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先秦统治集团的分级制体系

权力体系的研究，是了解权力性质的关键。在这方面，历史文献基本上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几乎是一片空白。考古学材料弥补了这个缺憾。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便是其秘密之所在。

我们首先需要研究青铜雕像群的功能。

我们已经知道，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人头像、人面具、金杖、金面罩，是采借的一种外来文化。这些新移入的某些文化成分，因其处处充满着的神秘王国气氛，因其为古代蜀人所从未见，为整个古代中国所从未见，而恰好适应了古蜀王国在神权的庇护下强化王权机制的需要。例如，作为神权、王权和财富垄断之权统一体的最高象征物金杖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蜀王统一政权并作为群巫之长的标志的现实需要；而大型青铜雕像群不仅显示出物质财富上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而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古蜀王国的神权与政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这一现实的权力结构，也足以使诸神或诸王对于大型礼仪中心的奢望得到充分满足。同时，这种文化采借，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古蜀王国的地方主义运动，有助于与中原王朝相抗衡^[77]，也特别有助于王权的神化和强化，因而较易于为蜀所吸收。

那么，青铜雕像群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呢？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分析，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可能引起文化的变异，但以不影响基本文化结构为限^[78]。青铜雕像群在古蜀王国的突然展现，对于蜀的土著文化来说，无疑是一种变异。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核心统治集团依然是以鱼凫王为代表的王者和巫师——而在于适应一种新的统治机制。这种新的统治机制，就是以蜀王为核心的一个统治空间更广、族类更多的政治实体的形成，即以蜀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统治的形成。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全身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都是服式、冠式、发式各异。服式上，有左衽长袍、对襟长袍、右衽长袖短衣、犊鼻裤等，各不相同。发式上，有椎髻、辫发、盘发等区别。冠式上，有花状齿形高冠、兽面高冠、平顶冠、双角形头盔等区别。从人类学和中国史籍对古代民族的识别标准来看，衣、冠、发式都是区分族别的最重要标志，此外还有言语、饮食等。言语、饮食今已难以详考；仅就衣、冠、发式而言，一、二号坑出土的雕像群显然标志着不同族类的集合。这些族类，证之史籍，当包括氐羌和西南夷诸族，也有不见于古代中国的某些外来族类。

根据结构分析，这些雕像的社会地位至少有两个层次或等级。二号坑所出连座通高260厘米、与真人大小基本一致的戴兽面高冠的青铜大立人，衣襟前后饰异形龙纹，显然是群像之长、一代蜀王，即古蜀王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同时又是主持宗教仪式的神权领袖，即群巫之长、一代大巫师。第二层是各式人头雕像，看不出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别，何况共置一处，无主次之分，表明地位基本没有差别，绝不是用作祭祀礼仪的牺牲（人牲）。各坑人像、人头像与礼器的共存情况，明白无疑地展示出众多族类举行共同的祭祀礼仪活动的情景。这个青铜雕像群结构的核心，便是青铜大立人。

青铜大立人头戴兽面高冠，形象与金杖图案上的人头一致，表明是最高神权政治领袖。它脑后椎髻，与《蜀王本纪》所记蜀人“椎髻”一致，表明是蜀国之王、群巫之长。其余各式人头雕像，则是各族首领，次级群巫。而无论群巫之长还是群巫，在当时都被奉若神明，代表着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神。

《国语·鲁语下》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言论，颇能说明这种现象。孔子说：

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

又说：

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

这件事还载于《左传》。《左传》哀公七年记载道：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www.xing528.com)

两书所记，实为一事。《左传》中所记的“诸侯”，在《国语》里记为“群神”。显然可见，“群神”其实就是诸国之君，而大禹就是主神，也就是万国共主，所以《史记·夏本纪》称禹为“帝禹”。

在古代社会，各国之君、各族之长同时又都是其治民所尊奉的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又因为这些为君为长者主持各种祭祀礼仪，主持天地人神之际的交通，就像《国语·楚语》所记重、黎“绝地天通”一样，因而同时又成为了巫师。群巫与群巫之长、各国之君与天下共主，这种关系就形成了多元一体，有层次、有主从的结构关系。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由于其巫师的形象特别突出，由于它高踞于群像之上，既有王者之风，又有主神之仪，因此是群巫之长。其他人头像、人像则多为西南夷形象，或氐羌人形象，它们代表着蜀王治下各级统治者、各族之长或群巫。由此看来，青铜雕像群所展示出来的，是一个以蜀王为核心的，有着众多族类君长拥戴的统治集团结构。

包括出土青铜雕像群的一、二号坑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面貌，是成序列地继承和演进的，表明从三星堆二期以来，社会基本结构未变，统治者族属未变。同一时期三星堆文化的空间分布，从考古学文化上显示出来的有成都金沙遗址商代文化层、十二桥遗址、羊子山土台基址、成都指挥街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雅安沙溪、忠县㽏井沟以及汉中城固的青铜器群，还有《华阳国志·蜀志》所说的岷江上游的蜀文化，等等。它们在面貌和内涵上都同三星堆遗址属于同一区系文化，均应纳入古蜀文化范畴。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应是蜀文化结构框架中的各个层面和各个支撑点同文化中心的关系。其空间构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平面结构看，三星堆遗址与其他遗址的关系，是一种中心遗址与边缘遗址的关系。

第二，从垂直结构看，又是一种高级中心与次级中心、低级中心和一般性居址的关系。

平面与垂直两种结构，使我们能以立体的视角，清楚地看出古蜀王国的统治在空间上的广延性和分级性，看出王权实施的广度和深度。

再从年代上看，根据从考古地层学理论发展出来的民族学“年代—区域原则”（age－area　principle）^[79]，在一定条件下，广为分布的文化要素比其分布受到限制的文化要素的历史悠久；一种文化因素的空间分布越广，其年代就越悠久。由此判断，分布于成都平原至汉中盆地的与三星堆遗址相同的文化因素，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其起源和演变的序列，就只能认为是三星堆文化在空间上的延伸，或者说是传播。而三星堆遗址本身有清楚的发展演变序列，在考古学年代上又早于其他遗址，说明它是同一文化的传播源所在。同时，三星堆遗址文化本身持续发展了上千年之久，又充分说明了蜀王统治在时间序列上所达到的高度稳定性发展。

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无可非议地说明，三星堆作为蜀王之都，是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其他处于边缘地区和不同层次上的各级次中心及其支撑点，则是这个高级权力中心在各地进行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只是其族别各异。这种情况，与青铜雕像群所呈现出来的统治结构完全一致，表明古蜀王国的最高神权政治集团控制着分布有众多族类的广阔地域，这片广阔地域内的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都是臣属于古蜀国王权的小国之君，也是共奉古蜀国主神的群巫。这一点，同商代诸方国对商王室的关系颇为类似。

早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年代，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史籍所记载的“三代蜀王”时期。从三星堆第二期始建的城墙看，这时已形成了古蜀王国的都城。从第二期开始，各系文化一系相承，无本质变化，表明古蜀王国的统治者族属没有发生变化，权力未曾易手。这就说明，三代蜀王（蚕丛、柏濩、鱼凫）的角逐争雄年代，还在三星堆遗址二期以前，即在中原的商王朝之前。而三代蜀王的战争性质，实际上也是酋邦征服战争，当时社会还处在文明时代的前夜。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对第一期的显著变异，事实上就是三代蜀王战争的结果。其最终结局，是成都平原政治的一体化发展和古蜀王国的建立，并且直接导致了王权与神权的极大发展和本质性转变，导致国家诞生，进入文明。

考古资料与上述分析恰相吻合。这一时期，不仅器物群较前有显著变化，而且标志王权稳固有力和神权至高无上的都城也建立起来，其辽阔面积甚至超出了同一时期中原商王朝的王都。而三星堆文化在后来近千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继续扩张，也正表明三代蜀王角逐争雄的时代业已结束，新的统治业已建立，统治秩序趋于稳固。据史书记载，三代蜀王的最后一代为鱼凫。恰恰从三星堆第二期开始，出现大量以鱼凫为蓝本的鸟头勺柄，不仅与城墙的修建年代相当，也与三星堆文化的巨大变异契合，这明确反映了鱼凫王统治的建立，标志着古蜀王国王权神化的开端。

通过以上分析，一方面揭示出古蜀国王权的宗教神权性质，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古蜀国统治集团的分级制体系，展现出它在民族关系上有中心、分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