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先秦时期的分层社会结构

王权形成并诞生于分层社会之中。在酋邦制时代，社会分层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等级制结构，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还没有达到国家形态的复杂社会分层水平。正是在复杂的分层社会中诞生的王权，才具备了对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全部垄断权力，获取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

所谓社会结构，原指社会处于相互联系的各部分的持久排列形式。通常认为，这实际上是指社会各个基本组成部分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基本要素包括社会组织、权力、制度、财富、阶级等，还有若干其他表现形式。

根据考古资料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出，在三星堆文化的时代，古蜀王国已是一个在中央集权政府统治之下的高度复杂的分层社会，在这个复杂的分层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其间的阶级界限壁垒森严，内部又有各种不同的阶层和职业集团。

统治阶级由国王、王室、姻亲、贵族、各级大臣、武士等组成，也包括各地大大小小的酋豪。他们都是世袭贵族，世代权力在握，享尽荣华富贵。

《古文苑》载扬雄《蜀都赋》“密促之君”下章樵注引《蜀纪》说：

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

《蜀王本纪》也说：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

“治国久长”也好，“各数百岁”也好，其实都说的是统治阶级的世官、世职制度，即世袭制度。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像、人头像，其间时间相距百年，而各种形式在基本的衣、冠、发式上颇为一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统治阶级的上层和核心是一个权势倾人的神权政治集团，这可以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制品、黄金制品、象牙、海贝、玉石器得到确切证明。成都平原本土缺乏制作青铜器的铜、锡、铅等原料，这些原料只能通过其他一些途径如贡纳、贸易以至掠夺，从其他地区进口，其交换代价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即令是掠夺，也必须供养一支军队，付出包括食物、武器装备、指挥系统等在内的物质、人力和组织等方面的沉重代价。能够付出各种各样高昂的代价来占有并享用这些贵重物品的，只可能是核心统治者集团。这也可以同时说明，这个核心的神权统治者集团，垄断了青铜原料和其他珍稀贵重物品以及奢侈品的贸易权力和占有、使用权力。

三星堆遗址巨大的城墙也是神权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重要证据。据试掘，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调查和勘测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古城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总面积3．5～3．6平方公里，超过了大体同时的商王朝统治中心的郑州商城。城墙体的高大坚厚，意味着可供支配征发的劳动力资源相当充足，进而可知统治者必已统治着众多的人口，控制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无可怀疑的。城圈的广阔，表明城圈内的社会生活、政治结构早已超出酋邦制水平。结合对众多劳动者的统治和对丰富自然资源与社会财富的控制来看，已有一个集权的政府组织，应是无可怀疑的。这个集权的政府组织的核心，便是神权统治者集团，他们握有一切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大权。(www.xing528.com)

在核心统治者集团的外围，是由各级臣僚、大小权贵和众多奴隶主所组成的统治阶级中下层，他们权力或大或小，各受其上层或王室的直接指挥和制约。整个统治阶级呈现为一种层层从属的品级结构。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统治阶级豢养了一支常设的武装力量。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出土的玉石兵器和齿形上下援青铜戈（它们本身是无刃的礼仪用戈，但都是从有刃的实战用戈转化而来），以及全身披挂戎装的青铜站立武士雕像，可以充分证明一支常设武装力量的存在。在作为古蜀王国腹心地区的新繁水观音和彭县竹瓦街发现的属于殷末的青铜兵器，以及在作为古蜀王国北方边疆重镇的陕南汉中发现的80多件商代中晚期的三角形援蜀式青铜戈，更加证明了蜀王国职业军队存在的事实。

图3－19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戈、玉戈

图3－20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武士雕像

被统治阶级包括各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精神资料的生产者。大体说来，有农业生产者、陶工、木工、漆工、雕刻工、纺织工、酿造工、矿工、石工、玉工、运输工、冶炼工、建筑工、艺人以及其他各方各面的劳动生产者，其中的最大多数是农奴和奴隶，在文明初期的被统治者中占有较大比例。此外还有专门的商人阶层，在神权统治集团支配下，从事各种贸易活动。

图3－21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双手反缚跪坐石雕像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有着壁垒森严的界限。三星堆遗址内多出生产工具的区域，与基本不出生产工具却出有大批玉石礼器、雕花漆木器等奢侈品的区域，形成强烈对比。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两尊双手反缚、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双手反缚跪坐石雕像^[62]，又说明统治阶级不但可以剥夺并无偿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剩余劳动，而且还握有对被统治阶级的生杀予夺之权。这些，活生生地刻画出了古蜀王国这个神权政体的奴隶制性质，说明它是一个奴隶制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