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化在滇文化区的传播与扩张

滇文化是分布在云南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一支地方文化，其创造者为古代滇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时代，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碳14测年数据，上限约为公元前5世纪，下限约为公元前1世纪，相当于春秋末战国初到西汉，前后相续达400余年。

滇文化是一支灿烂的青铜时代文化，具有极为发达的青铜器农业、进步的青铜器手工业，各种青铜器不仅制作精美，而且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也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青铜文化相媲美。

比较而言，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远，连续发展的时代也比滇文化长久。固然这两种青铜文化各有优长之处，也互有影响，但成都平原古蜀青铜文化较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却是考古学上的事实。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106]、江川李家山^[107]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晋宁在汉代为滇池县，是古滇国故都之所在。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的立雕像。这种风格完全不同于华北诸夏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楚文化，却与三星堆青铜文化有着相近似之处，造型艺术也较接近，仅有体量大小的不同。青铜雕像人物，有椎髻、辫发、穿耳等形式，与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不乏某些共同点。一件长方形铜片上刻划的文字符号中，有一柄短杖图像，无杖首，杖身上刻四个人头纹。从滇文化发现大量各式杖首来看，应有发达的用杖制度。滇文化以杖而不以鼎来标志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与古蜀文化颇为一致，其间关系的确发人深思。

图4－15　云南滇文化贮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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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云南滇文化青铜戈

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也含有蜀文化色彩。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墓地，均发现了无格式青铜剑。与蜀式扁茎无格柳叶形青铜剑相比较，其间区别仅在于，滇式无格剑为圆茎，而蜀式无格剑为扁茎，两种剑实际属于同一风格，没有本质性区别，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系^[108]。滇文化的青铜戈，最大特点是以无胡式戈为主，占总数3／4以上。其基本形制有四种，除前锋平齐的一种外，都是戈援呈三角形，这正是蜀式戈的最具特色之处。滇文化青铜戈上的太阳纹或人形纹，在蜀戈上也是早已有之。固然，滇式无胡戈具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制作于当地，但它在发展演变中显然曾经受到过蜀式戈的重要影响^[109]，却是没有疑问的。

滇文化青铜器大量模仿蜀式兵器，显然是长期积习所致，意味着滇池地区曾被长期置于蜀的军事控临之下。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在造型和风格上模仿三星堆青铜雕像，滇文化的用杖制度模仿蜀制，也都意味着滇池地区曾经长期为蜀王所控临。滇文化青铜兵器当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如靴形青铜钺等，这种钺的钺身多刻铸有繁缛精美的纹饰，似非实战兵器，而与礼仪有关，当为礼器。滇文化青铜戈中有一种巨型戈，内部满刻精美花纹，也属礼仪性质，不是实战兵器，实战用戈则多仿蜀戈。这表明，滇文化对蜀文化的吸收，多在军事方面，恰与上文所述蜀对南中的军事控制相符合。《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的确是有大量史实根据的。

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铜矿，但商代开采的记载极少，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就是取之于云南的。大概其铜、锡原料也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这正是蜀文化向滇文化区大力扩张的主要目的之所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古蜀文化在滇池地区的扩张，并不是也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直接版图之中，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论，南中是蜀的附庸。蜀仅是南中各族之长，而非南中各族之君，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蜀王开明氏“雄长僚僰”一样，有控制力量但却不是实施直接统治。其控制方式，大概与文献所记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相似。

西汉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载：“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引《谱记》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唐时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巂州治今四川西昌，均为南中重地所在。蚕丛国破，年代约当夏商之际，正是三星堆文化兴起之时。蜀王蚕丛后代南下南中姚、巂之间，世代在那里活动居息，对于古蜀文化在南中立稳足根、世代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蜀文化对南中发生持续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史记·三代世表》既然记载西汉时南中蜀王后代能够常至京师朝降输献，那就说明蜀王后代必为当地邑君，这也正是《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对所谓黄帝后世“王天下之久远”的举证，是当时的实录。这说明，从夏商以来到西汉之世，蜀王后世在南中地区一直保有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