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底层的含义
底层这个理念，始源于韦斯登·拉巴（Weston La Barre）的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巫教与幻觉剂的论文[58]，意思是说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一般都保存着他们的祖先在进入新大陆时从其亚洲老家所带来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底层的特征。后来，彼得·佛斯特（Peter T．Furst）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用以论证“亚美巫教底层”[59]。张光直先生又运用了这一理念，来继续论证“中国－玛雅连续体”，从而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60]。尽管目前对于底层这个术语及其理念还有不同认识，但借用它来分析不同区域的共同文化积淀是会有所助益的。
按照我们的认识，所谓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底层应当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第二，积淀为各地区文化序列的底层。所谓底层，是相对于文化序列的发展演变而言。第三，在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底层特征恒久不变地保留并贯穿于各个发展序列，长期而持续地发生着它特殊的重要作用。
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文化底层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原生底层和次生底层。原生底层是指同一文化祖源在不同地区的原生分布，次生底层是指不同文化区域认同另一种分布广远、历史悠久的文化特质作为自身文化的底层或底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原生底层不是文化传播，也不是文化移植。次生底层虽然包含有文化传播，但又不等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特征是把开端作为终端，次生底层的特征则是把终端作为开端，它是文化底层的复杂转化，而不是文化因素的简单叠加。
仔细考察中国古史传说，可以发现它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而且中国古史传说的深厚底层主要来源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和夏禹，其中的西部底层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西部文化底层恰恰与长江上游古蜀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西部文化的重要性，而且还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古史传说的构成格局。
（二）黄帝文化的西部底层
历史文献材料证明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可靠的古代史传。高阳长后，东进中原，建都帝丘（今河南濮阳）[61]，又“封其支庶于蜀”[62]，子孙中的一支仍留蜀地。从考古学上看，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陶器共存的考古现象[63]，确切证实了这一古史传说的真实性。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来看，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两地文献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昌意与蜀山氏和帝颛顼，这正是表现了两地共同的文化底层。或者说，由于中原和古蜀保有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才使黄帝与古蜀的这种亲缘关系在两地众口相传，流传千古。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底层，就绝不会在不同的两个地区留下如此相同的传说。
根据《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黄帝娶嫘祖后，由西东进中原，阪泉一战战胜炎帝，涿鹿一战擒杀蚩尤，成为首先初步统一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部落的一代酋豪，在中原和东方留下了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尔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流途径中，黄帝文化继续东进南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深刻地浸透到这些原来的异质文化区，积淀下来，并与各地原来的文化相结合，由此便引起并促成了这些地区原先文化底层的逐步转化。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受到了黄帝文化的浸染，因而各地文化均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特质，这些共同文化特质在各地积淀下来后，最终成为了中国东西南北中最深厚的文化底层，这种文化底层也就构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牢固基石。黄帝之后大约2000多年，当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时，所到之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64]，各地风俗教化虽不相同，但却往往称黄帝。这一现象，其实正是东西南北中各地黄帝文化底层的表现。过去有的史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说是各地强拉黄帝为祖先，自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三）大禹文化的西部底层(www.xing528.com)
禹兴西羌之说始于先秦，禹生石纽的传说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65]，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羌人的传说。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实际上是同一个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西羌既指族系，又指西羌的分布地域，是大概念，石纽则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地点，是小概念。《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 “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66]。《水经·沫水注》也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文中的“夷人”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则指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群。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大概同景云碑所记述的“禹石纽、汶川之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除这个地区外，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不难知道，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而岷江上游古为羌人居域，因此显而易见，禹兴西羌是岷江上游羌人的传说。
虽然，古羌人南下从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比大禹时代更加久远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岷江上游，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认禹兴西羌的传说是由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南下带来的。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唯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手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于是，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东进开创夏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所以，蜀地和中原都保留了相同的传说。文献来源的地域不同，传说却完全一致，恰恰说明它既是“真传说”[67]，又是真史实，而原因就在于它们同出一源的文化底层。
从所有关于禹生石纽和禹子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来看，禹、启与石的这种出生关系，在全中国范围内只被指认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古蜀岷江上游地区，一个是中原河南嵩山地区。其他地区关于禹的传说，比如禹娶涂山、禹合诸侯等等，均与禹的出生传说无关。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大禹与石这种特殊的出生关系传说，乃是古蜀和中原地区同出一源的共同文化因素，是古蜀和中原文化最深厚的底层。
（四）西部底层的文化史意义
从禹生岷江上游的石纽，到禹东进中原，“崇禹生开（按：开即启，夏启之谓）”[68]，反映了禹从古蜀东进中原的史迹，所以才可能仅在古蜀和河南流传这些传说。
另一方面，古蜀和中原流传禹、启生于石的同样性质传说，除禹东进中原而外，还有更加深刻的文化史背景，那就是古蜀和中原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均为帝颛顼后代。作为夏王朝开创者的禹，同样也是帝颛顼的后代，他从古蜀岷江上游东进中原河南嵩山，均在帝颛顼后代各分支之间活动，这些地域又同属上古时代的“西戎”之地，具有共同的文化底层，所以相同的传说得以在中国西部这一大片地域间长期保存和流传。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高阳东进中原建都立业，以及禹生石纽、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这两段远古传说的文化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可以据此确定帝颛顼和大禹两位中国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均出生在古蜀地区，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古史传说，可以看出黄帝、帝颛顼文化和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看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从黄帝、嫘祖、昌意、帝颛顼时期中国西部、古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到大禹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
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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