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蜀王国再分配系统的运作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业产品的再分配模式
一切农业生产品的流动模式，总是从次级聚落流向中心城邑，供各个脱离食物生产的阶级和阶层消费，而次级聚落的食物资源，都从广大农村直接流动而来。
三星堆古城和成都黄忠小区遗址、十二桥遗址，都分布着不少平民的居址、作坊和工场，表明存在大量的非食物生产者。他们当中，有建筑者、运输者、各门各类的手工业生产者、艺术者等等，也有若干贵族阶级私有的家内奴隶。这一大批非食物生产者的基本生活资料，均由周围甚至远地的农村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流向这些中心城邑。这部分农业产品，连同被中心城邑内麇集着的大批贵族显宦们消费、挥霍的大量粮食、肉类、酒类、蔬菜、瓜果及其他各种食品，均由各个次级和低级聚落无偿提供。
（二）畜牧和渔猎产品的再分配模式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各种兽类的遗骨遗骸，如鹿骨和大型动物遗骸等。这些野兽，是由狩猎部落或兼事狩猎、畜牧的部落为中心城邑的统治者贵族们提供的，也是一种由次级或低级向高级中心流动的模式。
成都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除出土各种兽类遗骨外，还出土不少龟甲，是作为占卜所用的。据动物学家研究，这种龟甲是陆龟的腹甲，而陆龟并不出产在成都平原。可见，十二桥出土的卜用龟甲是从外地引进的。据《山海经·中次九经》记载：
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也说：
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叉，似瑇瑁，俗名“灵叉”。
图3－22 十二桥文化卜甲
岷山为江水所出，其上源为氐羌之地，非蜀国王权所能及[73]。而四川盆地东部各地，夏商时代曾为古蜀王国的属地。因此，出产于这些地方的良龟、灵龟、大龟，应是通过贸易交换或贡纳等方式输入古蜀王国中心城邑的，呈现为双向性或单向性的物资流动模式。
（三）手工业产品的再分配模式(www.xing528.com)
一是贵重的手工业产品，如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雕花漆木器等，从目前所见资料仅在中心城邑出现，表现出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二是珍稀原材料，如铜、锡、铅、金、玉等资源的流向，其中出产在蜀地的，呈单向性地流往中心城邑；不产于蜀地的，则以贡纳或交换等形式，呈单向或双向性地流往中心城邑。如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的铅，据科学测定，来源于云南，这部分铅就只能以贡纳或贸易或交换等方式从云南引进。
三是青铜兵器的流动。三星堆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以外各地所发现的蜀式兵器，在发现地点均无铸铜作坊的遗迹，而在三星堆遗址，却发现大量铸铜的坩埚和铸出铜器后取出的模具（范土）碎块，以及大量熔炼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炼渣（铜渣），表明三星堆遗址有大型青铜器作坊和工场。这些现象可以说明，包括兵器在内的金属军事装备，在古蜀王国是由中心城邑直接流向次级城邑或各个军事据点的，属于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四是大型礼器群的流动，仅仅出现在核心统治集团所在的三星堆古城，分布范围极为有限，其成品的制作也在这座古王城内部，或部分来源于次级城邑，呈现为封闭式、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四）富于特殊用途的自然资源的再分配模式
这类自然资源，主要是大自然极其普通的赐品，例如土、石、木材等。由于这类自然资源可以充作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所以也被赋予了某种权力的成分。
据史书记载，在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故土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巨石，这就是为专家们所盛称的“大石文化遗迹”。这些大石文化，来源于蜀人对其先民及其居住环境的怀念，被作为宗教上的纪念性建筑，耸立在成都平原古蜀王国故土各处。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河冲积扇平原，本土不产任何大石。作为古蜀王国大石文化建筑材料的巨石，都是从邛崃山开采，经过千辛万苦运输到成都平原，再立于各地的[74]。这种流动，是一种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另外，还有不少海洋生物资源，例如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的原产地，主要在印度洋和南海的深水海域，它们被古蜀王国的权贵们充作财富的象征和垄断对外贸易的标志，也是古代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的通用货币。海贝的发现，表明古蜀王国权贵们对于外贸及其手段的占有掌控。这也是一种互动的、双向性的物资流动模式。
再分配模式体现着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体系的全过程及其运作机制。古蜀王国的再分配模式，据上所述，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结构：一种是各次级聚落或民间的广泛的互惠性交换，或贸易，对于这种结构，我们这里不多作分析论述。二是各种物资从次级聚落向中心城邑单向性流动和高度汇聚，主要物资种类有食物、贵重手工业产品、奢侈品、艺术品，尤其是富于王权权威和神权威严以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和物资。三是从中心城邑反向流动于次级聚落和军事据点的单向性流动，这类物资主要是青铜兵器。第二类物资流动的大规模化及其在中心城邑的集中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社会控制，与第三类物资的反向流动模式所表明的对专职暴力机构的控制，说明古蜀王国的王权行使范围和程度，都已远远超出酋邦制组织的酋长权力，达到国家政权的水平。这一方面意味着蜀文化的城乡连续体、文明中心和原始边缘等诸种结构的形成，更重要的则是说明，在古蜀王国的再分配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控制系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其核心是神权与王权，其典型物化形式是金杖、青铜雕像群、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玉石器、城墙、宫殿建筑、大型祭坛。
古蜀王国王权的内涵表明，古蜀王国的神权统治集团业已形成了一个集权性的政府，可以任意征发、调集和支配广大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建筑者、运输者以及各类艺人，控制了劳动分工，占有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并将其全部据为己有，变公天下为家天下。这个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强制手段，把大量劳动力集中使用于建造规模巨大的城墙和礼仪中心，生产各种各样奢侈品，又突出地表现出它的专制主义色彩。因此，蜀王权力具有专制主义的集权性质。
图3－23 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域遗迹
图3－24 成都羊子山土台复原图、地理位置和结构图
古蜀王国王权的另一个特点，是宗教神权的异常强大和活跃。除三星堆古城墙外，成都金沙遗址是一处重要的祭祀中心[75]，成都羊子山土台也是一座用于宗教性目的的大型祭坛[76]。这座土台三级四方，底边长103米，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宽31．6米，高达10米以上，总面积约为10732平方米，估计使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立方米以上。规模如此浩大的宗教礼仪工程，即使动用数万人修建，也得好几年才能竣工，足见宗教集团握有治民之权。三星堆出土的大批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稀世珍宝，集中出现在一、二号祭祀坑内，也充分显示出宗教神权的统治地位。因此，古蜀王国实质上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政教合一，王权正是在神权外衣的掩盖之下，对广大劳动者阶级实施严酷的阶级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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