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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史的三代蜀王:源流及时序

时间:2023-09-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三代蜀王”,是指历史文献记载的古蜀史上的蚕丛、柏濩、鱼凫“三代”。但是,三代蜀王其实非但不是前后相继的统一国家,甚至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体,它们族群有别,来源非一,在成都平原活动的时间也不同。据此,如以史籍所记三代顺序,则有可能第一期包含有柏濩的文化遗存。由上可见,三代蜀王的来源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各自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也是早晚不一的,不能混为一谈。

古蜀史的三代蜀王:源流及时序

所谓“三代蜀王”,是指历史文献记载的古蜀史上的蚕丛、柏濩、鱼凫“三代”。

根据古文献记述,古蜀族分为 “三代”,一脉相传。《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2]华阳国志·蜀志》载:“(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濩(或作灌),次王曰鱼凫。”但是,三代蜀王其实非但不是前后相继的统一国家,甚至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体,它们族群有别,来源非一,在成都平原活动的时间也不同。古蜀族,实为一个复合型民族[3]

图3-1 《蜀王本纪》书影

图3-2 《华阳国志》书影

蚕丛氏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其地在今茂县北境的叠溪。《汉书·地理志》说蜀郡蚕陵县,治今叠溪,旧称蚕陵,此即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4]。谭其骧确认的岷山南段,正在于此[5]。蚕陵以南岷江南入成都平原之地,自古遗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古地名[6],无疑是蚕丛氏向成都平原迁徙拓殖的证据。

蚕丛氏是氐族的一支。《后汉书·冉传》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治今茂县凤仪), “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当中“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的族类,即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为氐类的冉。《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说:“今蜀郡岷山,本冉也。”冉是蚕丛一系的分支,是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创造者。蚕丛“纵目”,与戈基人“纵目”一致[7],而戈基人即是冉。冉古音与蚕丛相通,其“依山居止,累石为室”,与蚕丛“居岷山石室”一致。冉的石棺葬文化,也与史籍所载“(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相同[8]。冉既为氐族,蚕丛氏当然也是氐族。

蚕丛氏进入成都平原的年代,约在早商之前,与夏代相当。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的蜀都城墙,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应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9]。蚕丛既早于鱼凫,又存“数百岁”,说明其年代约与夏代同时或更早。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和沙乌都新石器时代遗址[10],既有当地土著文化特点,又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着某种关系,联系到史籍所记载的蜀山氏和蚕丛氏来看,可能同二者的先民有关。这一方面说明蚕丛氏年代早于商代,另一方面也说明蚕丛氏是构成早期蜀族的诸种因素之一。(www.xing528.com)

关于柏濩,历代史籍语焉不详。考古资料中,三星堆遗址第一、二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而第二期与第三期一脉相传,为鱼凫氏统治时期的文化。据此,如以史籍所记三代顺序,则有可能第一期包含有柏濩的文化遗存。但柏濩一代的史事无考。

鱼凫是三代蜀王的最后一代,也是古蜀王国的统一者。《华阳国志·蜀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唐卢求《成都记》、宋罗泌《路史·前纪》谓“鱼凫治导江”,在今都江堰市南,不一定可信。《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说“鱼凫田于湔山”,是指其军事行动,而“忽得仙道”则是隐括其败入湔山,当是被杜宇战败后退走湔山,并不是说鱼凫王建都于此。宋孙寿《观古鱼凫诗》及《温江县志》都称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这些晚出材料均不知其根据何在,可信程度并不高,不过却可间接说明成都平原是鱼凫氏活动的中心区域所在。

三星堆遗址二至四期出有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一般认为与鱼凫氏有关。一号祭祀坑所出金杖上的图案,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勺柄上的鸟头一致。因此学术界多认为这是鱼凫氏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约当夏商之际,第四期约当商周之际,二至四期一脉相传而又有所发展演进,正与鱼凫“数百岁”相合。如此,鱼凫氏的年代约相当于有商一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

图3-3 三星堆出土的鸟头勺柄

鱼凫氏也是氐族的一支。《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同书《大荒经》也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郝懿行疏曰:“互人,即《海内南经》氐人国也。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也。”所说建木,《淮南子·地形篇》:“建木在都广”。都广即广都,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建木之西,乃是岷江上游之地。史籍说鱼凫王败走湔山(今都江堰市、汶川县境的茶坪山), “蜀人思之,为立祠”, “庙祀之于湔”[11],说明鱼凫兴起于此,亦退保于此。而湔山正是氐人所居,汉初在其地置湔氐道,即因氐族聚居的缘故,可见鱼凫氏为氐族。

“鱼凫”之“凫”,或讹作“妇”。《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鱼妇为颛顼所化,即言是颛顼后代,这与《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等书所记颛顼与蜀的关系一致。郭璞注引《淮南子》曰:“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今本《淮南子·地形篇》云:“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其事、其地均与人面鱼身的氐人国如出一辙,应是鱼凫氏来源的又一传说。“妇”、“凫”一声之转。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金杖图案上的人、鱼、鸟,正表现出“颛顼死即复苏”、“是为鱼凫”这种上古人们关于人类动物的相互依存转化观念。这也是鱼凫为氐的证据。

由上可见,三代蜀王的来源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各自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也是早晚不一的,不能混为一谈。虽然,在夏商之际,鱼凫王进入成都平原,融合了蚕丛、柏濩两族,形成了古蜀族,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强大的古蜀王国,但在三代蜀王并世的时期,他们却并不是统一的族体,更不是前后相继、一脉相传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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