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上古时代政治组织的发展水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比较和衡量：一个方面是通过与血缘氏族社会的比较来看它的发展水平，另一个方面是通过与国家社会的比较来看它的发展水平。
在宝墩文化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范围的具有集中劳动性质的大型建筑工程，看到了特殊性质的大型礼仪中心，看到了高高在上的大型建筑群遗存，这些现象，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宗教权力集中化的产物。此外，从宝墩文化石器制作的精益求精，陶器制作的系统化、程式化等来看，劳动的专业化分工无疑已经形成，并且受到了权力中心的严格制约。进一步分析，如像大型礼仪中心那一类宗教建筑，既然需要严加保护，当然就意味着有专职的宗教人员和守卫队伍，而不论城墙建筑、礼仪建筑还是高台建筑群等大型公共工程，除了直接的建筑队伍外，必然还有各种服务人员队伍和组织管理者队伍，必然还有为这一大批人员提供其剩余产品的更大量的农业生产者。这种分层的复杂社会显然已经大大突破了纯粹血缘氏族制社会的樊篱，从这种社会内部诞生出来的政治组织必然是高于氏族制水平的酋邦。
从某些基本要素看，酋邦与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例如经济分层、社会分化、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的集中化、再分配系统等等，是酋邦组织和国家组织都共同具备而为氏族社会所没有的，所以不少西方学者把酋邦组织称作“史前国家”[85]。但是，从另外一些因素看，酋邦与国家却又有着根本的差别。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述的观点，国家的特点有二，一是按照地缘而不按血缘来划分国民，二是军队、警察、监狱等公共机关的设立，而国家的本质是暴力。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的两个特点，可以看做是国家区别于酋邦的两个根本方面，对于我们认识成都平原古城政治组织的性质有着重要帮助。
根据上面的分析，尽管成都平原各座古城内部都已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突破了氏族制的樊篱，但这种分化是在各个族体内部进行的，并没有扩大到不同地域的不同血缘集团。同时，在社会内部分化中由于权力的集中化发展所产生的统治者集团和广大的被统治者，也都分别是以继嗣群这种血缘组织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的。这也正是酋邦组织的特征，并以这种特征区别于国家组织。
从目前已有的有关宝墩文化的全部考古资料中，还没有发现明显的暴力冲突和武装镇压的遗迹现象，甚至很难分辨有没有或者哪些器物属于武器，这与青铜时代考古有很大的不同。从郫县古城村古城的大型礼仪中心来看，当时的统治集团极有可能是或者主要是通过控制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工具来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暴力也许只是辅助手段，或者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来使用的。在神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统治者往往不需要更多地行使暴力。这种情形可以从近代一些后进民族中施行的所谓神判得到充分启示和合理解释。这个特征，正是酋邦组织区别于国家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文明起源进程或社会复杂化进程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由各座古城的共存所形成的宝墩文化古城群，是考古所见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是文明的前夜，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来临。由此，成都平原的史前史便造就了灿烂的古蜀文明，而古蜀文明也就开创了辉煌的四川文明史。
【注释】
[2]吴其昌：《王会篇国名补证》，《中国史学》第1期。
[3]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二》。
[4]参考《尔雅·释虫》郭璞注。
[5]W．Beerrnann，Biochemical Differencitiation in Insect Clands，spring－verlag，1977．
[6]蒋猷龙：《就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答日本学者并海内诸公》，《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7]《汉书·郊祀志》。
[8]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347页。
[9]夏鼐：《关于考古文化命名的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11]《华阳国志·蜀志》。
[12]《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
[15]《史记·五帝本纪》。
[16]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版。
[17]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18]谭洛非、段渝：《论黄帝与巴蜀》，《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9]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1页。
[20]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版。
[21]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版。
[22]《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
[23]《华阳国志·序志》。
[24]《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
[25]《华阳国志·蜀志》。
[26]《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27]段渝：《嫘祖考》，《炎黄文化研究》1997年12月第4期。
[28]《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汉书·地理志》蜀郡蚕陵县，治今叠溪，旧称“蚕陵”，“古蚕丛氏之国也”（《蜀水考》卷陈一津分疏），即先前蜀山氏之地。
[29]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363页。
[30]段渝：《嫘祖考》，《炎黄文化研究》1997年12月第4期。
[31]谭洛非、段渝：《论黄帝与巴蜀》，《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1期。
[32]《史记·夏本纪》。
[33]段渝：《禹的传说与史实》，《夏禹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57～276页。
[34]《史记·西南夷列传》。
[3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冉
传》。
[36]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年版。林名均：《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7]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2期。
[38]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宿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年刊》1980年第1期。
[39]《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0]《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www.xing528.com)
[41]《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5期。
[42]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43]《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44]《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45]《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
[46]《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注引。
[47]《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48]龚熙春：《四川郡县志》卷1。
[49]《旧唐书·地理志》。
[50]《新唐书·地理志》。
[51]《艺文类聚》卷6引。
[52]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2页。
[53]任乃强：《试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其资料来源》，载《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54]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页。
[55]李绍明：《从石崇拜看大禹与羌族的关系》，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
[57]魏启鹏：《读三峡新出东汉景云碑》，《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58]Weston La Barre，“Hallucinogens and the shamanic origins of religion”，in P．T．Fursted（ed．），Flesh of the Cods，（New York，1972），PP．261—278．
[59]Peter T．Furst，“Shamanistic Survivals in Mesoamerican religion”，Actas del ⅫCongess Internacionalde Americanistas，（Mexico），Vol．Ⅲ，1976，PP．149—157．
[60]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7～369页。
[61]《左传》昭公十七年。
[62]《华阳国志·蜀志》。
[63]在岷江上游，与营盘山遗址隔江相望的沙乌都遗址，出土的夹砂灰陶、褐陶侈口罐等陶器，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同类器物相似。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沙乌都遗址调查简报》，载《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64]《史记·五帝本纪》。
[65]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载《大禹与夏文化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66]《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广柔县”下刘昭注引，今本佚此段文字。
[67]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68]《逸周书·世俘》。
[69]《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收获》，1997年1月19日《中国文物报》。《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 《文物》1998年第12期。《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1999年第7期。以下引此，不再一一注明。此外，有学者主张宝墩文化应纳入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的范畴，称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类型。本书采取宝墩文化的概念。
[70]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苏秉
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1999年第7期。
[7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初步发掘清理的四川大邑县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基本情况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年）》。
[73]宋治民：《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
[74]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75]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76]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7]李明斌：《试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蒋成、李明斌：《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
[78]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9]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80]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81]《郫县古城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18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
[8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新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83]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84]《古文苑》章樵注引《蜀纪》。
[85]Jonahan Hass，The Evolution of the Prehistoric State，New York，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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