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史传说看，黄帝、昌意、乾荒、颛顼是发源于西北地区的一支文化，后来黄帝和颛顼先后入主中原，成为黄河中游地区的主宰者，其文化也成为构成早期中原文化的渊源之一。由黄帝和帝颛顼的东迁，可以知道，两位古史上的帝与后来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其间关系可以经由两条途径相联系。其一是由西北至岷江上游以达于成都平原，即由颛顼的母系蜀山氏所在之地南出岷江河谷至蜀文化的腹心之地。其二是从中原经长江中游溯江西上达于成都平原，即由颛顼入主中原后所建之都帝丘[80]（今河南濮阳），南下长江与蜀文化相沟通。这两条途径，在考古学上均有若干证据，足以证明黄帝、帝颛顼与古蜀文化关系的存在。
考古学已证实，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古城遗址是夏代至商末蜀王国的都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则可上溯到距今4700年前。三星堆遗址在考古分期上分为四个大的时期，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文化，第二期以后进入文明时代。第一期属于宝墩文化范畴，第二期则有一组新文化因素，与第一期显然不同，从考古学上证实了有新文化的进入并成为三星堆文化的主人和当地的统治者。这种显著的文化变异，不仅表现在陶质陶色上，在陶器形制上的变化也引人注目。在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新型陶器组合中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因素，如陶盉、高柄豆。这些文化因素出现在取代三星堆一期的三星堆二期，充分表明它们是作为这支新文化的一部分进入三星堆的。换言之，这些夏文化的因素，是三星堆二期主人带进的，是三星堆二期新型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据邹衡先生研究，陶盉是夏文化的礼器之一，《礼记·明堂位》所谓“夏后氏以鸡彝”中的“鸡彝”即是形态仿自鸡的一种陶盉，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陶盉往往捏出眼睛。[81]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也恰在封口处捏出眼睛，并在鋬上刻划横斜相同的纹路。两者细部的相似，以及二里头陶盉在形态上早于三星堆陶盉等情况，说明三星堆二期与中原二里头夏文化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82]。三星堆陶盉从二期到四期一直存在和发展演变，说明了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和深刻内容。李学勤先生最近提出，在商代及其以前，蜀与中原便有文化上的沟通，从考古上看，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83]。这一论述确有根据。可以说，蜀与夏是帝颛顼之后的两支亲缘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古史传说中的鱼凫氏。鱼凫氏的来源，正好与《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颛顼所化的鱼妇（即鱼凫）有关。此篇所说“风道北来，……是为鱼妇”，即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反映出来的鱼凫氏的来源。而“颛顼死即复苏”，更从这一古人特有思维方式的角度，反映出鱼凫在成都平原建立蜀王国的史迹，表明鱼凫氏与颛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www.xing528.com)
前面指出，颛顼是夏文化早期因素的来源之一，禹为其后，夏启又为禹后。因此，三星堆二期出现的若干夏文化因素，正是对鱼凫氏蜀文化与颛顼关系的一个极好说明。鱼凫氏来源于岷江上游，岷江上游正是蜀山氏之所在，为颛顼母家的居所，也是大禹兴起之地。其地新石器文化也受到西北甘青地区古文化的若干影响，这种现象应与古史传说所谓“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84]有关。可见，三星堆文化所反映的蜀山氏与昌意（乾荒）和颛顼的关系，两者是恰相一致，而年代则有早晚之别，从而证明黄帝和颛顼与蜀的关系是千真万确的史实，不能轻易否定。
二里头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相联系的另一途径是长江。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的陶鬻、陶豆，与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出土的后期黑陶，可以说是一系的宗支。从这些陶器的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是沿江西上的[85]。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一再证实，在三峡地区长江沿岸，三星堆蜀文化遗存同二里头夏文化遗存是交互分布的。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两者关系的重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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