又说“浮于潜，逾于沔（沔水，汉水上源）”。
在以上经济区外，古蜀还有若干其他或大或小的农业经济区。比较知名的如：青衣江谷地，自古便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地区，负有盛名。金沙江下游河谷，也以农业、种植业著称。顺长江东下，还有若干经济区，主要富产荔枝、姜、蒟、巴菽、桃枝、给客橙、麻、苎等多种产品，更有渔盐之利，形成蜀中连绵甚广的农业经济带。各区都为古蜀经济的发展，为古蜀文明的光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事实说明，在公元前4世纪末叶以前，古蜀的各个农业经济区，都在农林牧副渔业诸方面获得了重要进展，为古蜀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为后来四川经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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