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邦与文明起源：四川通史中的先秦

文明起源，是指文明诸要素的起源。文明起源时代，是指文明诸要素相继诞生的时代。文明起源时代，一般认为是指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晚期，或人类学上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对于文明的起源，可以从物质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社会政治组织的演进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从物质文明要素而言，绝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四项要素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物质文明要素和标志，在某个地域内的某个社会中，只要同时具备了这四个要素中的二个或三个，便可以确认这个地域内的这个社会已诞生了文明，进入文明时代。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则强调，至少要有城市、文字、金属器中的两项物质文明要素加上大型礼仪建筑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会里，才可以称得上文明^[1]。

文明起源时代是相对于文明时代而言的，是文明时代的前夜。在这个时代，由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高度发展，推动着一些地区的一些社会中文明因素的萌芽和出现，促进了代表这一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文明要素的逐个产生。从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况看，早在龙山时代（距今4600～4000年前），黄河上游河套地区、黄河中下游河南地区、山东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地区出现了若干古城群，长江下游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黄河上游甘肃东乡林家出现了零星、小件的青铜器，黄河下游山东丁公出现了成行的陶文。这些古城、中心聚落、青铜器、陶器文字都是文明的物质要素，代表着当时各地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标志着这些地区已迈进了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不过，这些文明要素却不是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社会里。这种情形意味着，在当时各地相应社会的政治组织中，还没有产生复杂社会的更高需要，还没有形成它的社会组织基础和经济技术条件。(www.xing528.com)

从政治组织的演进而言，文明起源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酋邦（chiefdom）的诞生。酋邦是脱胎于传统部落社会，又打破部落社会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权力集中化的社会。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产生了凌驾于各个血缘单位之上的集中的领导权力，即最高决策机构，在明确的组织范围内行使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宗教）权力。第二，过去的各个血缘组织单位，现在成为组成这个酋邦的基本政治单位。第三，出现了有序的等级制度，阶级划分逐步开始产生，但血缘纽带依然存在，酋邦以血缘单位作为政治组织的基础；同时，酋邦的直接统治对象是血缘单位，而不是血缘单位中的个人。

从某些基本要素看，酋邦与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例如经济分层、社会分化、政治经济宗教权力的集中化、再分配系统等等，是酋邦组织和国家组织都共同具备而为部落社会所没有的。但是，从本质上看，酋邦与国家又有着根本的差别。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述的观点，国家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按照地缘而不按照血缘来划分国民，二是军队、警察、监狱等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国家的本质是暴力。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的两个特点，可以看做是国家区别于酋邦的两个根本方面。不少西方学者把酋邦组织称作“史前国家”，实际上正是基于史前酋邦与历史时期的国家所具有的这些根本差别。

三代蜀王时期古蜀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要素逐个产生的历史，也是一部古蜀酋邦形成演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古蜀酋邦之间征服战争的发展，终于导致古蜀社会从酋邦演变为国家，从而开创了古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