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与蜀的历史和亲缘关系-四川通史中的发现

在中国古史传说里，黄帝后裔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青阳的系统，直传蹻极、高辛（帝喾），高辛之后分为放勋（尧）、帝挚、契、弃等几大支系；另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昌意的系统，直传乾荒（有些载籍中没有这一代）、高阳（帝颛顼），高阳之后分为穷蝉、鲧、偁、蜀等几大支系（见表2－1^[31]）。

表2－1　黄帝后裔系统表

从表中不难看出，禹与蜀同属帝颛顼系统。禹为夏代开国之君^[32]，所以，夏禹与蜀具有很深的历史和亲缘关系。

（一）禹出西羌

首先应当肯定，禹是夏代开国君主，是人王而不是天神^[33]。

古史传说禹生于西羌之地的石纽。“禹生石纽”是先秦汉晋累世相传的旧说。在现存历史文献中，较早传述这一史实的是战国时代的孟子。皇甫谧《帝王世纪》引《孟子》说：

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所谓“西夷”，是指西羌而言。“夷”是泛称，战国时代用以指称非华夏的中原周边族类。《孟子》这里所说，意指石纽为西夷之地，是说禹的出生地在西夷石纽，是指其原籍而言，并不带有任何鄙夷贬抑之义。

孟子的这一说法，与司马迁之说完全一致。《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道：

禹兴于西羌。

汉初重臣陆贾在所著《新语·术事篇》中也明确说道：

大禹出于西羌。

汉昭帝时桓宽所著《盐铁论·国疾篇》亦明确指出：

禹出西羌。

上述载籍表明，禹是西羌石纽地方的人。

西羌何在呢？

一般认为，黄河上游湟水析（赐）支一带是上古时代西羌的分布中心，此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的“羌地”。但西羌分布极其广阔，除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而外，还南及岷山之域，这也就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说：“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所谓“蜀汉徼外蛮夷”，乃是指“在蜀之西”^[34]的岷山山区，“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35]，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与河湟赐支地区连为一体的。

从考古学上看，20世纪4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石器，1964年进行勘察，加上2000年茂县营盘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新石器出土地点计有一百余处^[36]。石器多为扁长形，刃部富于变化，有长条石刀、石刮刀、斧、锛、凿等，以通体磨光、狭长平薄的斧为特征。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彩陶。器形多为平底，纹饰有绳纹、圆窝纹等。彩陶为红胎黑彩，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近，石兴邦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37]。不过，从整个陶器的情况看来，岷江上游古文化有可能是当地土著文化吸收了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而形成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中国西部甘肃、青海和四川西北高原地区有众多族群活动居息。考古学上，甘肃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在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38]。分布在河西地区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一带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年代与夏代相当，可能是古羌族文化的一支。相当于殷商时代的辛店文化，也与古羌人有关。在陇山之东西，分布有相当于商周时期的寺洼文化，分成两个类型^[39]。寺洼类型分布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年代早于西周^[40]。安国类型分布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年代大致与西周同时^[41]。寺洼文化这两种类型，或认为属羌^[42]，或认为属氐的文化遗存^[43]。但若从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均出土陶双耳罐来看，毋宁说它们是同源的文化，广义上应是古代氐羌的文化遗存，这也同古文献关于氐羌同源的记载是一致的。

陶双耳罐这种文化因素，从西北甘青地区逶迤而南，连续分布到川西高原，在岷江上游地区分布相当广泛。这种情形，不能不说是同《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所说西羌的分布范围恰相吻合的。

再从中国西部石棺葬的分布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结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川西高原发现大批属于氐羌系统的石棺葬，广泛分布于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在大渡河流域也有发现。川西高原石棺葬发生甚早，延续时间也很长。在中国西部，石棺葬这种墓葬形式和埋葬习俗是由北往南发展的，最早出现在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的半山类型墓葬中^[44]，尔后向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地区和雅砻江、金沙江发展，呈连续发展的分布态势，而以岷江上游最为集中。墓葬形式和葬俗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色。在考古学上，尽管对中国西部的石棺葬分有不同类型，但类型差异乃是由于年代早晚、地理环境和支系各别等差异所造成，而这些差异并不影响到它们作为同一民族集团的族属关系。石棺葬这种分布格局，表明从西北甘青地区到川西高原确属古代西羌的分布范围。

史籍中对于禹又称为“戎禹”。《太平御览》卷83引《尚书纬·帝命验》说：“修已……生姒戎，文命禹。”注曰：“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王符《潜夫论·五帝德》也载道：“修已……生白帝文命戎禹。”所谓“戎”，古籍上一般是对中国西部民族的通称，其中既包括西北地区的民族，又包括西南地区川西高原的民族。称西北地区的民族为“西戎”，这屡见于《左传》、 《史记》、《竹书纪年》等史册，也为治史者所熟知。而称西南地区川西高原的民族为“西戎”，则为治史者所较少谈论，但却是古代的史实。如《战国策·秦策一》就记载秦大夫司马错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荀子·强国篇》也说巴是“巴戎”，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载秦灭蜀后， “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所说“西辟戎狄”、“戎伯”，均指川西高原地区臣属于古代蜀国的氐羌系族群。

中国古史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45]，表明三危是西戎之地的一个处所。三危的所在，《尚书·禹贡》正义引郑玄说：“《地记》云，三危之山，在鸟鼠山之西，南当岷山。”《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张楫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毕沅《山海经注》则说：“（三危）山当在今四川省。”这些史料表明，川西高原岷山地区确实是古代西戎的一个重要聚居区。

这表明，“禹出西羌”，禹名“戎禹”，其地域范围总的说来在中国西部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岷山地区。

（二）禹生石纽

既然禹出西羌，地当中国西部地区，那么，禹生石纽，石纽之地就应当在这一大片地域范围内。(www.xing528.com)

关于石纽所在，历代史籍多有记载。

《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扬雄《蜀本纪》记载：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按：原引作“痢”，不通，今据《元和郡县志》卷32改）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剖（按：原作“副”）而生于县。

赵晔《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记载：

女嬉于岷山，得薏苡而生禹，地曰石纽，在蜀西川也。

又载：

禹家于西川，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记载秦宓曰：

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

谯周《蜀本纪》记载^[46]：

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

《括地志》载^[47]：

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

这些记载表明，石纽之地在西羌所及的岷江上游地区，即在汉代的汶山郡广柔县地界内。

汉代广柔县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四川阿坝州的汶川县、茂县和绵阳市的北川县。广柔县的县治，按传统说法在今汶川县西，“故城在汶川县西七十二里”^[48]，那么石纽之地就应当在其附近。不过，除汶川县外，石纽还有位于今茂县绵虒^[49]和北川县^[50]以及都江堰市等的记载。几种说法虽然略有差异，但总的说来，均属岷江上游地区，其大体方位是颇为一致的。

有关禹生长地的传说，除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石纽而外，还有安徽寿春和当涂的涂山，以及浙江绍兴的会稽等说法。不过，综观史籍的流传情况和衍生增饰情况，安徽和浙江的禹迹，或由“禹娶涂山”而来，或为“禹合诸侯”之处，却均非禹出生地的记载，因此不能作为禹出生于那里的证据。只有禹生石纽的说法，既是有关禹出生地的记载，又是见之于先秦两汉载籍的旧说，同时也符合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遗迹，因而才是值得凭信的。

禹生石纽之说，是一种典型的出生传说，它与卵生说一样，是上古民族关于自身族群来源的一种说法，反映了某一族群同它所置身的自然环境的某种特殊的关系。历史文献屡见禹生于石的记载，如《淮南子·修务篇》：“禹生于石”，高诱注曰：“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而禹之子夏启的出生也与石有关，《随巢子》说：“启生于石”^[51]，《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见夏后启母石”，应劭注云“启生而母化为石”。所载都是禹、启一系与石的密切关系。《随巢子》还说“禹产于䃂石”，孙诒让证之以《淮南子·修务训》和《帝王世纪》，认为䃂石“疑即石纽”^[52]，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从古羌语称万年积雪的山峰为昆来看^[53]，所谓“䃂石”应指高山之石，而这种景观同岷江上游高山峡谷的自然环境是完全吻合的。正是这种高山峡谷、怪石嶙峋的特殊环境，才产生出了禹生于石的起源传说，从而表明文化的确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

禹生于石的传说，同西方羌民崇拜白石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54]。这种关系，在民族学和民俗学上，可以从岷江上游羌族流传至今的石崇拜上得到清楚的反映和说明，从岷江上游的考古发现上也有若干确切的实物证据足资说明^[55]，是有充分的证据的。

禹生石纽的传说，由于近年新出土的地下文献资料，可以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证实。

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云阳旧县坪发掘出土一通东汉熹平二年朐忍令景云碑^[56]，碑铭凡367字，记述有关于禹生石纽的极为珍贵而重要的资料。碑铭全文分四部分，其中第一和第二部分如下：

图2－7　东汉熹平二年朐忍令景云碑铭文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迁诸豪侠英杰，都于咸阳，／攘竟（境）蕃（蘅）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

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帷屋／甲（怅）帐，龟车留，家于梓潼，九族布列，裳相龙，名右冠盖。

碑文说景云为帝高阳之苗裔，封于楚，为楚国屈、景、昭三大姓之一的景氏。又说其先人伯沇， “术禹石纽、汶川之会”，伯沇当为伯杼，为禹后七世、夏后氏少康之子帝杼，即《左传》所载灭豷于戈的杼，《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帝予。术通述，循也。龟车，指君王出行队伍中悬龟蛇旗的车骑。留，谓前往。这段碑文意为：景云的先祖伯杼在少康中兴后，为遵循“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曾甲帐龟车，巡狩回蜀^[57]。这段碑文从多方面提供了有关先秦史的新材料。仅就大禹与古蜀的关系而言，可见大禹不但兴于西羌，家于石纽，而且曾在石纽召集过盟会。今岷江上游马家窑文化因素、庙底沟文化因素与本地土著文化因素共存而土著文化因素占有主要成分的考古现象，当即与代表土著族群的酋邦首领大禹所召集的“石纽、汶川之会”的历史事实有关。而大禹后代、夏后氏少康之子帝杼遵循大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甲帐龟车，巡狩回蜀，则进一步说明了大禹和夏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的西部底层。

由此可见，禹生西羌之地的石纽，石纽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这是为历史文献、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资料所共同证实了的，可谓信而有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