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与宗教：纯艺术形式的影响

四川史前艺术起源于何时，我们至今尚不能十分肯定。至于它起源的途径，大概除了劳动以外，同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宗教与巫术等都有一定关系，而大自然极为丰富多彩的物质形式及其运动，则是史前艺术最重要的源泉。

新石器时代四川艺术主要表现在石器、陶器、玉器、骨器、蚌器等物质成果上。

石器作为劳动工具，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艺术创造物。石器的形制、磨光程度、磨制方法等等，固然受文化形式的制约，然而对于制器者来说，其实都是一件件艺术作品，一琢一磨无不体现着史前人们的匠心。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新石器时代的艺术，是同这个时代与生俱来的，甚至是开创这个时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史前四川陶器的多姿多彩，可以说是艺术上最成功的作品类群，罐、盆、碗、盘、豆、杯、瓶等等，都不是直接模仿大自然现成的物质形式，而是人们生活中的再创造。它们在各支文化中的不同组合形式，除了适应各支文化的生态环境以外，也与人们的审美观和艺术创作意识有直接关系。边堆山、三星堆陶器口沿的波浪形花边，显然属于纯艺术的附加，与实用性一点也不相关。三星堆的高柄竹节形豆，竹节显然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大溪文化中陶器的艺术化色彩也十分浓厚，猪头形器座妙趣横生，使人忍俊不住。

彩陶艺术是引人注目的，人们把大自然丰富而变幻无穷的色彩引入自己的作品当中，固然还显得单调古朴，但却体现了人们对于色彩变化的无限追求，从最普通的生活用品上来表现自己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

玉器制作在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玉以它那坚韧致密的质地、细腻柔和的外观、温莹润泽的色泽和纯洁无瑕的品性而受到史前人们无比的青睐。三星堆早期文化中出土过玉质的凿，磨制甚精。大溪文化出土的玉制品不少，琢磨精细，工艺上还采用了切割和钻孔等技术，不少是作为装饰品生产出来的，如玦、珩、璜等等，真切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用拍印、刻画、堆加等方法施于陶器或玉器上的各种纹饰，是史前人们发挥艺术创作才能的最佳手段之一。这些纹饰复杂而多变，常见的有绳纹、平行线纹、锥刺纹、方格纹、波纹、锯齿状纹、篾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等。其中有些纹样是根据大自然的不同部分，如生物和无机物的生动外观，加以抽象，而用几何图形或线条再现出来的，显得扑朔迷离，令人心醉。可以说，文明时代美术的抽象表现方法，就是从史前时代承袭而来的。这些最基本的美术法则，至今仍启迪着美术家的创作心灵。

图1－26　大溪遗址装饰品

新石器时代为宗教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大约就是在这一时代形成的。求雨、祈年、求保佑等多种仪式，可能是宗教产生的直接先导。而死后葬式的规则，随葬品的放置等等，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来世的追求，或对灵魂永生的信仰。在这些方面，大溪文化墓葬最为典型。随葬的陶器都在底部打孔，普遍用鱼随葬。一名墓主口咬两条大鱼尾，鱼则一左一右置于身上。一名中年女性墓主用两只陶碟分别覆盖双乳，一名男性墓主则在耻骨上覆盖一只盅形陶器。这些奇特的葬俗，显然与大溪文化居民的宗教观念和原始巫术有关。

【注释】

[1]有的学者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中石器时代。

[2]这是指中国而言。世界各地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标志并不一致，例如欧洲大陆，直到铁器时代仍在文明时代之前徘徊。

[3]“文明时代”的概念，如今已被引入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但各学科对“文明时代”的界定有所不同。

[4]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R．Servise）在《原始社会的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New　York，1971）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Toronto，1975）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了四个连续的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其中前三个阶段属于史前时期，相当于学术界过去所说的原始社会。塞维斯的理论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

[5]奴隶制社会是否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国内外学术界还有较大争议，迄今尚无定论。对此，本书不拟讨论。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24页。

[7]特别说明：本书所说“四川”，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在内。

[8]《巫山发现180万年前人类化石》，《四川日报》1986年11月30日。

[9]张森水等：《铜梁旧石器遗址自然环境的探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第20卷第2期。

[10]裴文中：《四川资阳黄鳝溪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发掘简报》，《科学通报》1952年第3卷第10期。

[11]张森水等：《铜梁旧石器遗址自然环境的探讨》，1982年版。

[12]宋之琛：《孢子花粉分析》，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13]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斐文中：《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地理分布》，《古脊椎动物学报》1957年第1卷第1期。

[14]《资阳人化石地层时代问题的商榷》，《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5]《四川资阳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16]杨玲：《四川汉源县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4期。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1期。

[17]E．Service，Everlution of Culture．

[18]［苏］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张锡通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50页。该书所指世界最古国家即最古文明国度的地理区域和地球纬度虽然不尽符合历史实际，但是均在温带和亚热带之内。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20]长江自青海玉树至四川宜宾一段，称金沙江，金沙江全长1918公里，是长江的上游。长江自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一段，习惯上称为川江，川江全长1020公里。参考《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66年版。

[21]段渝：《论巴蜀地理对文明起源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2]《尚书·禹贡》。

[23]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8页。

[24]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自注。

[25]范成大：《畬田耕诗·序》。

[26]《华阳国志·巴志》。

[27]《华阳国志·巴志》。

[28]《华阳国志·巴志》。

[29]黄万波、方其仁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30]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31]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32]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类分布研究》， 《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33]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6页。

[34]裴文中：《四川资阳黄鳝溪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发掘简报》，《科学通报》1952年第3卷第10期。

[35]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204页。(www.xing528.com)

[36]刘兴诗：《四川盆地的第四系》，四川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第54、55页。

[37]游天星：《四川筠连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 《云贵川古人类旧石器时代考古交流会论文集》，1984年版。

[38]《巫山县发现一百八十万年前古人类化石，人类起源亚洲说有了新证据》，《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日。

[39]李宣民、张森水：《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19卷第4期；《铜梁旧石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重师学报》1980年第1期。

[40]《四川资阳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41]《四川资阳等县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83年第6期。

[42]杨玲：《四川汉源县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4期。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1期。

[43]张森水：《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3期。

[44]《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45]叶茂林：《羊子山土台遗址出土打制石器的性质与年代试析》，《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46]李宣民：《资阳人B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卷第3期。

[47]《略谈重庆文物考古的新发现》，《四川文物》1984年第4期。

[48]张兴永等：《四川黔江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及打制石器》，《长江流域第四纪地质及流域综合开发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1986年版。

[49]晏德忠：《攀枝花市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62页。

[50]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冉家路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8～746页。王川平、邹后曦、白九江：《重庆库区1999年度考古综述》，《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高家镇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8～676页。王川平、刘豫川：《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前言》，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52]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烟墩堡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688页。

[53]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队：《丰都井水湾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5～744页。

[54]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井水湾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4～654页。

[55]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队：《奉节横路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7页。

[56]李淼、李海鹰：《炉霍的打制石器》，《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1985年版，第103～107页。

[57]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58]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奉节县白帝城博物馆等：《奉节鱼复浦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59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60]学术界曾有一种看法，认为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特征。但西亚细亚发现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A、B说明，陶器并不是新石器时代的典型特征。

[6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奉节县白帝城博物馆等：《奉节鱼复浦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59页。

[62]引自王川平、刘豫川：《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前言》，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元中子铺的细石器遗存》，《考古》1991年第4期。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绵阳市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

[65]长江自重庆奉节至湖北宜昌一段，称为峡江。参考《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66年版。

[66]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67]王鑫：《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68]孙智彬：《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初论》。

[69]《奉节县老关庙遗址第三次发掘》，《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工作队：《四川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8期。

[71]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1年第6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文物管理所：《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2]林名均：《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年版。《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73]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4]王鲁茂、黄家祥：《四川姜维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6日。

[7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6]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市横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8年第2期。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77]刘盘石、魏达仪：《四川汉源县大树公社狮子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汉源县大树乡两处古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5期。

[78]魏达仪：《雅安石器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赵殿增：《四川原始文化类型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79]《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郫县古城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18日；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80]《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