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上，在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各个遗址中，普遍出土各种用于炊煮谷类食物的陶质炊器、容器、食器、饮器和用器，出土各种用于农耕的石斧、石刀、石锄、石凿、石矛、石杵等生产工具。它们确凿地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农业革命的浪潮便已经席卷了古蜀大地，古蜀的农业获得了初步发展。
虽然文献资料没有留下这场革命的任何记录，考古资料中也还没有确切发现年代很早的农作物遗迹，然而，通过对磨制石器、陶器和家畜饲养等因素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古蜀农业革命的一些基本情况。
中外考古资料已经揭示，磨制石器是适应农耕的需要逐步产生起来的。在最原始的农业文化遗存中，农业生产工具大都沿袭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少量磨制石器也仅为局部磨光。农业生产工具的这种粗陋性是与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状况相联系的。由于既不中耕，也不除草，因此农业生产工具只需用以收割的砍伐器和用以挖穴播种的挖掘捧，就地取材，极为简陋和方便。当从最原始的粗耕农业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各种磨制石器也随之广泛地发展起来。磨制石器与农业发展进步之间这种紧密关系，不论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还是其他上古农耕文化遗存中，情形基本相同。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波及大渡河流域和四川盆地东部长江沿岸以至三峡以东地区的各个古蜀文化遗址中，均出土大量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大致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成都平原诸遗址所出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锛、凿、矛、杵等，打制石器主要为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斧形器等[4]。大渡河流域汉源背后山类型诸遗址，多见磨光石斧、石锛以及一些玉质白色细长形凿、锛、削等[5]。四川盆地东部长江沿岸的忠县㽏井沟遗址，生产工具多取材于卵石，打制较多，主要器形有石斧、有柄石锄、石矛等[6]。种类如此繁多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古蜀农业已脱离原始阶段，进入锄耕农业阶段的有力证据。
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某些遗址所出石质农业工具，打制的比重较大，如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打制的占80%以上。根据对石器的微痕磨损进行的分析，大部分打制石器如盘状器、刮削器等，加工对象是竹木类植物。由于这类加工对象对工具的损耗较大，石器的使用寿命短，用量大，因此不必进一步磨制加工[7]。就磨制石器来看，许多通体磨光，制作精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生产工具，绝大多数是磨制，不少通体磨光，加工精整，半透明[8]。成都市金沙遗址还出土一件木耜，用一块整木制成，长141厘米[9]，是作为翻土工具所用的。农业生产工具的专门化，工具组合成套化，是古蜀农耕遗址所出石器的特点之一，它反映了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充分显示出古蜀农业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www.xing528.com)
陶器也是农业产生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它是适应炊煮谷类食物的需要逐步产生形成的。在原始农业的早期阶段，农作物的栽培数量很少，人们的食物主要还是来源于采集天然产品，对炊煮用具并无特别的需求。这在世界古代民族史和近代民族志中有大量实例可以类比、佐证。只有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时，便于炊煮谷类食物的用具，才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在古代社会，陶器由于取材便利，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可经高温烧烤等优点，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理想炊器。在中外考古学上，凡是农业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的食物以谷物类为主的文化遗存中，制陶业都比较发达，反之亦然。可见，陶器的产生和进步，与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反过来说，凡是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文化遗存，也都是比较发达的农业文化。
在古蜀文化诸遗址中，都有发达的制陶业。三星堆遗址陶器的基本组合是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柄勺、尖底罐，成都遗址基本相同。器形多种多样，有各种炊器、食器、饮器、贮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这些复杂的器形，反映了食物的多样性。尤其各种酒器出土甚多，更加显示出农业进步，产量富而有余的情景。
图5－1 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木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