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当社会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两大阶级时，为了压制阶级之间公开的冲突而出现了第三种力量，这个第三种力量便是国家[6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篇重要著作中阐释说：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64]
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所实施的统治手段，是通过在经济上所占有的统治地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政治组织（国家）获得的。而在经济上所取得的统治地位，则是通过控制和占有基本资源获得的。
社会各人群对于基本资源的不同关系，形成经济分层，它是—切社会分层和权力分层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弗里德（Morton H．Fried）在其名著《政治社会的演进》（1967）中指出，只要有获取基本资源的不平等情况，就有分层存在，伴随着分层的是社会分化为根本不同的经济集团，那些获取基本资源较多或不受限制的人构成一个阶级，那些受限制或很少能够获取同样资源的人构成另一个阶级。按照弗里德的解释，基本资源不单是指人们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食物、工具等消费品，还包括这些消费品的来源[65]。对此，美国人类学家哈斯（Jonahan Haas）在《史前国家的演进》（1982）中进一步阐释说，基本资源还应包括获取和制造维持人生存和再生产的必需品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食品、用于获得或生产食品的工具、制备食品的工具、对付自然环境的防卫性手段，以及对付入侵社会环境的防卫性手段等等[66]。这些，提供了对于经济分层的认识基础。
要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基本资源占有情况，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因为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确实是太有限了。不过，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这些有限的资料，对古蜀国的资源占有模式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一）对基本生活资源和生产者的占有和控制
基本生活资源主要是指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古蜀王国的各级统治者、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数量不少，从方圆3．5～3．6公里的巨大的三星堆古城看，必然聚集着大量贵族和显宦。他们所以能够生存，并且能够花天酒地，生活得很奢侈，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占有和控制了全部土地资源、食物资源以及食物生产者。古蜀王国的贵族统治者嗜酒如命，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和陶质酒器，为这些显贵们所专有。大量的酒必然是以巨量的粮食为原料的，表明统治者控制了食物生产，而它又是以对于土地的占有为前提的。这种现象，同样是贵族统治者阶级占有农业劳动者阶级剩余劳动的证据，也是他们控制了基本生活资源的证据。
（二）对手工业生产者及其产品的占有和控制
规模庞大的三星堆古城，巨量青铜原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冶炼、翻模和铸造，众多的玉石器的生产，大片宫殿、居宅的建筑以及成都羊子山大型礼仪性土台，成都十二桥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精美的铜、陶工艺美术品，如此等等，无一不出自手工业劳动者之手；而所有这些物质成果，统统被贵族们攫取、占有，充分表明这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全部成为显贵们直接控制的生产领域，所有生产者及其产品，成为他们那贪得无厌的巨大物质享受和奢侈生活的重要源泉。
（三）对生产资源（包括基本资源和战略性物资）的占有和控制
在古代文明之初，铜矿、锡矿、玉矿、金矿等自然资源，往往是一个文明古国最为重要的、并且富于战略意义的资源，也是一国之中最为重要的物质财富。
三星堆遗址出土巨量的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吨以上，而且，青铜器成品与青铜原料的熔炼比例至少有1∶5，甚至可达1∶20，足见制造这批青铜器所需要的铜、锡原料之多，表明神权与王权控制并占有着这种最重要的物质资源。
三星堆遗址出土金器达100件以上，不仅其数量之多，而且其形体之大，均为商代中国所仅见。黄金，自古以其富丽的体态、辉煌的光泽和优越的自然属性，为人间视为珍宝中的珍宝。人们总是将黄金世代相传，不轻易弃置，所以亘古以来，考古中发现的金器并不多见。可是仅仅在古蜀国故都废墟的一角，便埋藏着如此丰富的纯金器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古蜀国的神权政治领袖们严密控制着黄金的开采、加工和金器的生产，并把所有黄金据为己有。(www.xing528.com)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绝大多数发现于显贵们的居住区和祭祀坑当中，同样表明了玉石器资源为统治阶级控制和占有的事实。
（四）对宗教礼仪用器以及宗教性建筑的占有和控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全部青铜器群、玉石器群、黄金器物群以及某些陶器群，在性质上均属礼仪之器，均在礼仪和仪式中使用。这些礼器和祭祀用器，无一不为上层宗教神权集团所占有，一方面表明宗教神权集团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者队伍，占有世俗生产者及其剩余劳动；另一方面，也表明宗教神权是古蜀王权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王权的核心。
三星堆古城高大坚厚的城墙，也是神权无限强大的证据。兀立于成都平原一望无垠的田野川泽上的高大城墙，配合以光怪陆离、发出阴森惨烈光泽的青铜器群和黄金器群，能够产生巨大的恐怖和威慑效应，以其无法抗拒的物质形式震慑治民的心灵，达到巩固神权统治的目的。这就说明，三星堆城墙，其实就是象征神权统治的一座宗教性建筑。
（五）对生产工具以及劳动分工的占有和控制
对生产工具和劳动分工的占有和控制，可以从古蜀窖藏和墓葬中埋葬的大批成套工具得到说明。
迄今为止，有关古蜀窖藏和墓葬中埋葬生产工具的最早材料出于新繁水观音墓葬[67]和两次在彭县竹瓦街发现的铜器窖藏[68]。关于这批材料的时代，目前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对蜀式三角形援无胡青铜戈形成年代的认识。这里不打算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只是指出，三角形援无胡蜀戈的形成年代不会晚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即不会晚于殷墟二期的年代。因为二号坑出土的20件齿形援无胡青铜戈是从第Ⅲ式蜀戈即三角形援无胡蜀戈脱胎而来的[69]，而Ⅲ式蜀戈既见于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又见于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因此，新繁水观音晚期墓和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的材料，就同样不会晚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也就是说不晚于殷墟二期。如果按照杜迺松先生的意见，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的年代可以早到商代前期[70]。林春先生也将水观音墓葬划在商代前期[71]。总之，新繁水观音晚期墓和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的年代不晚于殷末，应是可以肯定的。
从新繁水观音墓葬开始，蜀墓中随葬大量成套的金属生产工具成为传统，而且工具往往与青铜兵器、礼器等形成组合关系。从整个蜀墓的发展序列来看，墓主地位越高，墓葬规模越大，随葬金属工具的品种就越多，数量就越大，新都大墓[72]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这种情形表明，随葬金属工具的多少，是与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大有关系的。对于金属工具的占有数量，成为区分尊卑贵贱的一个标志，从一个方面显示出社会分层的情况。
在古代，青铜属于战略性物资，青铜器的生产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青铜武器、工具均属此类，被统治阶级最多只能在官方监督下使用，不能占有，更不能以之随葬。在经济生产部门，国家对青铜工具的管理十分严格，一般是集中管理用后收回，使用磨损后必须回炉，所以考古中往往难以发现青铜生产工具。殷墟曾出土石镰窖藏，有石镰3500把，均有使用痕迹，同出的还有若干奢侈品，表明是由统治者占有，集中分发、使用、管理的，生产工具是与生产者相分离的。石质生产工具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青铜生产工具了。
蜀墓和窖藏出土的金属生产工具，大多数是刀、凿、斧、斤、削、锯、锛等，与手工业关系密切，而与农业耕作关系不大。这种情形意味着：一方面，古蜀的青铜手工业工具是属于官方所有的，手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完全被统治者控制；另一方面，蜀地在农业生产中不存在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因而无须将农具集中管理使用。
以上分析表明，在古蜀王国，基本资源是由国家和统治阶级所占有的。其中，自然资源、战略性物资资源和宗教礼仪所用资源，由核心统治者集团代表神权国家所垄断占有；生活资源如粮食、酒类、肉类等和一些生产性资源（如生产工具）则由各级统治者所分别占有，国家则以贡赋的形式同各级统治者分享这些资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