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神权文明的双重功能

在古代，政治权力与宗教往往合为一体，难分彼此。政治权力披着宗教的外衣，宗教则借用政治权力的力量，二者整合无间，相得益彰，对于政治权力的巩固和进一步深广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神权的双重功能

统治者集团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政治、经济权力在宗教领域的表现。不过，以宗教形式出现的统治权力，除了具有制裁、审判、惩罚等无限权力而外，还具有团结民众、维系社会、组织经济、保护秩序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用以达到增强政治、文化和民族凝聚力的目的。对于古代宗教神权的这一方面，我们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殷卜辞中有大量卜雨、卜丰年等农事记载，这些记载从一个重要侧面表现出商王朝宗教神权代表民众利益，与神交接，祈神赐福于人间的行为，它所起的作用或扮演的角色，就是组织经济、团结民众、增强凝聚力。殷卜辞中所见商王室对一些方国提供的军事保护，所发生的也是同样作用。以此，才能确保神权统治所必备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稳固，也才能够最终确保神权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巩固。

在文明初兴的时代，宗教神权确实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政治功能，一是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的发挥，使神权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社会功能的发挥，则使神权统治者的权力稳定化，两个方面的终极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三星堆神权文明可以说就是把神权的双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星堆城墙内曾出土两件双手反缚、无首、双膝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它们毫无疑问是神权政体实施严酷的镇压职能的实物体现。由石雕奴隶像被双手反缚杀头的形态分析，三星堆神权政治集团对内保持并行使着制裁以至极端化镇压的权力。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类极端化制裁现象在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很难得到全面反映。不过，从三星堆巨大的城墙建筑、宏大的青铜器群中可以看出，神权对广大民众的制裁力和威慑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不论城墙的修筑还是青铜制品群的制作，都不可能是广大民众出于自愿完成的，它们必定是在强大制裁力和威慑力之下的被迫产物。

分析三星堆神权的政治和社会双重功能，有比较充分的考古材料可供使用，这里只能择要予以讨论。

鸟头把勺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集团特有的权力标志物，代表着古蜀国家的神圣统治权力。这种鸟头把勺不但在三星堆文化中大量发现，而且还较多出现在四川盆地东部和鄂西长江三峡的若干处遗存中。从遗物的共生现象分析，没有发现使用武力征服或行使暴力镇压的迹象，意味着在三星堆文明东传的过程中，神权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发挥了统治权力合法化的功能，并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有全身像、人头像、人面像等等，它们的服式、冠式、发式各异，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表现出一个以蜀为核心的、拥有众多族类的统治集团结构^[35]。众多青铜人物雕像围绕青铜大立人，表现了以古蜀神权政治领袖为中心，聚合西南各族首领而举行的大型礼仪活动，充分展现出三星堆神权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双重功能。一方面，西南各族君长汇聚三星堆古蜀都，共奉蜀人神权领袖，同祭蜀地信奉之神，表明各族承认三星堆古蜀神权的至上地位。青铜人头像代表着西南地区各族的君长，而这些君长在各自的族群中也同样被尊为神。既然蜀人神权领袖控制了这些各族之长，那么他也就控制了各族的神，并进一步实现了他对西南各族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这些各个族群的君长形象，都是用青铜材料制作而成的，它们与蜀王形象的制作材料毫无二致，仅有体量大小的区别；而与用石质材料雕刻出来的奴隶像截然不同，又意味着它们在以三星堆神权为中心的跨地域政治社会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扮演着并非不重要的角色。这表明，在三星堆神权文明的跨地域扩张中，十分巧妙地发挥了神权的双重功能，既达到了扩张势力范围的目的，又达到了稳固势力范围现存秩序并增强凝聚力、吸引力的目的。

根据文献材料，大石崇拜是蚕丛氏也是岷江上游氐羌民族的文化特征^[36]。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内发现了一块自然梯形石块，与各种青铜雕像共生，意味着古蜀神权对蚕丛氏宗教崇拜物的控制。这一现象与一号坑出土的一件着犊鼻裤的蚕丛氏后裔雕像（K1：293），有着文化内涵上的深刻联系，它们从宗教和政治的不同角度，共同反映了蚕丛氏后裔在三星堆神权政体下的被统治地位，表明蚕丛氏遗民已被鱼凫王牢牢控制在手中。有趣的是，在三星堆青铜制品群中占有极大体量，从而表明具有重要地位的那件最大的面像（K2②：148），被认为是“纵目人像”，也就是蚕丛氏的形象。如果此论成立，岂不是与蚕丛氏被鱼凫王消灭，“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37]等文献记载大相矛盾了吗？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能够确认那件青铜人面像（K2②：148）是纵目人蚕丛的形象，那么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像，鱼凫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由此看来，那件青铜纵目人面像，是鱼凫王充分利用神权来对蚕丛氏遗民进行有效统治的强有力工具。

图3－17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像

事实上，利用控制前朝或他族的崇拜物来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前朝遗民或他族民众，在古代文明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个政权的统治者，往往会精明地通过占有前朝或他族宗教崇拜物（即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的方式，宣称自己是前朝或他族的神灵和宗教领袖，以便从文化上、宗教感情上取得前朝遗民和他族民众的认同，从而达到实现并巩固自己对前朝遗民和他族民众进行统治的目的。

史籍记载杜宇灭鱼凫王后奔赴成周（今河南洛阳）参加周成王举行的诸侯大盟会，“成周之会……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38]。所谓“文翰”、“若皋鸡”，孔晁注云：“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可知，文翰就是鱼凫王朝神权政体的标记。三星堆文化从第一期开始出现的陶塑鸟头，素面无纹饰，到第二期、第三期时，这种陶塑鸟头的头顶、颈部、眼眶及嘴部饰有云雷纹，就是这种有文彩的凫。杜宇参加成周诸侯大会，献凫与周成王，其意义如同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告捷、献功、荐俘于周王廷一样，表示告以对鱼凫王政权的彻底推翻和取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杜宇王朝对其前朝遗民所奉神权标志的控制，以此达到控制其前朝遗民意识形态的目的。(www.xing528.com)

图3－18　三星堆出土的陶塑鸟头

无独有偶。周人灭殷后，在鲁、宋建有数处亳社^[39]，就是充分利用殷遗民所崇奉的土地神，来达到抚慰、团结殷人，从而巩固新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史籍还记载周灭殷以后，实行大分封，作“分殷之器物”^[40]，将周王室的宗室子弟和姻亲分封到原来夏、殷王朝统治的千里王畿内外广大地区。在分封仪式上，周王对受封的诸侯不仅“授土授民”，还多赐以诸侯所封之地原统治者的用物，其中就包括神物。比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鲁公、康叔和唐叔，“昭之以分物”。分以鲁公的器物中，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璜为“天子之器”^[41]，繁弱为封父国之良弓^[42]。封父国，姜姓，为夏王朝的遗民^[43]，地在今河南封丘。鲁公伯禽初封之地，实不在曲阜，而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记载的“鲁县”，地在今河南中部的鲁山县东北。以地域而论，封父国自应在鲁的势力范围以内。因而，分封鲁公时，赐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其实质是把它们作为控制前朝遗民意识形态的工具，利用前朝所奉神物从文化上、宗教感情上取得前朝遗民的认同，达到收揽民心、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其实，古史传说中黄帝所铸的九鼎，是象征国家政权和神权的神圣之物，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间的传承，同样也是政权和神权在三代间的传承，据有了九鼎，就等于同时据有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

由此看来，对于考古遗存中与本族或本朝遗物共存的他族或前朝的遗物，不应仅仅单纯地解释为掠夺品、战利品或文化交流品，还应联系相关情况，扩大视野进行解释。比如，至少说来，对于作为他族或前朝神物的器物，还应做深入分析。在古代，“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44]，“非其鬼而祭之，谄也”^[45]，“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46]，把他族的神物视为于己不祥之物，多予以毁坏或弃置，这就是史籍所谓“迁其宗庙，毁其重器”^[47]，或“火焚其彝器”^[48]。将这类不祥之物保存下来的违反常规行为，必然有其合理的用意。这个用意应当就是把他族或前朝神物作为控制他族或前朝民众意识形态的工具，一方面通过对神权标志物的控制，使他族或前朝民众畏服，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控制，显示自己与他族民众或前朝遗民在文化上、宗教感情上的相互沟通，以此维系双方关系，达到镇抚他族或前朝民众、维护统治的目的。可以看出，这仍然是政治权力宗教化的双重功能：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左传》记载的周王室分封同姓诸侯，均赐以殷人彝器和玉器（《逸周书》称这些玉器为“商人旧玉”），作为诸侯封国的镇国之宝，其意就在于此。全国各地考古发现的周初青铜器中多夹杂有殷器^[49]，就是这种功能的体现。这种情况，与后来作为赏赐的战利品有原则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这就表明，政治权力的宗教化，不论对内统治还是对外扩张，都是为古代统治者所经常使用而且富于成效的统治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其实质是宗教化了的政治权力。

（二）强权的转化

当统治阶级凭借暴力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一般情况下不再继续使用强权，不再继续推行强权统治。为了使统治权力在公众眼目中成为公正的代表和正义的化身，以避免公众的反抗和对立情绪，通常情况下都将强权加以转化，在统治方式上把强权政治转化为神权政治，使权力充分合法化。这方面例子非常之多。在古代社会，一般说来，统治者更乐意将强权披上一层宗教外衣，通过宗教仪式、宗教感情等文化联系，使强权转化为温情脉脉或神秘莫测的神权统治，这比直接的、赤裸裸的强权统治更加容易奏效。例如，秦灭蜀以后，秦之蜀守李冰就充分利用了蜀人传统的尚五宗教观念，“作五石牛以压水精”^[50]，不但成功地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成功地制服了蜀人，赢得了蜀人的世世爱戴。秦始皇也是这样，在蜀地南边所修道路，不是按秦制“数以六为纪”、“而舆六尺”^[51]，而是利用蜀人的尚五宗教观念修建“五尺道”^[52]，使文化专制转化为宗教认同^[53]，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三星堆文化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可以对强权的转化提供典型例证。

商代三星堆文化浓厚的宗教气氛，把蜀王国装点成为一个神秘王国^[54]，这是强权宗教化的典型例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批青铜制品、贝币、象牙等，是古蜀的神权政体控制了西南地区的战略性资源和贸易路线的反映。

在商代中晚期之前，古蜀地区未见如此宏阔而洋洋大观的文明成果，它们应是商代中晚期古蜀王国向西南夷地区大力开发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料，据铅同位素测试，来源于云南^[55]。三星堆青铜器的锡料，也应来源于云南，因为蜀地无锡矿。三星堆青铜器多含有微量磷元素，这是古蜀文化青铜器的传统合金特征，与中原全然不同，却与云南青铜器极为相似，表明三星堆青铜器所用铜矿原料，也与铜矿石藏量极为丰富的云南有关。三星堆发现的成千枚海贝，其中的白色齿贝与云南历年所出的相同。云南白色齿贝来源于印度洋，三星堆白色齿贝也不能不来源于印度洋，因为这种齿贝为印度洋所独产，并非南海产品。三星堆出土的象牙，鉴定为亚洲象的牙。亚洲象原产印度，在印、缅和中国云南最多。古蜀地区上古可能有大象，却无大批成群大象活动的记载，而三星堆仅两个祭祀坑就出土了整象牙六七十支，在1997年发现的祭祀坑中又有发现。如此之多的象牙，不可能取之于成都平原本土，应与滇、缅、印地区有关^[56]。以这些资料结合古代印度地区包括印度洋沿岸地区以白色齿贝为货币，而云南直到清代还大量使用这种贝币的情况分析，三星堆神权政体必定是控制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内外贸易路线，控制了南中的矿产资源，从而才可能为它辉煌青铜文明的出现奠定下丰厚的物质基础^[57]。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西南地区发现直接为古蜀人所征服的考古遗迹，不过古代文献曾记载有蜀人两度大批南迁的史例，一为蜀王后代^[58]，一为蜀王子安阳王^[59]，并且考古学上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先秦古蜀青铜文化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著的^[60]，可以表明古代蜀国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方国瑜先生在谈到古代蜀国与西南夷的关系时也说，西南夷是古蜀国的附庸^[61]。可以看出，古蜀对西南夷的控制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观念和技术的直接传播来影响西南夷各族，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权来统治西南夷各族，至少也是以强权作为强大后盾和暴力制裁的威慑力量的。

为了达到长久控制西南夷地区战略资源的目的，蜀王采取了使强权统治转化为宗教统治的策略，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三星堆古蜀王国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群巫的各式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次的人物像群，就体现了它对于西南夷所实施的“柔远能迩”政策的战略意图。而这一人物像群实际上表现出了一个庞大宗教集团的组织结构，通过把西南各族群巫的青铜人头像即各族君长的头像按一定程序加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将各地各族的宗教组织到古蜀的宗教体系当中，并使它们成为次级宗教。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宣称自己是西南夷各族宗教神权的总代表，另一方面又博得了西南夷各族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并在这个基础上使自己对西南夷的控制合法化。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在年代上相差百年以上，但两坑所出青铜人头像在衣、冠、发式上基本一脉相承，说明蜀对西南夷的控制是长久的，同时说明这个宗教集团的组织结构是稳定的，并且在一个时期中还有新的发展和扩充。

既然三星堆青铜雕像群表现了一个宗教化了的政治集团的大型礼仪活动，那么其内容丰富的各种礼仪形式就必然是为各地各族所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三星堆古蜀都城既是这样一个跨地域、跨民族的大型礼仪中心，那么它的强大凝聚力就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强权来维持（当然，必须指出，强权是基础，是前提），它对各地各族必须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中心；二是提供军事保护；三是通过蜀的转介，同中原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还，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器的部分矿料来自云南，看来就是通过蜀为中介从云南获取的，这也是蜀人控制了南中与中原之间贸易路线的证据。

由此看来，蜀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是各族之长而不是各族之君的关系，是群巫之长而不是群巫之君的关系，正如商王室是天下方国之长而非天下方国之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