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

（一）金杖与雕像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十分引人注目。这柄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三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锯齿状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枝羽箭^[26]。

图3－15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金杖上的图案

这柄金杖，由于它与大量青铜器礼器、青铜人头像、人面像、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巨大的物质财富同出一坑，也由于用杖象征权力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不少学者因而称它为“王权杖”，或简称为“权杖”。

三星堆金杖的确是一柄权杖，但是它的权力象征系统还远远不止于此，还要深刻广泛得多。金杖杖身上端的三组人、鱼、鸟图案，可以充分表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杖，又是神杖，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金杖上的人头图案，头戴兽面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与二号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淮南子·地形》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都广”即是《山海经·海内经》中的“都广之野”，指成都平原；而所谓“建木”，或许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既然众神从这里上下于天地，那么金杖上的鱼、鸟，便能够通过金杖那无边的法力，沟通入神，挥洒自如了。自然，与鱼、鸟同在图案上的蜀王，就是指挥、支配人神之间交际的大巫了。

金杖的含义还不止于此。杖用纯金皮包卷，而黄金自古视为稀世珍宝，其价值远在青铜、玉石之上。因此使用黄金制成权杖，又表现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所以说，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三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于一杖，就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同时，它还深刻地意味着，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政体，而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当然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文明。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青铜雕像，分为人物雕像、动植物雕像等两大类。其中，青铜人物雕像包括各种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像^[27]。全身人物雕像中的最大者通高260厘米，最小者仅高3厘米左右，既有站立，又有双膝跽坐和单膝跪地等姿态的造型。人头雕像的大小，一般同真人接近；根据发式、服式和脸型，可以分作几个不同的形式。人面像包括几个不同的形式，最大一尊通高65厘米，通耳宽138厘米，厚0．5～0．8厘米。此外，还出土数具纯金打制成的金面罩。二号坑出土一尊青铜人头雕像，面部还戴着一具金面罩。动植物雕像包括鹰、鸟、鸡、蛇、夔、龙、凤等造型，还有六棵青铜神树，最大的一棵高达3．5米以上。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数百件青铜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雕像以及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构筑成一个阴森、威严、凝重、恐怖而又庄严肃穆的巨大青铜空间，处处充溢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王国氛围^[28]。这正是神权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各种重型物质的复杂组合形式及其必然对人产生的巨大精神压力，来显示王权与神权那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力量。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毫无疑问是古蜀王国大型礼仪中心的主要器物组合，它们无一不是古蜀王国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形式。

古代社会从酋邦演变为国家时，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是政治的宗教化和政治权力的宗教化。通过把政治行为转化为宗教行为，使政治需要转化为宗教需要，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来操纵和控制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操纵和控制广大民众的各种行为，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政治权力的合法化。

差不多在每一个古代文明当中，都可以见到标志神权无限强大、无尚崇高的物质象征物，这一类象征物大多属于重型物质（如土、石、金属等）的庞大堆积和空间组合（如巨大的城墙、石雕、青铜器或黄金器物的不同组合等），或者是观念形态上的超自然崇拜物。比如，三星堆文化一至三期（三星堆遗址二至四期）连续使用的巨大的城墙，连续使用并且在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的鸟头把勺，以及一、二号祭祀坑所埋藏的宏大的青铜制品群，就是这类重型物质的庞大堆积和空间组合，以及观念形态上的超自然崇拜物。巨大的城墙，既是神权无限强大的象征，又是神权构造物的巨型标志；宏大的青铜制品群，既是神权交通天地的象征，又是各级统治者自身神力的标志；鸟头把勺既是祭祀礼仪场合舀酒的神器——它的鸟头形制极似鱼鹰，来源于上古时代鱼凫王族群的徽记，是王族的神圣象征，又是王族家天下统治的权力标志。又如，作为中原夏、商、周三代国家政权象征物“九鼎”上的图案和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大都属于此类超自然崇拜的象征物。

在更早的时代，也有物化的超自然崇拜物。例如，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神人，红山文化、陶寺墓地的龙，大地湾的龙，濮阳的龙与虎等等，都是较早时期超自然崇拜观念的物化形式或形象化。这些例子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末叶，那几个社会还是酋邦制社会，属于文明起源的时代，政治权力已趋于集中化发展，有了神化权力的需要。这一时期由权力的集中所产生的对超自然崇拜物的物化表明，以这类超自然崇拜物作为权力象征的现象，早在文明起源时代已经产生。

文明时代初叶，国家的统治者往往不是通过新发明创造出一种超自然崇拜物，而是通过控制早在前一时代即文明起源时代已经产生、存在并在民众中形成了传统的超自然崇拜物，来作为神化国家权力的象征物，从而达到既能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又能使政治权力充分合法化的双重目的。控制了、操纵了民众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象征物，就可以宣称自己是人神交通的唯一代表者，直接降神、迎神、通神，代神宣言，代表神的意志，对民众行使神的制裁、审判、惩罚等权力。《国语·楚语下》所记载的重、黎“绝地天通”，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周人声称自己代天“改厥元子”，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创建者鱼凫王利用早已产生的本族崇拜物鱼鹰（即鱼凫）作为国家权力的神圣化象征，同样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由于文明初兴时代宗教的风行不衰，人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均随宗教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转移而转移，而多数宗教崇拜又必须有一个有形的、看得见的物体形式作为标志物、象征物，人们的超自然崇拜观念均以此为寄托，所以，一旦统治者控制了一个社会的宗教象征物，也就控制了这个社会民众的意识形态。于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宗教化，阶级统治成为合法。

政治权力的宗教化意味着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政权与神权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宗教领袖，正如陈梦家先生所说：“既为政治领袖，又为群巫之长。”^[29]这是文明初兴时代盛极一时的风气和特征。如商王朝，有字甲骨是为了卜问天意，向神陈情，而卜辞为商王室所控制，除有贞人代王室卜问外，还有不少王卜辞，表明商王亲自占卜，意味着商王就是最高神权领袖。文献记载周伐商，周人宣称“惟恭行天之罚”^[30]，声言“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31]，一方面表明周人借用神意来取代商王朝政权，另一方面则表明商王确为政治领袖兼宗教领袖。古蜀王也是这样。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上有人头、鱼、鸟图案，一般认为它们是鱼凫王的合成形象，林向教授更是直接将金杖图案读作鱼（鱼的形象）、凫（鸟的形象）、王（人头的形象）三个字^[32]，尤为确切。将鱼凫这一族群的传统神物与王者形象直接结合为一体，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鱼凫王既为最高政治领袖，又为最高宗教领袖的至高无上地位，切实证明三星堆古蜀文明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政教合一的古代文明。

应当指出，政治权力的宗教化，归根结底，其实质仍然是权力的世俗化，神化了的政治权力只是世俗权力的一种实现形式罢了。因为，任何宗教化了的权力，都是建立在对民众统治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世俗的前提，就不会产生神权。假如鱼凫王没有征服蚕丛氏和柏濩氏，没有占领三星堆遗址一带广阔的地域，就绝不可能在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宝墩文化）的废墟上创建出一个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也就绝不可能诞生出古蜀王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政体，这是不言而喻的。

（二）神树与众帝

三星堆出土的6棵青铜树（可复原者有两大一小）^[33]，树座呈圆形，有的座上铸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副虔诚的神树守卫者形象，有的神树的果实柄部还包卷着金箔。这种情形，竟与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其名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所描写的情景一致，当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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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树

青铜神树上，有茂盛如锦的树枝、花朵，还有飞禽、悬龙、铃等挂饰。从它们的形态看，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是著名的神树。

《山海经·海内南经》这样说到“建木”：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其名曰建木。

《山海经·海内经》对“建木”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郭璞注释“建木”道：

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

建木所在及其功能，《淮南子·地形》说道：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高诱注释道：

众帝之从都广山上天还下，故曰上下。

高注于义虽然得之，但说“从都广山”则未达一间^[34]。众帝“上天还下”，是经由“建木”这种神树，而不是经由都广山上下。既然建木是众帝往返于天地之间的神树，那么它显然也就是登天之梯了，是天人之际的通道。

都广在何处呢？《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这个都广之野，不仅名称与《淮南子·地形》所记载相同，而且草木亦合于《海内南经》等的记载。所说“都广”，《后汉书·张衡传》注、《史记·周本纪》集解等均引作“广都”，可见实为“广都”的倒文。杨慎《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从诸史《地理志》可见，广都正在成都平原，为今成都市双流县境。这就是说，古籍中所载“众帝上天还下”的建木，就在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故土。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中部，出土的青铜神树在形态上大体与文献所说“建木”相合，而且因为用铜制成，枝叶中有铜制的铃，所以能够“呼而不响”。又因神树置于高高的神坛之上，自坛下望见，即使日当午时，也能够“日中无影”。并且，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又被称为“天下之中”。可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极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也就是蜀人的天梯。

《淮南子·地形》说“众帝”在都广建木上下于天地之间，这“众帝”便是古蜀王国的君长兼大巫师，即蜀国的神权政治领袖。

“帝”字在汉语古文字中有特殊意义。帝原本是一个祭名，后来演变成为天人之际的主神，殷卜辞中有“帝使风”、“帝令雨”等辞例，表明帝凌驾于诸神之上的崇高地位。帝虽然不是被中原视为“左言”的蜀语，但《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是用汉人的语言文字记录的蜀人关于主神的概念。至于帝在蜀语中的音读，由于蜀语早已消失，无从稽考。

古蜀人的诸神当中，唯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高于群神之上。既然如此，帝作为主神的地位，便可得到充分确定。帝与群神的关系，犹如众星拱月，是主神与群神的统率关系。这种关系，带有“神统”的结构特点，正是人世间“君统”结构的反映，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这个神统，又与三星堆青铜像群中青铜大立人与其他雕像所形成的主从结构特点相一致，而这正是宗教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从《淮南子·地形》来看，古蜀国的帝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基本功能是“替天行道”，为天神代言。而天神基本上是一个虚拟，既无实体，又无形象，只有意志，虽然神力无边，却须通过帝来传达意志。因此，在实际的宗教生活中，帝才是最重要的角色。由于这样，蜀王才借助法器（神杖），施展法术（各种仪式），使自己扮演起帝的角色，俨然而成神权政治领袖。

由此可见，神权不过是神化了的王权，却掩盖在宗教外衣之下，实行神治，使文明的曙光戴着一圈野性而神秘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