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的农作物种类及经济林木的栽培

迄今为止的古蜀考古中，尚未发现直接从对本地野生植物的栽培转化而来的早期农作物的实物遗存。至于稻作农业的开端，也因迄今无可靠资料，不能予以确定。从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和发展看，古蜀的栽培水稻不大可能是本地的原产，很有可能是从四川盆地以外引进的一个农作物种类。虽然距今5000多年前的三峡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水稻，但大溪文化的发展方向是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与四川本土的古蜀文化没有关系；何况从大溪文化的栽培水稻看，也应是从其他地区引进的。

严文明认为，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在杭州湾，从公元前5000年代到3000年代形成三次大的传播浪潮，成波浪形逐级向长江三角洲、两湖盆地（包括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江淮地区广泛的范围推进发展^[10]。游汝杰认为：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和中南半岛处于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内，这也就是栽培稻的起源地^[11]。李昆声根据地理气候环境、植物种类等因素，并根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功酶研究的结果，认为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于现代普通野生稻，即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因此云南极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12]。外国学者亦有不少类似看法^[13]。由于近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种，所以对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成都平原至今尚未发现野生稻标本，缺乏稻作农业起源的条件，因此古蜀的稻作农业是从外引进而发展起来的。揆诸史籍，似乎有蛛丝马迹可寻。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道：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按：此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虽然蜀地农业绝不是始于杜宇时代（早不过殷末周初），而应在新石器晚期就已有相当发展。但是，杜宇来源于朱提（今云南昭通）。如果认为杜宇入蜀，从云南把栽培水稻及其种植技术传播引入，却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扬雄《蜀王本纪》、许慎《说文解字》、左思《蜀都赋》及常璩《华阳国志》等书，都说杜宇死后化为杜鹃，而杜鹃与蜀地稻作农业又有紧密关系。这虽是传说，不过其中应有其历史素地，其间关系看来绝非偶然。

科学工作者曾在距今4500～4300年前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发现有水稻硅酸体的存在，认为那时成都平原已出现了稻作农业^[14]，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它并不能说明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

无论怎样，至少在殷周之际，古蜀的腹心之地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并盛产菽、黍、稷等农作物。《山海经·海内经》说道：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按：郭璞注：“播琴犹播殖，方俗言耳。”即是播种。）

据蒙文通研究，此篇是古巴蜀的作品，成书年代不晚于西周中叶^[15]。“都广之野”，是指成都平原，“都广”实为“广都”。杨升庵《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这里所指的“城”当指成都平原腹心之地的三星堆古城，“方三百里”，是一个夸张之数，犹如“白发三千丈”之类。三星堆古城为古蜀王都，正是蜀国的“天下之中”，其使用年代，从夏代一直延续到周初。这一方面说明，《山海经·海内经》关于蜀都的记载有其一定依据，另一方面则说明，它关于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农业兴盛的记载也必然是有所根据，可以凭信的。所说“冬夏播（琴）种”，说明成都平原已是双季栽培农业。

《山海经·海内经》所说的“膏菽、膏稻、膏黍、膏稷”，是当时的几个主要农作物品种。为什么称其为“膏”呢？郭璞注释道：

言味好皆滑如膏。(www.xing528.com)

郝懿行疏证说：

赵岐注《孟子》云：膏粱，细粟如膏者也。

由此可知，“膏”是指粮食细腻、滑润，如膏一般。说明成都平原所产的菽、稻、黍、稷，大多品种优良，被人奉为上品。正因为如此，成都才被人称引为先秦农官“后稷”的归葬之处，以其富饶而为人向往。

古蜀除粮食作物为世所闻名外，还发展了经济林木的栽培和种植。《汉书·地理志》说道：

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师古注：“疏，菜也。”）食、果实之饶。

《华阳国志·蜀志》也说：

（蜀盛产）桑、漆、麻、苎……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中外当代植物学家在对世界栽培作物的起源地、中心地和植物栽培带的研究中，多数认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是世界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有的专家认为，中国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最大和最早的中心，这包括湖北西部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低地^[16]。这一片地域，正好与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禹贡》中“梁州”的地域范围大体吻合，其中当然包括成都平原及周邻山区在内。

有的专家还进一步研究了起源于南华带（秦岭以南，长江流域及南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人工栽培植物种类^[17]，认为其中的若干种，古代就已见于成都平原，而以桑、漆、麻、苎为荦荦大者。汉初驰名中外的“蜀布”，据任乃强研究，是用原产于蜀中的苎麻制成的细布^[18]。茶叶也是原产于蜀地，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而后颇知有饮茶之事。”此外，《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说到汉初唐蒙在南越吃到的“蜀枸酱”，也是“独蜀出”。枸树就是蜀人最早栽培的一种木本植物，用枸树果实制成的枸酱， “蜀人以为珍味”^[19]，后来才“流味于番禺之乡”^[20]，再传入华北等地，成为众口所向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