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制度
开明王朝承袭杜宇王朝的君主制政体，实行王位世袭制度。《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中，鳖灵以下见于记载者，有开明二世、三世、五世、九世、十二世及其史迹。《蜀志》说开明氏“王蜀凡十二世”，王位是一脉相传的。王室立太子，别子为群公子。《史记·秦本纪》和《六国年表·秦表》都记载秦灭蜀后三封蜀公子为蜀侯[69]，而蜀太子已经死难[70]，表明蜀有太子与群公子之分，与诸夏同制。
开明王朝的职官可考者，有太傅、丞相、郎中令等，皆为朝官。封君可考者有侯，为一方之长。余皆不可考。仅此来看，职官制度也是比较完善的，并且与中原诸夏的职官制度有相近之处。
开明王朝效法西周分封制，封其王室子弟于边防重镇，以为屏障。《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侯，即是“为王斥侯”[71]，主要职守是攻伐征战，镇守边圉。分封是分封土地人民，即所谓“授民授疆土”[72]，本为西周制度。春秋战国时代，中原“王者之迹熄”[73]，诸侯逾制，分封制早已名存实亡。诸夏虽自尊为王，但绝不封侯。楚有封君，亦少称侯。蜀却效法西周，重建分封，充分表露出开明王朝的勃勃雄心。同时也说明蜀仍是一个独立王国，与中原“君长莫同书轨”[74]，典章制度仍有很多区别[75]。
开明王朝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祭祀之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史称开明一世为丛帝，二世为芦帝，三世为保子帝。《蜀王本纪》又说：“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称帝之说不足凭信。开明一系所称的帝，实与杜宇之称帝相同，都是祭名或谥号，与帝王之义无关。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九世”为“五世”之误，当以上引《蜀王本纪》为是。所说开明五世始立宗庙，未确。宗庙之制，起源甚古。虽各地各族宗庙形式有所不同，但总有神主灵位，这来源于上古时代的祖先崇拜。古代民族最重祭祀制度，在绝大多数文化变迁中，祭祀模式变化最为缓慢，因为它是文化传统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古代中国西南民族巫鬼和鬼主的长期存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开明五世之前绝不可能没有宗庙之制。上引文献说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后，“始立宗庙”，所谓“始立”，应理解为重建，即在新迁的都城内重新建立先王宗庙。而所称“以五色为主”，主即神主，即先王灵位，五色神主恰好是开明一世至五世的宗庙之数。所说“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正是以一代先王神主为一色，以示区别。显然可见，所谓五色，其实均为谥号。而“五帝”之“帝”，不过全是祭名罢了。由此可知，开明诸王所称的帝，乃是在其宗庙举行禘祭所命名，为死谥，非生称。
开明王朝的礼乐之制还可从新都木椁墓见其一斑[76]。此墓早年虽曾被盗，仍出有大批青铜器、部分玉器和漆器。青铜器中有相当多的礼器，也有乐器。兵器光洁如新，礼器也多为赶制而成。列鼎五件中，有一件盖内有“邵之飤鼎”铭文四字，邵即昭祭，为祭名，是为墓主（蜀王）下葬前所举行的昭祭仪式中所用燕享之器[77]。由此可以说明上述五色帝为祭名，也可从中看到蜀王礼乐制度的某些情况。古代“事死如事生”。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共出一墓，反映出蜀王政权的集中统一，说明当时的蜀王国仍处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一种全盛时代。
（二）阶级和社会结构
开明王朝的阶级划分比较明显。统治阶级包括蜀王、王室子弟和姻亲、王朝大臣、封君，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所谓“王”、 “侯”即族群之长[78]。被统治阶级主要有农奴、广大平民以及工商业者等。整个阶级结构呈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
统治阶级的上层由蜀王、王室成员及亲戚组成，拥有一切权力，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核心集团，人数不多。蜀王是其总代表，拥有绝对权力。封君为一方之长，有土有民，但对蜀王有各种义务，在内外政策上必须听令于蜀王。各级臣僚和其他统治者，占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是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权力或大或小，均受其上层或蜀王制约，形成层层从属的品级制结构。(www.xing528.com)
被统治阶级的最大多数是农奴、工商业者和其他平民。奴隶只占极少部分，主要是王室和大小统治者的家内奴隶，生产奴隶则绝未见于记载，考古资料也绝少反映。
广大被统治者被编制固定在一种称为“五丁”的社会组织中。所谓五丁，从文献记载来看，主要使用于各种劳役，如凿山开道等公共工程、王室迎送等，称为“五丁力士”。其性质，根据古代史的通常情形分析，除可能含有什伍连坐的意义外，主要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既是统治机构中的基层组织形式，又是政府征调力役、征收贡赋的基本单位。它最初可能是农村公社的一种地缘性结构，后随蜀王统治的强化，演变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类的社会基层组织和行政单位。至于什伍连坐之制，则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基层组织基础之上的一种强化统治的措施，它的出现较晚，也与五丁制度的本来意义无关。
手工业者有各行各业的工匠，内部又有细密的分工。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食官”的官手工业者，具有与农奴相近的身份。也有相当的个体手工业者，其产品直接面向市场，为销售而生产。荥经曾家沟古墓群中出土的大批漆器，制地为成都[79]。青川战国墓群中出土的漆器，多有制器工匠的姓名[80]，是古代“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传统做法，表明生产者具有自由人身份，不是官手工业，而是民间个体手工业者。成都漆器大量出现在荥经、青川等地，并且所由随葬的墓均非王室墓，有的可能还是秦、楚墓，显然可见漆器是经由贸易所得。这就说明了蜀国有不少个体手工业者存在的事实[81]。
商业中也存在官商和个体商贾两类。官商主要经管富于战略性的物资、资源以及王朝的对外贸易等，也管理国内的官市如“成都市”等。在开明王朝迁都成都以前，成都是一座自由都市[82]，荥经出土的“成造”漆器，就是在成都的集市“成市”上出售的商品。但官商不一定亲自经营买卖，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市场并收税。市场中以个体商贾为主。个体商贾不仅在国内市场从事贸易活动，还常常从事边境贸易，夜郎和滇越（今东印度阿萨姆境内）是其主要外贸对象，汶山、笮都和僰也是其内外贸易的重点。
开明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国有制。《汉书·地理志》说“秦昭王开巴蜀”，《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只能认为是把商鞅的辕田制度在此时推行于巴蜀[83]。商鞅变法，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84]， “除井田，民得买卖”[85]，确立起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体的新的生产关系。秦昭王时始在巴蜀推行封建地主制经济，表明蜀王国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青川秦田律规定了田亩、阡陌、封畛等具体实施办法[86]，说明了同样的事实。但从五丁制度本质上属于力役地租范畴，以及蜀有大量个体工商业者等情形看，开明王朝却也不是奴隶制社会，而属于领主封建制即早期封建社会。
一些论著在分析蜀国社会性质时，往往征引盛弘之《荆州记》，据以认为是奴隶社会的证据。仔细推敲，大有疑问。先看这段记载：
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87]
被蜀王遗以廪君的五十人，既以税为氏，就表明他们并非奴隶。根据古代命氏之法，贵族有氏，庶人、奴隶无氏。《左传》隐公八年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同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可见，有土斯有氏。“或氏号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88]顾炎武《原姓篇》指出：“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所论极是。《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之八氏“降在皂隶”，《国语·周语》称为：“亡其姓氏，踣毙不振，绝无后主，湮替隶圉。”贵族一旦降为皂隶，即被取消其称氏的资格，亡其姓氏。由此可证，税氏五十人既有氏，显然不是奴隶。
不是奴隶而被遗人，是农奴制的一大特点，表现出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恩格斯指出：“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看到，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89]从《荆州记》来看，蜀王正是在征服了四川盆地东部及鄂西而“王巴蜀”后，将被征服的税氏五十人遗予夷水清江的廪君。而且，把人连同土地一并加以夺取，也并不是唯一在奴隶制下才有的特征，农奴制同样如此。关于此点，马克思早已指出过[90]。西周封建制就是由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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