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告诉我们，三代蜀王之间是一种在有限空间内同时并存，为争夺成都平原这块膏腴之地而角逐争雄的酋邦关系，他们是文献所见古蜀地区最早的酋邦社会。
前面提到，三代蜀王中的蚕丛和鱼凫分别是从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进入成都平原的。而柏濩的来源，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应是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区今都江堰市“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14]，那里正是成都平原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已经由近年以来成都平原的若干考古新发现所充分证实。三代蜀王虽然初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一，但他们的相继南迁却使他们在成都平原先后相遇，终致因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而发生大规模的酋邦征服战争。
蚕丛氏从岷山区域南迁成都平原，其原因当与经济类型和生态环境有关。
鱼凫氏的情形与蚕丛氏大体相似，也应是一支从经营高地农业的民族转化发展为经营低地农业的族群。
至于柏濩，近年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发现[15]，已证实距今4000多年以前成都平原西北地区岷江中游一带，是农业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这一带的考古遗迹颇与柏濩史迹相合，表明位于今都江堰地区灌口一带的柏濩氏，是一支经营低地农业的族群。
蚕丛氏从岷江上游南迁成都平原，其迁徙路线是沿岷江河谷而下，经灌口从成都平原西北角进入成都平原的。在岷江南入成都平原之地，古有蚕崖关、蚕崖市、蚕崖石等地名[16]，正是蚕丛氏经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进入成都平原的证据。蚕丛氏南出灌口，正与居息在这里的柏濩相遇，于是发生争夺土地和资源的战争。
鱼凫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也是经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的，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都记有“鱼凫王田于湔山”，湔山即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之间的茶坪山，表明了鱼凫经湔山南下，走的是蚕丛氏南下的同一条路线。于是，在鱼凫王与蚕丛之间，引发了另一场酋邦战争。
三代蜀王之间酋邦战争的史迹，在历史文献上有蛛丝马迹可寻。《蜀王本纪》记载：“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这其实就是说，在征服战争中失败的酋邦，其中一部分民众成为征服者酋邦的臣民，另一部分则随其首领逃亡。《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反映的就是蚕丛氏酋邦在战争中失败后，其中一部分逃至姚（今云南姚安）、巂（今四川凉山西昌）等处的史迹。此即“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的实质。(www.xing528.com)
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始出现鱼凫王的标记——鸟头勺柄，同时此期也不乏蚕丛氏文化的石器、陶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一号祭祀坑所出青铜雕像中，有一跪坐人物像（K1：293），发式似扁高髻，下身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当是蚕丛氏后裔形象的塑造。据民族学调查，岷江上游戈基人被称为有尾人[17]，实际上是“衣服制裁，皆有尾形”[18]中的一种，即着犊鼻裤，因其一端下垂，似尾，故名。一号坑内所瘗埋的一自然梯形石块，也与理县佳山戈基人石棺葬中瘗埋自然石块一致[19]。而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代表文明高度发展的部分，即体现古蜀王国政权核心的物质文化遗存，却不能反映蚕丛氏的文化。这就意味着，蚕丛氏遗民中的绝大部分，已成为鱼凫王所建古蜀王国中的治民。而鱼凫王作为古蜀王国的创建者，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第一代君主，也由此得到了证明。
图3－4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跪坐青铜雕像
征服战争扩大了征服者酋邦的王权，为维护王权并保证对被征服者的土地、人民进行统治，王权又得到进一步上升，转化为君权，并建立起相应的统治机器。此时，在这个王权的统治范围内，不再以血缘而主要以地缘关系来划分其国民，而公共权力的设置和加强又是其绝对需要。于是，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大地上，一个以鱼凫王为统治核心的古蜀王国建立起来。
古蜀王国定都于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其初创年代大致与黄河流域夏王朝的中、晚时期相当。
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蜀王之间大规模酋邦征服战争的结局，是鱼凫王征服了蚕丛和柏濩，初步统一了成都平原，建立起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强大的古蜀王国。鱼凫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古蜀地区第一次迈进了文明时代，古蜀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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