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为姬姓封国。西周时代，巴立国于陕南与鄂西之间，为周王室的南土之一。春秋时代，巴国东与楚争，遭受巨大挫折，于春秋末辗转南下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于是始与早在四川盆地称雄称长的蜀国邻敌。史籍所述“巴与蜀仇”，“巴、蜀世战争”[110]，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一线原是蜀的势力范围，一度成为蜀土。《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 “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蜀大军能东出三峡，进军鄂西清江口之东，说明在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之地可以通行无阻。《水经·夷水注》载：“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水经·江水注》还说鳖灵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望）帝使（鳖）令凿巫峡通水。”《太平寰宇记》“清江县”下载：“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徐中舒先生认为，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言之，巴在巫夔以西的五都，战国前必然也都是蜀的旧壤[111]。事实上，西周春秋时代四川盆地东部的经济文化还颇为落后，不能同早已进入文明时代的泱泱蜀国相抗衡。因此蜀以先进的经济文化向四川盆地东部地区拓展，并非不可能。
春秋战国之际，巴国由鄂西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与蜀争城夺野。但关于“巴、蜀世战争”的详情，史籍记载绝少，无法知其详。
史称巴的农业来源于蜀。《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按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从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考古情况看，曾在重庆万州唐房坪遗址发现相当于夏代的8件小件青铜器[112]，在万州中坝子遗址商末周初的地层中发现1件铜鱼钩[113]，在巫山双堰塘西周时期的遗址中清理出28件小件青铜器[114]，在西陵峡以东的湖北长阳也零星出土了西周时期的小件铜器，这些铜器均为小件工具如箭镞、刮刀、鱼钩、锥、针等，并且形态原始、质地粗糙。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在峡江地区才开始出现大型青铜器。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土著农业必然是停留在原始的粗耕农业阶段。杜宇王朝的年代为西周初年至春秋早期，当时四川盆地东部固无所谓巴国，但四川盆地东部、鄂西却通称巴地。杜宇教民务农影响到巴，显然是指四川盆地东部巴地而言，绝不是指当时还在陕东南与鄂西之间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姬姓巴国。
蒙文通先生认为，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禹贡》对于西南地区的记载，偏在川西，当时人们对大巴山地区和嘉陵江以东的地区所知甚少，因为那是没有开拓的地区。《禹贡》所记西南，以岷、嶓以南的蔡、蒙和成都平原为中心，因为那是最早开拓的地区[115]。蒙文通先生的认识应是特指夏商时代。从考古文化所显示的情况来看，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古代巴地，其文明起源的曙光虽然初现于夏商之际，但四川盆地东部巴地文明时代的到来却在春秋战国之交，这种情况可以大体印证《华阳国志》关于巴受蜀地农业的影响而日渐发展的记载[116]。蜀不仅向巴地传播先进的农耕文化，而且随着农耕文化的东传，也向巴地传播蜀的古文字。过去学术界所说“巴蜀文字”、“巴蜀符号”，实为蜀的古文字系统，是巴人借用蜀文，而不是相反[117]。(www.xing528.com)
巴、蜀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多方面的。在战国青铜文化方面，巴、蜀均有绝少见于其他文化系统的鍪、釜、甑。巴式剑与蜀式剑的形制大体相似，青铜矛、钺也大同小异。到战国后期，巴、蜀文化合流的趋势愈益明显，一些巴式青铜器上饰以蜀器纹饰，有的器物竟难以区分究竟是巴式还是蜀式，只能笼统地称为巴蜀器物。所谓巴蜀文化，实应指战国以来四川地区以巴、蜀为主体的文化。
图4－17 巴、蜀青铜剑
战国时代巴、蜀两国的居民中都有很大部分属于百濮民族系统的各个支系，因此两地常常发现有大体相似的埋葬习俗。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多见船棺葬，棺具做成独木舟形，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船头船尾呈上翘状。川西平原和川中地区则既有船棺也有独木棺，独木棺与船棺的区别，仅在于两端不做成上斜形，而是截齐做成平头状。这两类棺具当出自一源，并且与水居的濮系民族有关。由此看来，战国时代巴、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除地域毗邻等因素外，民族文化的相近和相通也是最基本的因素之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