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自然环境对史前文化的影响

（一）自然环境与史前文化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家通常认为，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产物^[17]。其实，人类与其所置身的自然环境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文化不但是人类被动适应环境的产物，它同时也是人类主动改造环境的产物，这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必然同自然界发生种种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尚处在童年时代的史前人类来说，自然和生态环境具有较之任何其他历史时代更加重要的意义。地理位置（经度、纬度，主要是后者）、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动物、植物、矿藏等因素，对于史前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以至对于古代文明是否能够起源和形成，都有着特别重要的直接的影响。

自然环境的这些要素，不仅对史前人类群体经济类型的形成和分布，对人类群体的居住方式和聚落形态的特点，对人类群体的交通、迁徙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往还，对作为古代文明基础的农业、定居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形成，从而对推动和促进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有着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调节和制约作用；而且对人类群体从发现、开发和冶炼矿藏到制造和使用金属器，以至对初民们的风俗、性情和典型人格的塑造，以及精神生活特征的形成等，都有着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调节和制约作用。

在对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讨论中，国内外不少学者早已指出，所有最古文明或早期文明发生的地域都有大体相似的自然环境，绝大多数文明诞生在地理环境特别有利的温带或亚热带，“所在地理区域是地球上一个并不很宽的地带，大约在北纬十五度到四十度之间”^[18]。这是因为温带或亚热带在自然条件方面富于差异性和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只有这样的地理环境，才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19]。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如寒带、亚寒带，无论如何也发生不了早期文明。但自然条件过于富饶的地区如热带的大多数区域，又会使人们过分依赖自然，反而束缚以至削弱了人们同自然进行斗争的意志和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发展，同样也不会发生古代文明。

（二）四川盆地史前文化的向心结构

位于长江上游东部的四川盆地，在地理上是一个标准的菱形盆地，盆地边缘山地由一系列中山和低山组成。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史前时代，这些阻隔盆地与外界联系的山地固然不是不可逾越，但毕竟起着极大的限制和阻碍作用。在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而盆地底部则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分布着盆西平原（成都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由于地形的这一特点，因而造成了所有的河流都从盆地南北两侧沿着下趋的山势流向盆地底部、汇入川江的态势^[20]。而川江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切开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从盆地东南边缘流过。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乌江、赤水河等分别从南北方向注入长江，浩浩荡荡，东出三峡，构成一个不对称的向心状水系。(https://www.xing528.com)

正是这种地理上的向心结构，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因而使得四川盆地不断地吸引着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以及其他经济类型的族群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着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构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从而为各种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为新的古文化中心的形成提供了自然基础。于是，在这个地理单元内，古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推动了置身其中的各种古文化之间的交流、激荡与融合，对古文化的发展、演进以至文明的起源产生了无可置疑的重要影响^[21]。

在这一地理的向心结构中，川江为其主干，南北两侧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其北侧河流多而长，南侧河流少而短。这种地理结构，又造成了盆地内外史前文化交流的北多南少、北来南去的重要特点。而作为盆地水系主干的岷江和川江，则自始至终在盆地内外史前文化的交流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引导着各种古文化的南来北往、西去东还。

（三）四川盆地东部与西部的差异

人们习惯于把四川盆地东西两地的古文化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内的文化整体来看待，称之为巴蜀文化。实际上，四川盆地东部和西部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较早时期却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性质。尽管人们通常从地理角度把战国秦汉之际的巴蜀文化视为一个地方或区域文化类型，然而二者在春秋战国以前却存在显著差异。

诚然，四川盆地东部与西部在位置上同属于一个完整的盆地，气候条件差别不大，但地貌、土壤却有较大差别。盆西平原是大河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面积较大，土壤“青黎”^[22]，土质良好，适合农耕。盆中丘陵土壤紫赤，土层深厚，溪流纵横，也是农耕的有利场所。而盆东平行岭谷间虽广布丘陵和平坝，但平坝一般不大，农耕条件显然不如前者，尤其是华蓥山脉、大巴山脉、巫山山脉等区域，农耕条件更差，而且往往是粗耕农业与渔猎并存的混合型经济。据蒙文通教授研究，中国最早的地理专著《禹贡》对梁州的记载，是偏在岷、嶓以南的蔡、蒙地区和成都平原，因为那是最早开辟的地区；而对嘉陵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东西汉水之间的大巴山区和荆州的西部却只字未提，因为那是没有开拓的^[23]。参证考古资料和史籍有关记载，虽不能说盆地东部地区至西周时代尚未开拓，但盆东经济的确比盆西落后，两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类型有相当差异，却是可以肯定的。根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直到战国秦汉时期，盆东巴地岭谷间的族群仍有许多以射猎作为其生计的主要来源，而三峡峡区直到唐代仍以耕种畬田为主^[24]，“刀耕火种”^[25]，“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26]。由此不难知道，在史前时代人们尚难以卓有成效地改变自然环境的情况下，盆地东部农业开发的困难程度是相当大的，所取得的成果也远远比不上盆地西部平原。盆地西部和川中丘陵区域则由于其“川崖惟平”、“土地平敞”^[27]，因而“土植五谷，牲具六畜”^[28]，农业较早地开发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