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境内迄今已被命名或建议命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有3处,另在若干遗址和地点发现或采集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可以初步揭示四川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类型、分布及其他情况。
(一)铜梁文化
重庆铜梁县城西张二塘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发掘于1978年。在地表下8米的沼泽相地层中出土300多件旧石器和多种动、植物化石,并出土人类肱骨一段。碳14测定年代数据有2个,一为距今25450±850年,一为距今21500±310年[39]。
铜梁文化的特点,打片主要用锤击法,次为碰砧法,石片和石核形制都很原始。工具以石片工具为主,石核工具为次。工具类型简单,以刮削器为主,次为砍砸器,这在国内还不多见。石工具多粗大厚重,长度60毫米以上的大型工具占半数以上。工具组合中,复刃工具多于单刃工具。工具修理方法基本上是锤击法,偶用碰砧法,复向加工是主要的修理方式,亦为其重要特征。也采用向背面加工,向破裂面修理和错向加工,基本不用交互打击法,修理常用陡向加工,刃口很钝,刃角常超过80°,也是一重要特征。
铜梁文化游群的主要经济活动,从其石工具以凸刃为主分析,切割和砍劈为其工具的主要功能,而刮削功能居于很次要地位,表明是以食物采集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这也与其草木繁茂、果实丰富的生态环境相符。文化层中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又说明,如水牛、鹿等动物,也是铜梁文化游群食物的重要来源。
(二)鲤鱼桥文化
鲤鱼桥位于四川资阳县同心乡东约2公里的孙家坝。1973年、1980至1981年两次试掘。发掘地层共5层,在最下一层的底部,出土大量乌木、少数砂岩砾石、零星动物化石和打制石器、石片及石核。乌木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25100±400年[40]。
鲤鱼桥文化的重要特征是:石器原料均为砾石,多用砾石的自然面作为台面打制石片,打制的台面极少。用石锤直接打击法打片,方法有顺砾石的长轴和顺横轴打片两种。以第二种打片法为主,是鲤鱼桥石器工艺中打片法的显著特征。石器加工方法有一面修理和两面修理两种,均用石锤直接打击。单刃器多于复刃器。器形较简单,有尖状器、刮削器、砍斫器和雕刻器等,而以尖状器为主,富于特色,厚体尖状器可作为鲤鱼桥石器的典型器物。
鲤鱼桥石器与铜梁石器有较大差异,与富林石器也有显著区别,而与邻近的石虾子、沙嘴等地[41]的石制品基本一致,表明鲤鱼桥文化的分布地区就在濛溪河一带。
尖状器是割裂猎物和采集植物块根的重要工具。鲤鱼桥石器以尖状器为主体,表明其经济生活是狩猎和采集并重。
(三)富林文化
图1-5 四川汉源县富林文化的石器
富林文化以首次发现于四川汉源县富林镇而命名。1960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共获5000多件石器材料、木炭、灰烬、烧骨、少量哺乳动物化石,树叶印痕多种和三种斧足类化石。其年代,距今约2万年[42]。
富林文化已知分布区在大渡河沿岸。最重要特点是以小石器占绝对优势,长度很少超过30毫米。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偶尔也用砸击法。修理石工具以向背面加工为主。不用交互打击法。
富林文化显示出与华北小石器文化的密切关系,如与内蒙萨拉乌苏,山西峙峪和甘肃楼房子、桃山嘴等地点出土的旧石器一致,均属小石器传统[43]。
从富林文化石工具组合以刮削器最多,其次是尖状器的情况看,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采集为主。文化层中发现的动物化石尤其是烧骨,还说明狩猎经济占有较大比重。
从富林文化的规模分析,富林文化的游群人数不多,大约在50人左右。
(四)其他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地点
1956年在成都羊子山遗址基址以下的地层中,发现了5件旧石器[44]。其中4件是刮削器,1件是尖状器。打片方法,除1件可能用碰砧法外,都用锤击法。器形富于变化,刃部类型复杂。器形较大,但不粗笨、简陋。石片体较薄,为多次剥片而成。刃部较锋利,刃角多在40°以下。这批打制石器,与富林小石器显然有别,与铜梁石器也有较大差异,与鲤鱼桥石器也有很大不同。年代约距今1万到1.5万千年[45]。(www.xing528.com)
1981年,在资阳人B地点发现石制品172件[46]。其中石片65件,石核15件,边刮器21件,端刮器3件,尖状器5件,砍砸器62件。
1983年,在重庆九龙坡马王场发现旧石器标本369件[47],大多是砾石石器,特征与铜梁旧石器文化相近。
1985年,在黔江县红土湾老屋基洞发现一批打制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48],其中半成品石料、石器等有800多种,动物化石属于华南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时代为更新世中晚期。
攀枝花市仁和区回龙湾近年发现一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49]。经试掘,出土文化遗物上千件。其中石制品700多件,有刮削器、砍斫器、雕刻器、船形底石核、各种细石器石叶及钻、石锤等;骨角制品200多件,有针、锥、镞、凿状器等。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观察,与广西白莲洞,广东西樵山,贵州猫猫洞,山西下川、峙峪,陕西沙苑等地所出器物有不少近似之处,反映了复合文化的性质。绝对年代距今约1万~1.8万年。这一发现对研究西南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围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代以来,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三峡考古工作全面展开。在三峡考古中,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考古新收获十分丰富,主要有丰都县冉家路口遗址、高家镇遗址、烟墩堡遗址、井水湾遗址和奉节县鱼复浦遗址、横路遗址等等。
丰都县冉家路口遗址位于长江左岸的第四级阶地,距今约10万~5万年,属于旧石器早期结束阶段或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的旷野型遗址。1999年进行第一次发掘,出土石制品149件,伴出一定数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的石制品以大型为主,器类以砍砸器为主,只有少量的刮削器和尖状器,应是主要从事采集兼狩猎游群的活动场所。该遗址石制品数量多,类型较丰富,石制品组合既有华南原始工业特征,也有华北原始工业特征。遗址中出土少量动物化石,在华南乃至东南亚的露天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是不多见的,对探索华南地区早期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0]。
丰都县高家镇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第三级阶地,距今约10万~5万年,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旷野型遗址。该遗址经1995、1998年两次发掘,出土石制品2500余件。文化遗物以大型和巨型砾石工具为主,石器以砍砸器为主,另有刮削器等。该遗址标本密集,堆积厚,石制品数量大,类型丰富,质量较高,应是一处石料采集和石器制作加工的场所。其石制品组合与制作技术,显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的鲜明特色,对研究中国南方以至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51]。
图1-6 丰都县冉家路口遗址出土砾石加工的精制品
图1-7 丰都县冉家路口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丰都县烟墩堡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第四阶地后缘,距今5万年。该遗址在1994~1998年前后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标本11309件,其中石制品1341件。在石制品中,石片占半数以上。石器中,刮削器占数量的一半。石器还有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表明这是一个主要从事狩猎兼事采集的较大的游群。烟墩堡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兼具我国南方和北方旧石器工业传统的双重特点,在认识中国南北工业传统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桥梁作用,对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对比的研究资料[52]。
图1-8 丰都县烟墩堡遗址地形位置图
图1-9 丰都县烟墩堡遗址出土的盘状石核
丰都县井水湾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第三级阶地,距今5万年。1998年进行首次发掘,出土石质和动物化石标本1523件,其中石制品258件、烧石6件,以及剑齿象、野牛、麂等动物化石碎片10件[53]。2000年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石制品106件,以及多件哺乳动物化石[54]。该遗址地貌明确、地层清楚、遗物丰富,尤其是动物化石的发现,在华南露天旧石器遗址中非常罕见。文化遗物主要以中型和大型的石片工具为主。1998年出土的石制品组合中,以刮削器为主,砍砸器次之,分别占出土器物总和的48.75%和34.29%。2000年出土的石制品组合中,以砍砸器为主,少数为刮削器。这表明游群的经济生活以狩猎采集为主,遗址内出土的动物化石碎片也显示了这种情况。
奉节县横路遗址位于长江支流梅溪河左岸第二阶地前缘,1993年采集到石制品,1998年发掘,共计出土石制品42件。石制品以小型和中型为主,石器均为刮削器[55]。该遗址出土石制品类型单调,数量亦少,是一小型狩猎游群制作石质工具的临时场所。
此外,20世纪以来在川境其他地区还采集到若干打制石器。1913年美国哈佛大学叶长青(J.H.Edgar)在西康采集到打制石器材料。1925至1926年美国中亚考察队格兰杰(Walter Granger)在万县盐井沟发现1件与更新世动物化石群同时的穿孔石盘。1930年德国人阿诺尔德·海姆(Arnold Heim)在西康道孚发现2件刮削器。1931年美国人格拉哈姆(Graham)和蒲尔斯(Bowles)宣称在西康发现旧石器和骨器。1935年法国人德日进(Teilhard Decheadin)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也在万县西约10公里的长江第一阶地上采集到1件新石器时代以前的石器。1980年代在雅砻江上游炉霍采集到石器32件,计有砍砸器、石斧、盘状器、凿形器、石锤、石矛头等石核石器和刮削器等石片、石器[56]。但这些打制石器均系地表采集,缺乏确切的层位关系,是否属旧石器,还难以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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