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蜀王子安阳王南迁

蜀亡后，蜀之群公子先后被秦封于蜀，贬蜀王之号为蜀侯。但开明王的群公子并未全部降秦，号为安阳王的蜀王子，即在蜀亡后率所部兵将三万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之地，建立王朝，称雄达百余年之久。

在《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其他一些史籍中，保存了蜀王子安阳王南迁的珍贵史料。《交州外域记》记载：

交趾（按：指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

据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越史略》诸书所记，安阳王名泮，巴蜀人，显然是开明王后代。安阳王既称蜀王子，说明是蜀王后世子孙^[148]。“开明”与“安阳”，也是一词的同音异写，仅音读稍异^[149]。其史迹，除上举诸书外，还见于《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索隐所引《广州记》、《唐书·地理志》所引《南越志》以及《太平寰宇记》所引《日南传》等。

安阳王自开明王朝灭亡后，即率部经今雅安芦山地区逾大相岭，出牦牛道，至汉源渡河抵越西，跨小相岭出泸沽，沿安宁河至西昌，再出云南之濮水（礼社江）、劳水（元江），入越南红河地区^[150]，征服当地雒王、雒侯，建立政权。《续汉书·郡国志》“交趾郡”下刘昭补注曰：“即安阳王国”。《广州记》称安阳王“治封溪县”^[151]。越人陶维英《越南历史疆域·附录》记载越南民间传说，以今越南永福省东英县古螺村为安阳王城。经查，地在河内正北，桥江以南。螺城为雒城之讹。

约在公元前180年，安阳王为南越王赵佗所灭，上距蜀亡于秦已130余年，足见安阳王在交趾建国相当长久，非只一二代。据蒙文通研究，史籍称安阳王将兵三万讨雒王，实为一民族之迁徙，而其中不胜兵者当不下三万人，则南迁的蜀人略有六万，与当地骆越民数九万之比为二比三。如此，南迁的蜀人对于后世越南民族形成的关系至为重大。越南旧史尊蜀泮为蜀朝，而蜀泮在越南民间长期享有崇高威望，当非偶然^[152]。这说明，开明王室的后代子孙，对越南北部红河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蜀王子安阳王南迁的史迹，在考古学文化上也有若干反映。近年在峨眉符溪、峨边共安和永东、犍为金井、汉源小堡、会理瓦石田、盐源柏林、盐边团结等地均发现大量蜀式器物，反映了安阳王南迁的情况^[153]。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文化中，也有大量蜀式器物，如呈贡龙街石碑村、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都出土大量蜀式无胡青铜戈。从流行年代及戈的形制纹饰分析，其中一些与蜀人南迁、蜀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有关。而越南北部东山文化中的无胡青铜戈^[154]，也应与蜀文化有某种联系。从而证实了中、越史籍关于蜀王子安阳王南迁北越建国的史实。

图4－21　东山文化青铜矛

【注释】

[1]《论语·泰伯》。

[2]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甲骨文概论》，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 《古文字论文选集》1982年版。

[3]《诗经·大雅·大明》。

[4]《左传》桓公十一年。

[5]《尚书·牧誓》。

[6]李学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3～5页。

[7]王家祐：《记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8]徐中舒：《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文物》1962年第6期。

[9]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

[10]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班簋年代，尚有争议，此从郭说。

[11]《太平御览》卷85引。

[12]《史记·楚世家》。

[13]《礼记·郊特牲》。

[14]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15]晏殊：《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16]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5页。

[17]成都在商代晚期就已形成为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城市，作为一座次级中心城市，它与较之更早形成的三星堆古蜀王都一道，构成商代蜀国的早期城市体系。见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金沙遗址的发现，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新材料和新证据。

[18]参见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华阳国志·蜀志》。

[20]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1]《蜀王本纪》。

[22]《华阳国志·蜀志》。

[23]严可均辑：《全汉文》卷5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4页。

[24]《水经·江水注》引。

[2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9页。

[26]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27]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7页。

[2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散氏盘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6～888页。

[29]资料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30]资料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31]《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32]《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3]王国维：《观堂集林》第4册，《观堂别集》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2～1154页。

[34]《左传》定公四年。

[35]段渝：《论“早期巴文化”》，《巴渝文化》第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611页。

[36]《读史方舆纪要》卷71。

[37]《水经·江水注》引。

[38]《舆地纪胜》卷164引，今本佚有关内容。

[39]《太平御览》卷116引。

[40]并见嘉庆《四川通志》卷201《杂类志五·外纪一》。

[41]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2]《华阳国志·蜀志》。

[4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4]《史记·秦本纪》。

[45]《华阳国志·蜀志》。

[46]殷商西周时期，汉中并不全部属蜀，商代有缶、覃等国，西周末郑桓公死难，其民南奔，据有南郑之地。至开明二世攻秦至雍，始将汉中盆地全部入于蜀国版图。

[47]《史记·楚世家》及《六国年表·楚表》。

[48]《水经·江水注》。

[49]《太平寰宇记》“清江县”下。

[50]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

[51]王红光：《贵州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认识》，《考古》2006年第8期。

[5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贵州威宁中水史前至汉代遗址》，2006年6月，打印本。

[53]《水经·江水注》。

[54]《华阳国志·蜀志》。

[55]《华阳国志·蜀志》。

[56]段渝：《楚为殷代男服说》，《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

[57]《史记·楚世家》。

[58]段渝：《荆楚国名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59]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60]《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

[61]《华阳国志·南中志》。

[62]《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引《益部耆旧传》。

[63]《华阳国志·南中志》。

[64]四川省博物馆等：《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65]宋治民：《四川战国墓葬试析》，《四川文物》1990年第5期。

[66]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67]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 《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8]参考段渝：《论新都蜀墓及所出“昭之食人鼎”》，《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69]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61页。

[70]《华阳国志·蜀志》。

[71]《逸周书·职方》孔晁注。

[72]《大盂鼎》铭文。

[73]《孟子·离娄下》。(www.xing528.com)

[74]《华阳国志·蜀志》。

[75]《史记·张仪列传》载，秦灭蜀后，“贬蜀王更号曰侯”。由此可以窥见王与侯的关系。

[76]《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77]段渝：《论新都蜀墓及所出“邵之飤鼎”》，《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78]《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如像“夷王”、“狄王”一类所谓“王”，实即族群之长，与古代国家君主所称的王具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79]《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80]《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81]段渝：《先秦秦汉成都的市及市府职能的演变》，《华西考古研究》（一），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48页。

[82]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

[83]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6页。

[84]《史记·秦本纪》。

[85]《汉书·食货志上》。

[86]《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87]郑樵：《通志·氏族略》引盛弘之《荆州记》。

[88]王符：《潜夫论·志氏姓》。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1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

[91]赵殿增：《四川原始文化类型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92]岳润烈：《四川汉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93]《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1991年版。

[94]资料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95]《华阳国志·蜀志》。

[96]《华阳国志·南中志》。

[97]《史记·西南夷列传》。

[98]资料分别藏于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盐源县文化馆、会理县文管所。

[99]参考段渝：《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文物》1996年第3期。

[10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01]《史记·西南夷列传》。

[102]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3]《华阳国志·蜀志》。

[104]《华阳国志·蜀志》。

[105]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

[106]《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9年版。

[107]《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108]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 《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张增棋：《滇西青铜文化初探》，《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109]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

[110]《华阳国志·蜀志》。

[11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99页。

[1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唐房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3]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5]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8页。

[116]段渝：《论巴蜀地理对文明起源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17]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

[118]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119]高至喜：《“楚公”戈》，《文物》1959年第12期。

[120]冯汉骥：《关于“楚公”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121]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八），第164页。

[122]《史记·楚世家》。

[123]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4]《华阳国志·蜀志》。

[125]《史记·楚世家》。关于祝融一系的考证，可参阅段渝《〈山海经〉中所见祝融考》，《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16页。

[126]《史记·楚世家》。

[127]李昭和：《“巴蜀”与“楚”漆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128]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129]《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吴语》。

[130]《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

[131]《史记·秦本纪》。

[132]《史记·秦本纪》。

[133]《史记·秦本纪》。

[134]《史记·秦本纪》。

[135]《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136]《史记·六国年表序》。

[137]《史记·六国年表·秦表》。

[138]《史记·苏秦列传》。

[139]《蜀王本纪》。

[140]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141]李昭和：《“巴蜀”与“楚”漆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142]《蜀王本纪》。

[143]《蜀王本纪》。

[144]《华阳国志·巴志》。

[145]《战国策·秦策一》。

[146]《史记·张仪列传》。

[147]《战国策·秦策一》，《华阳国志·蜀志》。

[148]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9]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0]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1]《史记·南越列传》索隐引。

[152]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3]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考古》1984年第12期。

[154]［越］黎文兰等：《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2年译，第106、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