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多元起源性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出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三峡的巫山大溪文化,是同一文化比较晚期的遗址。大溪文化并不发源于四川境内,它后来的发展方向也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可能是构成先楚文化的早期因素之一,对四川古文化并没有产生太多明显的影响。但井沟遗址群则显示出土著文化的特征,它们与当地后来的青铜时代文化有着发展演变的关系。
四川盆地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支流渠江流域,同样显示出与当地后来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演变关系。
川西北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如从其来源考察,有可能是当地土著文化吸收了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而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同西北高原氐羌先民的文化有关。岷江上游古文化曾在文明起源时代对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发生过重要影响。
川西大渡河流域和青衣江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因考古资料的局限,还不十分清楚,似乎存在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而两大流域中均有一定的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渊源,倒可以充分肯定。
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文化面貌不同于四川其他地区的古文化,它们均与史前和历史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传统相去甚远,其来源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迹象显示出它们与西北高原古文化的某种关系。(www.xing528.com)
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楚,分布北达绵阳,南抵长江沿岸,西至汉源,东面伸入到三峡以东的湖北宜昌,播染空间十分广阔。由于它明显区别于任何其他地区的古文化,因此可以肯定是一种土著新石器文化。
由文化史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决定,不仅四川地区的所有新石器文化之间,即令是在每一支新石器文化内部,事实上演化程度都并不是一致的,因此先进与落后总是普遍存在。而从新石器文化中进一步生长出文明因素,也远远不是同时的。于是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某支文化中最先进的部分已经进入文明门槛时,它的其他部分或边缘还在新石器末叶徘徊。成都平原古文化就是如此,当三星堆第二期文化已经产生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早期城市,从而意味着早期城市生活方式已经初步确立时,与它属于同一文化区系的阆中、南充、忠县、宜昌等地,仍然逡巡于城市文明之外。因此四川新石器文化下限的确定,就只能是模糊的,它与文明时代的上限之间,犹如犬牙交错,不可能截然分明。所以,四川新石器文化呈现出进步与落后交织的面貌,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可以看出,四川新石器时代,在文化来源上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性质。大溪文化是不同系统的外部文化或受外部文化影响而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川西南安宁河流域古文化的面貌相当复杂多样,既具有小生态中文化的半稳定性,又具有史前族群较强的流动性,表现出南来北往的文化走廊特征。岷江上游的古文化则是以土著因素为主,受到了中原古文化和西北高原古文化的重要影响。土著文化除在成都平原形成若干中心分布区外,还受到岷江上游文化和川北绵阳边堆山文化的影响,它们可能是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渊源之一。尽管岷江上游文化和川北绵阳边堆山文化自身的来龙去脉还不十分清楚,但从它们与宝墩文化有若干共同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与其他各种文化判然有别的情况来看,它们也应是土著文化。这样,到新石器时代之末,在四川盆地,以成都平原为重心的古文化便大致形成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引发了文明的起源。
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反映了新石器革命的深刻内容,构成了四川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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