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在西周，甚微。周孝王时，赐秦之先公非子嬴姓，分土为附庸，邑为秦，号曰秦嬴。西周末年，周王室避犬戎难，东徙雒邑，秦襄公以兵护驾周平王。于是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130]。至秦穆公时（公元前659－前621年在位），秦势强盛，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31]，史称春秋五霸之一。
秦初居西陲，距蜀较远，文献中未见两国发生交往的记载，至春秋初年秦文公时，始见两国发生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早期，蜀王开明二世攻秦至雍，这是蜀、秦构兵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蜀、秦和战不定，但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却也在日益增强。
战国初，蜀、秦基本上保持着对等的与国关系。《史记·秦本纪》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年）“蜀人来赂”，《六国年表》所记相同。这是诸侯间常见的互通聘享之礼，致告命之辞的传统。或以为这是蜀人朝秦，不确。因为“赂”并不就是朝贡。《国语·晋语》“骊姬赂二五”，韦昭注曰：“赂，遗也。”遗就是赠遗。秦厉共公时，秦势不振，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32]。在这种情形下，秦不可能具有使蜀国前来朝贡的威势。况且此时蜀势正值鼎盛之期，更不可能向秦朝贡。因此，战国初期，蜀、秦地位平等，一长南夷，一霸西戎，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臣服关系。
蜀、秦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始于公元前451年，围绕南郑展开长期争夺。
南郑（今陕西南郑）位于汉中盆地西南部，米仓山之北，扼东汉水（今汉江）与西汉水（今嘉陵江）上源之间。其地左右逢源，既可北出褒斜道以进中原，又可南下金牛道以入蜀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商周之际，已有蜀人活动于汉中，并在若干地点建有蜀的军事据点。但当时汉中显然并非全部为蜀地。其时地广人稀，各族、方国所据之地均以点状分布，并且犬牙交错，其中还有大片瓯脱之地。此时南郑尚不为蜀所有。《水经、沔水注》于“南郑县”下载：“县故褒之附庸也”，又引《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为称，即汉中郡治也。”郑桓公死于公元前771年。可见春秋初年南郑为郑之遗民所居。但不久，其地即被蜀国占领。《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二世“攻秦至雍”，雍在今陕西宝鸡以北。蜀北上伐秦，必经褒斜道前出，故知此役蜀国必已先期攻克南郑。由此看来，至少在春秋前期，即公元前7世纪前半叶，南郑已并入蜀的版图。
秦国战略，自穆公开始，一直企图东进与诸夏争雄。然而，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33]。终不能东渡黄河争霸中原。于是企图南略汉中，以为向东进取的战略基地。《史记·六国年表》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左庶长城南郑。”《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郑也。”秦以左庶长城南郑，表明秦于此年初取蜀之南郑，并按秦国习俗构筑城池，以防蜀师反攻。或以为此年以前南郑早已属秦，未当。开明二世时蜀已据有南郑，有史可考，毋庸置疑。自开明二世攻秦以后至公元前451年，蜀、秦无战事，蜀也不可能将南郑拱手送秦。可见秦厉共公二十六年以前的确未曾染指南郑，谈不上据有南郑之地。
秦初取南郑，经营10年，至秦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蜀师反攻，收复南郑。《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秦表》均记载此年“南郑反”，表明秦复失南郑于蜀。此后数十年间，由于秦与三晋再开战端，加之秦内部有乱，故与蜀无大战事。
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再度出师，“伐蜀，取南郑”[134]。蜀师迅速组织反攻，于当年一举再复南郑。《史记·六国年表》于秦惠公十三年下记载：“蜀取我南郑”，即是同一年秦取南郑得而复失。或以为《秦本纪》所载“伐蜀取南郑”发生在《六国年表》所载“蜀取我南郑”之后，似不确。按《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周显王于公元前368年至前321年在位，其即位之年距此役仅19年，其间蜀、秦无战事。如蜀先取南郑，而后复为秦取，则周显王之世就应当是秦王有褒汉之地，而不是蜀王。褒为褒中，汉为汉中，褒汉之地即包括南郑在内。可见，应当是《秦本纪》所记在前，《六国年表》所记在后，即秦取蜀之南郑后，旋又复失于蜀。(www.xing528.com)
蜀、秦南郑之役，历时65年，终以蜀国胜利而告终。蜀国保有南郑之地，不仅对巩固蜀的北方防线有重要意义，同时蜀还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西北拓展，一度兼有武都之地（今甘肃西和县南，一说成县境）。并且，此役的胜利，还对稍后（公元前361年）楚国占领汉中以东并企图进一步攻略汉中西部起到遏制作用，使楚不得不由汉中以东折而向南，兵锋指向巴、黔中。这说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蜀对南郑的固守，对于巴、蜀、楚、秦之间战争局势的变化起到了明显的影响。
此后大约70年间，由于秦国战略方向的变化，由南下转而东进，又中经孝公用商鞅变法，乡邑大治，民富国强，于是“蚕食六国”[135]，“常雄诸侯”[136]，一时无暇南顾。在此期间，蜀、秦基本无战事，双方维持着和平的表象。秦惠文王元年（公元前337年），“楚、韩、赵、蜀人来”[137]，与秦聘享告命。蜀王还和秦惠文王互致馈遗。不过，正如楚威王所说：“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138]对此，蜀王也有所戒备，曾亲率万余人东猎褒谷，会见秦惠王，耀武观兵[139]。蜀王为进一步巩固汉中防守，又封其弟苴侯坐镇汉中，驻节葭萌（今广元昭化）。但是，从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看，秦的实力已日强于各国，而秦的兼并战争也日益向着统一全中国的性质转化。因此，蜀虽号为一方之长，但终究不能抵挡强秦的战略攻势。蜀为秦灭，不过只是时间的早迟罢了。
图4－19 昭化古城葭萌亭
蜀、秦毗邻数百年之久，双方除战争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在经常发生。《史记·货殖列传》载：“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早在春秋前期，双方就存在官方和民间的通商贸易关系。用以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史载蜀人嘲笑秦人为“西方牧犊儿”，秦人许之，而秦伐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借助于蜀国丰富的粮食以增国力。似乎说明在秦、蜀贸易中，蜀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以及各种手工业品，秦的商品主要是各种畜牧产品。
蜀、秦之间有数道相通，主要商道除汉中褒斜道外，还有岷山青衣道，即秦道。古本《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1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这几条道路经常开通，在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两国文化中一些因素的相近，就是经济文化交流渠道畅通的绝好说明。蜀国青铜文化所特有的鍪、釜、甑等器形，就是由秦人再流布到其他地区的[140]。秦国髹漆工艺中的某些做法，也来源于蜀，表现出强烈的蜀文化风格[141]。这些影响不仅仅限于战国，还延及秦汉甚至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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