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相当广泛，西起川西北高原，东至长江三峡，北达秦巴山地，南及川西南山区，文化遗址和地点星罗棋布。比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革命的浪潮不仅把人们推向四面八方，而且在浪潮波及的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普遍进步。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起点在何处，开端于何时，是一个正在探索之中的重大课题。当前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位于长江三峡奉节县的鱼复浦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地层出土一块陶片[61]，俞伟超认为该陶片火候很低，手捏成型，确实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陶片的特征[62]。该遗址尤其该陶片的发现，对于四川盆地以东长江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地处四川盆地北部山地的广元市中子铺营盘梁遗址，是迄今已知四川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年代约为距今六七千年，甚至更早[63]。这个遗址最重要的特征是细石器，它不仅在整个长江流域堪称首次发现，对中国细石器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而且也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线索。
图1－12 广元中子铺营盘梁遗址出土的石器
四川盆地北部新石器文化的另一重要遗址是绵阳边堆山遗址[64]。这里发现大量石质生产工具，器形丰富，以小型化为特征，石器制作以磨制为主。还出土不少陶器，器形和口沿装饰十分富于特色，并发现居址遗存。遗址年代距今4500～5000年上下，相当于华北龙山文化早期或更早，它可能是构成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的因素之一。
图1－13 绵阳边堆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峡江[65]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巫山大溪文化[66]。遗址上下重叠的文化层显示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的情况。其中发现了重叠排列的密集的墓葬，盛行单人葬。生产工具出土极为丰富，有石斧、锛、锄、凿、纺轮等，大多是打制而后加以琢磨，以长条形大型石斧和磨制精细的圭形凿最具特色。陶器数量很多，以红陶为主，还有少量彩陶。绝对年代距今5300～6000年。
图1－14 巫山大溪遗址墓葬葬式图
图1－15 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陶器
分布在峡江沿岸的㽏井沟遗址群主要有哨棚嘴遗址[67]、中坝遗址[68]、老关庙遗址[69]、魏家梁子遗址[70]等。各遗址都发现大量陶器，显示出相互之间既有一定的关系，又有相当的区别，且与长江三峡内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米仓山东段南麓的通江擂鼓寨遗址[71]，出土大量陶器，主要器形有罐、尊形器、瓶、盆、钵、碗等。出土石器有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
图1－16 通江擂鼓寨遗址出土的陶器
川西北地区以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最为著名，广泛分布在阿坝州的汶（川）、理、茂等县，约有数十个新石器出土地点[72]。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地势较高的三级以上的台地，少数分布在二级台地，一级台地基本没有发现。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以茂县营盘山遗址[73]、汶川姜维城遗址[74]为代表，发掘清理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房屋居住面。出土大量陶器，以泥质灰陶、灰褐陶为主，并发现不少彩陶。陶器主要有罐、瓶、钵、盆、壶、缸、纺轮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磨制石器体小扁薄，多数通体磨光，主要有斧、矛、砍砸器、刮削器、镞、锛、凿、网坠、纺轮等，还发现不少燧石质细石器。在有的遗址里发现了来自滨海地区的海贝，表明已初步发生了交换行为。
图1－17 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泥质陶器
图1－18 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夹砂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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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
位于川西北高原小金河半山上的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75]，是大渡河上游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出土不少建筑遗存和大量陶器，各期陶器富于变化，第三期的陶器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有一定关系。出土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相当丰富，有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
图1－20 丹巴县罕额依遗址出土的陶器
川西南新石器文化以凉山州西昌市横栏山遗址和西昌市礼州遗址最为重要[76]。横栏山遗址发现大量陶片，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多为平底，纹饰丰富，有些陶器口沿饰花边或波浪纹，器形主要有罐、钵、瓶、壶等。石器以斧为主，多为打制。礼州遗址发现的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以双孔半月形弧刃直背石刀最具特色。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全部为手工制作而成，器形比较多样。相对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稍晚于横栏山遗址。
图1－21 西昌市横栏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图1－22 西昌市礼州遗址出土的陶器
川西大渡河流域下游新石器文化以汉源最为集中，发现古遗址十多处，其重要代表是汉源狮子山遗址[77]。这里出土石器以斧为多，半打半磨，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棕红陶为主，时代距今约3500～4000年。
青衣江流域新石器文化分布也很广泛，在雅安等地发现三十多处石器地点，大致有河坝与山坡两种类型[78]。
四川新石器文化最为重要的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末叶文化，包括宝墩文化[79]和三星堆第一期文化[80]。宝墩文化得名于新津县宝墩遗址，以它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群，包括新津宝墩古城址、都江堰芒城古城址、温江鱼凫村古城址、郫县古城村古城址、崇州双河古城址和紫竹村古城址、大邑盐店古城址和高山古城址等数座古城遗址，均属同一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多为通体磨光，呈小型化，以斧、锛、凿为主。陶器质地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陶色有灰、褐、外灰内褐等。陶器器形以小平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典型陶器有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等。宝墩文化初步分为四期六段，延续时间800年左右。
图1－23 宝墩文化石制品生产工具
广汉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属新石器末叶文化，第二期至四期属早期文明，其中第二、三期称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属十二桥文化，与第一期不能同日而语。第一期文化面貌同宝墩文化有若干共同之处，距今约4500～3700年（一说4800～4000年），生产工具小型化，有石斧、锛、凿等，通体磨光，加工精整。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以宽沿平底器为主。
图1－25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陶器
从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遗址的情况，不难看出，四川新石器革命造成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性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有盆地原始农业经济和高原原始畜牧业经济两大类型，而间以渔猎经济这一更为古老的经济形式。原始农业经济可从各地所出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窥其梗概，各遗址所出大量陶器和家畜遗骨也是具体的证明。原始畜牧业则不仅见于古代文献，而且得到了考古学的充分证实。考古资料还说明，商品交换关系在各种生产性经济区域之间开始初步发展起来，各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源泉之一。
四川新石器革命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早期定居的农耕聚落的建立。这一方面体现在排列密集成群的墓葬的出现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房屋建筑遗址成组的出现上。有迹象表明，居址与农具、日常生活用品、艺术品等的制作都在同一或相邻空间，也与墓葬相辅相成。显然，永久性定居和定居农业已经产生。
在技术方面，四川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生产工具的专门化发展，工具组合各具特点，与各地的经济生活相适应，也意味着劳动分工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陶轮和纺轮普遍出现，不仅反映了制陶术和纺织术的进步，还意味着人们科学知识的显著提高，对于圆周运动及其规律已有掌握，并把它运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当中。建筑术主要有干栏式和地面木构式两种，反映了人们更能适应生态环境，生存能力得到了增强。技术的进步还表现为人们对艺术品、装饰品质料及工艺形式的不断追求，不仅选料严谨，而且精琢细磨，在工艺上出现了许许多多新鲜的发明创造。
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宗教信仰的形成，而巫术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乃至现实生活都具有一定支配作用，地地道道的自由世界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不过贫富不均、等级划分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阶级分化开始出现，甚至出现了史前酋邦一类政治组织。而它的质变，即阶级社会的诞生和国家的形成，则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最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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