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杜宇王朝的崛起与发展

杜宇取代鱼凫王蜀，是蜀国的一次王朝更迭。虽然这次政权兴替的内部原因为史籍所未载，但显然与殷周之际的政治动荡和中原的王朝代兴有关，以致可以说是殷周之际政局演变的直接产物。

（一）殷周之际的蜀

殷代晚期蜀与商王朝的关系，从上一章第六节所举卜辞第（12）辞（第四期卜辞）可见，已日益趋于恶化。稍后，殷王畿西方的周文王经营南土，联络江汉，西土诸邦和蜀等南土之国一并加人周人的反殷集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1]，终成灭纣翦商大业。

图4－1　周原甲骨

殷末蜀国加入以周文王为首的反殷集团，周原甲骨文和古文献都有记载。周原甲骨载“克蜀”、“伐蜀”。

此两甲本身无年代。根据殷周之际形势，可以断在周文王之时^[2]。周原甲骨说明，殷末周人经营南土，并非一帆风顺，对蜀即以兵戎相见。文王伐蜀，以克蜀告终，从此蜀即成为周之南土的重要盟国。而此役的直接后果，就是鱼凫王朝的灭亡和杜宇王朝的诞生。

文王殁，武王继其绪业，东伐商纣。其时武王所率西土南国之师，兵力不多，而“殷商之旅，其会如林”^[3]，以致“商周之不敌”^[4]，力量悬殊。蜀师参加伐纣，是中坚力量之一^[5]。《华阳国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颇有根据。

正因蜀师参与伐纣，故西周建立之初，蜀随即被周王室册封为诸侯。《华阳国志·蜀志》称蚕丛为“蜀侯”，王名和年代固属有误，但蜀为西周诸侯国之说则有根据。

据《逸周书·世俘》，周武王克商后，“辛荒命伐蜀”。曾有学者认为这条材料记载的是周武王克商后立即伐蜀。实际上，这条材料是说周武王曾令辛荒追讨逃入蜀地的商王朝旧臣霍侯等^[6]，并不是讨伐成都平原的古蜀国。

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和1980年先后在彭县竹瓦街发现两处仅距10米的青铜器窖藏^[7]，共出铜器40件，计罍9、觯2、尊1、戈18、矛1、戟3、钺5、锛1。其中兵器有浓厚的蜀文化色彩，礼器中的若干件则是殷器。所出2觯，分别有“覃父癸”、“牧正父己”铭文，属分布于陕南一带的殷人之器，为蜀人所获，是蜀参加伐纣的有力物证^[8]，也是西周初年册封蜀国的有力物证。《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昭之以分物”，中有“官司彝器”，即封赐以青铜礼器。《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这些都说明周初在分封的同时，也将俘获的殷人器物封赐予诸侯。考古发现中，全国许多地方发现周初青铜器群中夹杂殷器，都是周初诸侯受封时所分得的彝器^[9]。彭县竹瓦的街周初窖藏中殷器，类皆同此，当是周王朝分封蜀侯时所同时分赐。这是蜀为西周诸侯的有力证据。

图4－2　四川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中的部分器物

西周分封制，不论侯、甸、男、卫还是稍后兴起的采服，均称诸侯。《夨令方彝》铭文“众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 《尚书·康诰》 “侯、甸、男邦、采、卫”，皆其证。蜀既有分封之实，相应也有分封之名。《华阳国志》称“蜀侯”，以诸侯通称为侯而论，亦无不可，故其说可信。蜀侯之封，是以在周文王时已攘夺的鱼凫氏王朝的土地和人民，因而封之。此蜀侯即是文献所记的杜宇。杜宇王朝由此开创。

武王殁，周公摄政，成王继立。成王时期的蜀，已是西周南土的大国。成王时铜器《班簋》铭文以蜀为周的“四方望”之一，即西南边疆之表率^[10]。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成周（今洛阳），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逸周书·王会篇》：“成周之会……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孔晁注：“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所谓“有文彩”而似凫的皋鸡，实即鱼凫王朝的神物和标记。三星堆第三、四期出土的陶塑鸟头，头顶、颈部、眼眶及嘴部饰有云雷纹，就是这种“有文彩”的凫。蜀王参加成周诸侯大会而献凫与周成王，其意义正如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告捷、献功、荐俘于周王廷一样，表示告以对鱼凫王政权的彻底推翻和取代。这无疑是杜宇王朝代兴的象征，同时也是杜宇开国年代的极好佐证，还证明《王会篇》具有相当可靠性，堪称实录。

终西周之世，蜀与周王室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古本《竹书纪年》载：“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11]据群书所记，周夷王时周室共主地位有所下降，“诸侯或不朝，相伐”^[12]，夷王也不得不“下堂而见诸侯”^[13]。此时蜀王朝周，礼仪隆重，为时所罕见，说明蜀王对周室一往情深，关系非同一般。

（二）杜宇王蜀

杜宇取代鱼凫氏的过程，文献无征。参证有关记载和考古资料，可以窥其梗概。

《蜀王本纪》载：“（鱼凫）王猎于湔山，便仙去。”此说颇与同书所记三代蜀王“皆神化不死”相似，均为战败而亡之义。所谓“猎于湔山”，也颇与古籍“天子狩于×”、“王者狩于×”的笔法相类，都是古代史家为王者避讳之辞，实指王者遇难或逃亡。《蜀王本纪》又说：“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即随鱼凫王败亡。又说：“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即言杜宇统治确立后，原随鱼凫王败亡的蜀国民众，又从湔山出来，归服杜宇王朝。可见，以上史料所说明的实际是同一事实，即鱼凫为杜宇所逐，蜀国王政归于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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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罩

周初以后蜀国青铜器形制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已与商代鱼凫王国有重要区别，重器绝无大型雕像群，亦无金杖、金面罩。成都市金沙遗址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金冠带和一大一小两件金面罩，根据同时发现的器物分析，特别是金冠带和金面罩极为近似于三星堆所出同类器物，所以这几件黄金制品应属商代晚期蜀王国的遗物。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小型青铜立人雕像，其形态也与三星堆大立人像相似，亦应属于商代晚期蜀王国的遗物。礼器中形成列罍之制，形制花纹多取诸中原同类器物，组合意趣不同，是蜀国本土所铸^[14]。引人注目的是，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中的两件兽面饰象纹铜罍，与辽宁喀左所出西周燕国铜罍，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并且其纹饰又见于周武王时的天亡簋、成王时的仲爯簋^[15]，显然有浓厚的周文化色彩。可见，自周初开始，蜀国统治阶级的青铜礼器群发生了重要变化，表明了享有这些礼器的统治集团发生了重要变化，反映了蜀国政权的易手。这种变化，也正与陶器中鸟头柄勺的消失同时，反映了鱼凫王的势力已遭到彻底扫荡。

图4－4　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青铜立人雕像

从迄今为止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16]，可以揭示出两者之间这样的结构关系：在族群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主体族群，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一个族群或亚族群；在政治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政治单位，是三星堆高级政体即以鱼凫王为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古蜀王国内的一个次级政体。周初以后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和金沙遗址三星堆文化内涵的逐步消失，正是考古学上对鱼凫王朝消亡的真实反映。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并不是三星堆文化衰亡后迁徙而来所留下的文化遗存，而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的文化延续。换句话说，在作为商代古蜀王国首位城市的三星堆古蜀王都衰亡后，作为古蜀王国次级中心城市的金沙政体并没有同时消亡^[17]，它仍然在连续发展中延续着三星堆文化的余脉，但为时不长，就被杜宇彻底灭亡，所以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面貌与商周之际相比已发生了重要变化。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西周时期的金沙遗址中能够发现商周之际古蜀文明的某些遗存，这是不奇怪的。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任何王朝的代兴都不可能完全切断前朝文化的延续，何况杜宇王朝的建立是以他和蜀地的江源女相结合所达成的政治联姻为基础的^[18]，可以说是古蜀王国内部政变的结果，因而在杜宇王朝的文化中必然保留着大量的鱼凫王朝时期的文化。另一方面，杜宇立为蜀王后，大量招徕随鱼凫王退保岷山的部众，使“化民往往复出”^[19]，回归其家园安居乐业，因而杜宇王朝初期的成都必然聚集着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因素。从历史的观点分析金沙遗址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对于其中包含或聚集了不少三星堆文化因素乃至其精华因素的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考古资料显示，在商周之际，今成都市区西部以十二桥和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区域，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20]。参证文献资料，杜宇立为蜀王后，定都成都，都城以今金沙遗址为中心，以郫（今郫县）为别都。西周晚期，杜宇王朝移都“汶山下邑曰郫（今郫县）”^[21]，“或治瞿上”（今双流县境）^[22]，为别都。

杜宇王朝建立后，对外加深同周王朝的关系，对内推行重农政策，加强统治机构，稳定统治秩序，并使随鱼凫“仙去”的“化民”复出，恢复了生产力，蜀国逐渐重新走向强盛。

（三）杜宇族属

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杜宇来源说^[23]：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来敏《本蜀论》^[24]所记与此有同有异：

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

来敏虽对望帝的具体来源未置一词，但说“从天下”则与扬雄《蜀王本纪》所说“从天堕”一致，表明来于蜀国以外。朱提，今云南昭通。江源，今四川崇州市。据此，杜宇来源于朱提，入蜀后与江源的蜀人族氏进行政治联姻，进而夺取蜀国王政。

关于杜宇的来源地问题，《太平御览》卷166引《蜀王本纪》作“后有一王曰杜宇，出天堕山”。宋人罗泌《路史·余论·杜宇鳖令辨》以为：“天堕山，人讹曰天回云。”有人据此认为，杜宇出自天回山，地在今四川新都南十五里。但是，“堕”、“回”二字，“堕”在歌韵定纽，“回”在微韵匣纽，古音迥异，不能通转。而新都南之天回山，乃是宋代才有的地名，在《华阳国志·蜀志》记作“平阳山”，在《新唐书·地理志》 “成都县”下记为“繁阳山”。“繁”字，古音读如“蟠”，“繁”、“平”一声之转^[25]。可见，以天堕山之名来谈论杜宇出自成都附近的新都，并无坚实可信的证据。而且，《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亦作“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与《全汉文》所引完全相同，均作“杜宇从天堕止朱提”，并无“天堕山”之说。何况，早于宋代《太平御览》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史记·三代世表》下案曰：“《蜀王本纪》云：‘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明确记载杜宇来自朱提。而诸书并谓杜宇“从天下”，或谓杜宇“从天堕”，其意完全相同，均非所谓“天堕山”。由此可见，杜宇来源于朱提，应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史实，而所谓杜宇出自天堕山之说，则是始自晚唐至宋代的讹传。

《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杜宇又名蒲卑。《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蜀王本纪》记为“蒲泽”。“蒲泽”当为“蒲卑”之误。古“卑”、“睪”形近，“泽”与“卑”形近而讹，本当作“卑”，“卑”即“郫”^[26]。卑，下也。“郫”字从卑从邑，合乎“汶山下邑曰郫”之说。“蒲”，与“濮”音近相通，即濮人之谓。杜宇来自朱提，古为濮人居地。朱提汉属犍为郡。《说文》：“僰，犍为蛮夷也。”僰即濮，来源甚古。杜宇本为朱提濮（僰）人，封为蜀侯后建都于汶山下，命名为“卑” （郫），其本人改曰“蒲卑” （濮郫），实即以居为氏，表示濮人所建之邑。

杜宇为濮人，但不是《尚书·牧誓》所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之濮。此八国均为国名，不是指其族系。庸，古国，见于《左传》文公十二年。蜀，古国（此指杜宇）。羌，殷卜辞中有羌方，屡见，方者国也，乃国名。髳，古国，见于殷卜辞，作^[27]，称方（《丙》22）。微，殷周古国名，王国维以《散氏盘》铭文中的“眉”当之^[28]。卢，古国，见于《左传》桓公十三年。彭，古国名，见于《尚书·立政》。濮，当为百濮之一，此为国称， 《国语·郑语》韦昭注谓：“濮，南阳之国。”杜预《春秋释例》说：濮人“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百濮离散，各有国名。《尚书·牧誓》所记濮，仅为百濮之一而专有濮名者，这与杜宇之为濮，并不矛盾。这种例子很多，如夏之于西羌，殷之于东夷，巴之于汉阳诸姬，类皆同此，国名与族称都不一致。

杜宇一系入蜀后，与早期蜀族相结合，给蜀族注入了新鲜血液，生命力更加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