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导言：研究成果发布

贾大泉

地处我国西南的四川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四川历史既与全国历史有着相同的轨迹，又以其突出的地方特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勤劳勇敢的四川各族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谱写了壮丽多彩的篇章，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为创造和推动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编写《四川通史》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四川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重修《四川通史》的缘由和目的

20 世纪80 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着手编撰多卷本的《四川通史》，1993 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共7 册(卷) ，213 万字，发行1000套。一年之后就一本难求。随着四川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进入21 世纪后，包括党政部门、学术界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更是迫切需要一部四川历史书籍来了解四川的昨天，把握四川的今天，建设四川的明天。但我在1998 年8 月退休后，就过着夏到青城山避暑，冬到深圳避寒的“候鸟”生活，对《四川通史》的社会需求未能深入了解。2004 年秋的一天碰见侯水平院长，他谈及此事。我考虑到原《四川通史》出版10 多年后，四川历史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成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四川历史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解读，因此，需要在原《四川通史》的基础上，重修一部《四川通史》，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为此，我们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得到原《四川通史》分册主编和社科院领导的支持，上报到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协调小组后，被列入2004 年的重点课题，成立了由省委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的重修《四川通史》编委会，指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具体实施，并给予专项财政补贴。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领导贾松青、侯水平、罗鸣的直接指导下，全体编写人员经过4 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重修《四川通史》的任务。全书仍为7 卷，共400 余万字，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各卷之前，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四川部分) 、任乃强先生编绘的《四川历史地图》与《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以及近年研究成果，相互参校，绘制了相关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同时，每卷新增了彩图，并随文配图1000 余幅，使本书成为一部适宜党政干部和史学爱好者阅读的文图并茂的历史著作。

这次重修《四川通史》，是在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四川各个时段的历史作较详实的介绍和客观的解读。我们力求从横向看，它是四川历史某一时段的断代史，从纵向看，把各卷相关内容串联起来，又能初步构成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通、宗教、民俗等内容的专题史，目的在于能为各行业的干部、群众提供建设四川的历史资源，并从中获取历史智慧、吸取经验教训，增强建设四川的效能。

重修《四川通史》的时间范围仍从远古至民国为止，但5 ～7 卷的时间断限有了重大调整：原第5 卷(元、明至清鸦片战争前) 改为元明卷； 第6 卷(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改为清代卷； 第7 卷(五四运动至1949 年) 改为民国卷(1912～1949) 。这种调整，主要是淡化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主线，不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四川近代历史当做革命史来研究，而是依据政权更替，用新的认识来研究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全部历史，更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原貌。同时也使四川有一部完整的清代四川史和民国四川史的学术专著。

重修《四川通史》的空间范围以1997 年3 月川渝分治前的四川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四川在秦以前为巴国、蜀国之地。秦灭巴蜀，在巴蜀大地建立郡县制的行政区划进行统治。巴蜀不再是我国的行政区划名称，而是作为历史地域名称保存下来。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在地方建立府、州或道、府、州、县的行政区划。唐代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后分为十五道) ，其中剑门关以南地区为剑南道，剑南道的东面长江以北地区为山南道。其后将剑南道分为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也称“剑南两川”。山南道则分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这便是“两川”和“三川”的由来。北宋王朝建立路、州(府) 、县制，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 ，在原巴蜀大地设置益州路(后改为成都府路) 、梓州路(后改为潼川府路) 、利州路、夔州路。四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合称“川峡四路”。两宋之际，官方文书即开始简称“四川”，并绘制《川峡四路图经》，将四路总的人口、物产、地形等上报朝廷。南宋初期为了抗金抗蒙战争的需要，设置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统管四川军民财政。此乃“四川”名称的真正来源。元朝建四川行省，“四川省”名正式确定下来。元朝建四川行省时曾将今甘孜、阿坝、凉山地区从四川行政区划分割出去，到明朝以后，这些地区又重新划归四川省管辖。其间除民国28 年(1939) 建西康省，将今凉山州、甘孜州和今雅安市划归西康省管辖(1955 年西康省撤销重新并入四川省) 外，1997年3 月川渝分治前四川省的行政区域基本上涵盖了从古代巴蜀到民国时期的空间范围。

重修的《四川通史》与1993 年出版的《四川通史》比较，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虽有较大提高，但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不妥之处。现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认识作些说明，一并提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四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四川地处我国西南内陆腹地，西临青藏高原，北拥秦巴山地，东据长江三峡，南依云贵高原，自古就是我国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联系的枢纽和桥梁。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繁荣的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四个基地”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个中心”是指四川在历史上是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早在先秦时期，蜀国和巴国就是西南地区著名的古国。春秋战国之际，蜀国大兴水利，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成为名冠中华的主要稻作农业区。随着农业的发展，蜀国的冶金、制玉、制陶、竹木器、纺织、矿业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某些行业的产品在当时还处于领先地位，远销秦、楚、滇、夜郎等古国甚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316 年，秦攻占巴蜀，使四川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大批的中原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四川进入铁器和有汉文字的时代，社会得到飞跃发展，到汉代四川已被誉称为“天府之国”，赶上并超过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地位。唐宋时期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更走在全国(包括西南地区) 的前列。直到明、清和民国时期，四川仍然是我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四个基地”是指四川在历史上是我国开发西南边疆、促进国家统一、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基地。

一是开发西南边疆的重要基地。早在秦朝，中央王朝就把四川作为开发西南边疆的基地。西汉武帝时期，继秦始皇之后，以四川为依托，两次经营“西南夷”，把今凉山、甘孜、阿坝以及云贵的土著民族置于统辖之下，初步完成了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大业。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同样以四川为基地，进军南中，开发今凉山和云南地区。西晋王朝也是以四川为基地，在云、贵及四川民族地区设州郡，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管辖。直到清代和民国时期，中央政权也是以四川为基地经营西藏，形成了“安康治藏”的政策。民国时期在成都还建有边疆研究机构，出版边疆研究刊物，推动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和开发。

二是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基地。我国的大一统始于秦朝。自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之后的2000 多年间，基本保持了国家的统一。虽也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在历史上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时，四川则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基地。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群雄并立的分裂时代。自秦攻占巴蜀，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了秦、楚、齐三强并驾齐驱的局面，在经济、军事实力上都远抛齐、楚于身后，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终于在并巴蜀的95 年后统一全国，建立秦朝。秦亡之后，项羽裂土封王。汉王刘邦据有汉中、巴蜀之地，依靠巴蜀人力、物力、财力，出兵关中，统一全国，建立汉王朝。西晋王朝建立后，于公元279 年依靠巴蜀水军顺长江东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吴主投降。从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延续了90 年之久，复归统一。公元316 年西晋灭亡，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直到581 年隋朝立。588 年隋朝依靠巴蜀的人力、物力建立了强大的水师，于589 年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历时200 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全国又复归统一。公元618 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由于关中地区在隋末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李渊即位之后即令关中饥民入蜀就食，渡过饥荒，并从蜀中运米到长安，充实京师，稳定刚刚建立的唐王朝的统治根基。620 年，益州道行台率领巴蜀军队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621 年，夔帅总管又率领巴蜀军队顺长江东下，直捣江陵，消灭了割据荆湖的萧铣，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北宋王朝建立后，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先取川蜀，依靠川蜀雄厚的人力财力，逐步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结束了南方50 年来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三是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重要基地。

1840 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四川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流血牺牲。19 世纪末，杨锐、刘光第是参与“百日维新”而壮烈牺牲的“戊戌六君子”。20 世纪初年兴起的反清革命斗争，四川更涌现出了邹容、喻培伦、彭家珍等名闻全国的英烈。孙中山先生在悼念蜀中死义诸烈士的祭文中说：“惟蜀有才，奇瑰磊落，自邹迄彭，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允多。”特别是1911 年四川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和同志军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敲响清王朝的丧钟，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民国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如朱德在咏辛亥革命的诗中所说：“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四川无愧为辛亥革命的发祥地，四川人民“宣力民国”的功绩彪炳史册。

四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基地。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蚕食鲸吞我国领土，我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共有川军6000 人被调参加了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抗英战争。清末，英国和沙俄加强了对我国西藏领土的侵略和争夺，川军又多次奉调进兵西藏，巩固边防，抵制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同时为经营川边，固川保藏，在川边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加强康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建设。到民国时期，先是设置川边特别行政区，后是建置西康省，有力地遏制了外国对西藏的侵略和西藏上层的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大部分领土，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沦陷区的大批优秀人才，先进的工商企业和金融资本迁入四川，为国家保存了长期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增强了大后方抗战的实力。而300 多万四川儿女在抗日前线不怕牺牲、浴血奋战；5000 多万四川人民在日机轰炸下，加紧生产，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四川成为全国出兵、出力、出钱、出物最多的省份。我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百年国耻，基本废除了国际上的不平等条约，收复了台湾。民国时期，是四川对国家、民族作出牺牲最大和贡献最大的年代，完成了抗日民族复兴基地的历史使命，而永留史册。

三、四川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早在200 万年前的旧石器人类起源时代，在巫山等地就有早期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成为人类起源地之一。到人类文明诞生初期，巴蜀地区就创造了独特的宝敦文化、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夏商之际建立起古蜀国，西、东周之际形成巴国与蜀国并列局面，成为我国华夏文明中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蜀国的早期发展，与黄帝、颛顼、大禹等我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密切相关。相传蜀人嫘祖是黄帝元妃，种桑养蚕的始祖。传说生于蜀地的大禹，是夏朝的建立者。而巴国助武王伐纣，被周封为姬姓诸侯。这说明蜀人和巴人都是远古华夏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支古老民族。作为我国人类起源地之一，长江上游文明发祥地和华夏民族中的一支古老民族的四川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贡献中，有的走在世界的前列，有的在我国占据领先地位。

20 世纪和本世纪考古发现的古蜀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型仿生青铜器群，太阳神鸟等金箔和大批玉器及其他文物，无论从物质文明和艺术魅力上，都是人类青铜时代绚丽的篇章。

在世界水利发展史上，2000 多年前的秦蜀郡郡守李冰利用自然条件兴建的都江堰无坝水利工程，设计巧夺天工，具有灌溉、防洪、排沙、通航的功能，迄今为止，还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古老、最先进、最科学、最生态和谐的，仍然继续使用的无坝工程，堪称世界水利史上光辉灿烂的明珠。

在天文历学上，汉武帝时，阆中落下闳制定的《太初历》，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较系统、成体系的历法。他造浑天仪考历度，造天球仪，标上星象位置，首次采用连分数推算历法，较西欧早1600 余年。宋代四川张思训又对浑天仪的动力作了改进，用水银代替水作运转动力，解决了“寒暑无准”的难题，保证了浑天仪四季都能正常运行，为报时、定季节、制历法的准确性提供了科学保证。宋代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大发展时期，1010 ～1106 年约百年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工作。其中第四次观察结果被四川学者黄裳在1190年制成《天文图》、《太极图》等，后由王致远将《天文图》摹刻在苏州文庙石碑上，成为闻名世界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天文图》共有1430 颗星。全图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南极恒隐圈和赤道，28 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受到当今世界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

在数学史上，南宋四川人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西方数学史著作中，把这一解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500 年以后西欧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般的一次同余组求解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到了与“大衍求一术”相同的结果。秦九韶在数学上的成就远远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是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在医学上，宋代青神人杨子健所著《十产论》，将妇女分娩分为正产、伤产、催产、冻产、热产、横产、倒产、偏产、碍产、坐产、盘肠产等问题进行研究，解决了异常胎位转位术，建立起我国古代中医产科学的大厦。杨子健的转胎手法领先西欧500 年，是宋代四川医学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标志之一。

在药物学上，宋代四川人唐慎微所著《证类本草》问世后，历朝重新刊印的版本达50 种以上，几乎取代了其他各家本草，处于独尊地位，很快流行到四川以外地区，甚至朝鲜、日本等地。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正是以《证类本草》为蓝本编著的。《证类本草》堪称世界上较为完备的早期药用植物志。

在盐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史上，汉代临邛是世界上最早用天然气煮盐的地区。到北宋庆历、皇祐年间，四川人民在前代凿井工艺基础上，改变锸锹挖掘盐井的方式，创造出用杠杆原理，采用机械冲击凿井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机械钻井技术，是启迪人类开发地下资源的技术变革，对后来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具有重要意义。清代道光年间在自贡凿成的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燊海井，则是我国古代深井凿技的巨大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及科技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货币发展史上，由于宋代四川经济贸易发展，于10 世纪末叶，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益州交子，它比西方真正带有现代钞票性质的纸币早了500 多年。用纸币代替金属铸币，节省了制币和流通费用，方便了经贸交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推动社会经济交流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四川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除上述的发明创造走在世界前列之外，自西汉文翁兴学，“蜀学比于齐鲁”，在全国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蜀学”，在我国人文科学的不少领域中占居领先地位，同样是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宗教发展史上，东汉中叶张陵在大邑鹤鸣山作道书，创立道教，后流传全国成为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宗教，而与佛教并列为我国影响最大的两大宗教，成为我国儒、释、道三家鼎立的传统文化之一。它的创立，不仅丰富了我国宗教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学术思想上，汉代巴蜀学者吸收儒家、道家、阴阳家的学说，对我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宋代思想家陈抟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其著作对整个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理学的产生都起了重要作用。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所著《苏氏易传》则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辨。三苏父子的学术思想，是宋代能与程朱理学长期并峙的学派，在宋代学术思想乃至中国整个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张栻和魏了翁都是宋代与朱熹齐名的理学代表人物，对理学的发展并成为正统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当西方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制度之时，清初杰出的进步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大大丰富了我国唯物主义自然观。其批判矛头直指专制制度的最高代表——封建帝王，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到清末，廖平的学术著作和邹容的《革命军》都分别对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起了积极作用。

在文学上，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中，蜀中就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严君平等4 人，在全国独占鳌头。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发展的高峰，蜀中诗人和寓居巴蜀的诗人对唐诗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其他的如蜀人陈子昂和先后到达四川的王勃、卢照邻、岑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在蜀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继唐诗兴盛之后，五代时期以写艳情为主的词又开始兴起，时人称“蜀为词乡”，并形成词学发展史上的“花间派”。到北宋中期，苏轼革新词体，从写艳情发展到描写广阔的社会人生，抒发政治抱负。在苏轼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使词这种文学体裁在宋代发展繁荣到达顶峰，与唐诗并驾齐驱，从此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唐诗宋词”之称。苏轼还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产生了“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推动了古文的繁荣，完成了从唐代韩愈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古文一直是我国散文的代表性文体。

在史学上，四川甚为发达。以专志、方志而言，西汉有扬雄的《蜀王本纪》、《方言》，东汉有李尤的《蜀记》。到蜀汉魏晋时期，巴蜀史学更发展到一个小高潮，涌现出谯周、陈寿、常璩等著名史家。陈寿所著《三国志》与《史记》 《汉书》 《后汉书》合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常璩的《华阳国志》，首开撰写地方史志的先河，是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历史与社会的划时代著作。到宋代，史学更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闻名全国的“西蜀史学”。史家辈出，涌现出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批著名史家。他们撰写的宋代历史著作，成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的史学名著。宋代以后，研究四川史志的著述更是蓬勃兴起。从汉至今，志类著述超过千种，成为研究四川自然、区域沿革、社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物、风俗以及事物生息运动的最基本资料。

在绘画艺术上，唐、五代和北宋时期是四川历史上画家辈出的时代。其中黄荃父子的工笔、花鸟画艺垄断官府画坛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文同、苏轼则是文人绘画的开创者和文人绘画理论创造者。他们认为诗歌、书法、绘画三者一脉相承，在画里包含作者的感情，从而在我国绘画史上开辟了由工匠画进入文人画的时代，对宋代以后我国的绘画艺术的进步、发展、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在石刻艺术上，我国在唐代以前兴盛于北方，唐代以后，南方的石刻艺术后来居上，其中尤以四川最为发达。在唐代历时90 年开凿的乐山大佛，是我国最大的坐佛像，也是闻名世界的最大的佛像之一。始于唐末，历经五代至两宋完成的大足石刻，是同我国云冈、龙门鼎足而立的石刻艺术宝藏，荣获“唐宋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美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戏剧发展史上，清代吸收各省戏曲文化，创造出具有极高艺术魅力、深受群众喜爱的川剧，为我国戏剧增添了一颗明珠。(www.xing528.com)

少数民族地区创造的音乐、舞蹈、绘画、工艺作品，更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

总之，在四川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都取得辉煌成就，而且在不少领域还走在我国和世界的前列，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移民、战乱与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四川对我国和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具体史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四川历史发展长河中，有的时期贡献多些大些，有的时期则贡献少些小些，这反映出四川历史发展有高潮期、低潮期，甚至倒退期。而这种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则与全国和四川地区的战乱和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

四川的历史进程，除巴蜀时期是沿着自身的轨迹，独立发展之外，秦并巴蜀，建立郡县制度，书同文、车同轨，实行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四川历史发展的进程就与中原地区基本保持一致，并深受中原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长期地、大量地向巴蜀移民，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和技术传入四川，四川进入铁器和有汉文字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并赶上了中原地区。到汉代，成都地区已成为“天府之国”，成都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都会，迎来了四川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高潮期。

东汉末年的全国战乱，国家进入分裂时期。其间经过西晋短暂统一之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国家再度分裂，进入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西晋末年陇右秦、雍二州六郡流民10 余万，在李特兄弟领导下入蜀就食，并举兵反晋，建立成·汉政权，蜀民被迫逃亡。成·汉后期，又招引居住在牂牁(今贵州、广西) 僚人10 余万户进入四川，使原住居民向外逃离。成·汉政权从公元304 年建立，到347 年投降东晋，在四川统治仅43 年。但由于六郡流民和僚人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原有土著的四川居民，四川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东汉永和三年(138) ，四川人口117 万余户，到成·汉时期已减少到20 万～30 万户。社会发展已远远低于汉代的水平，成为秦以后四川历史发展的第一个低潮期。

从隋统一中国，历经唐、五代到宋的近700 年间，四川与中原地区相比，社会相对安定，没有较大的战乱，大批汉族人口相继迁入，一些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从唐代开始，四川又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时期，特别是唐末五代，中原大批士人入蜀避难。到宋代，四川经济文化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和东南地区一样成为全国的发达地区，成为对我国和世界文明贡献最多最大的时期。

从南宋绍定四年(1231) 蒙古军队攻入四川，到1279 年四川被元军全部占领止，四川内部遭受了约半个世纪的战争蹂躏，社会经济、文化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四川有259 万户，到元朝统一四川后的至元十九年(1282) ，只剩下12 万户，60 年间减少了95%以上，以致终元之世，四川的经济文化都未得到有效的恢复，又从宋代全国的发达地区，变成了全国的落后地区，成为四川历史上又一个发展低潮期。

明朝建立后，湖广移民入川，四川的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的恢复发展。但明末清初，先是崇祯六年(1633) 张献忠农民军入川争斗，继而是清军与残明军队的战争，然后是康熙年间吴三桂部队从云南入川反清。连续战乱长达四五十年，康熙二十年(1681) 四川政局才相对稳定下来。康熙二十四年(1685) ，全省在籍者仅1.8 万户，估计不足10 万人。全川满目荒凉，人烟稀少，又成为四川历史上的一个发展低潮期。

面对这种局面，清朝政府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湖、广人最多，史称“湖广填四川”。这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始于康熙中叶，延续到乾嘉时期，长达百年以上。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 ，四川已有948 万余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已达2625 万余人，超过了四川历史上最高人口数。道光二十年(1840 年) 更增到3833 万余人，占全国人口的10%。造成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期间，四川社会的迅速发展。咸丰时，四川成为经济上可以支援其他省区的协济省区，再次步入发展高潮期，但与全国先进省区相比，仍有相当差距。

民国时期，四川地处内陆，加之民初滇黔军入川，加剧四川内部的军阀战争，社会经济文化较东南沿海各省落后。到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统一川政。沦陷区的人民和工商企业，文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纷纷迁入四川，四川成为我国抗日复兴基地。这次外省人入川，促使四川社会全面飞跃发展。在短短的时间内，四川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高潮期。

在思想上，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四川人民迎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四川同全国一样，西方的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等人类先进文化的传入，与我国传统社会思想相聚汇、碰撞，出现了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中断以来，在政治学术领域内再一次的百家争鸣局面。吴虞用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揭露和批判了儒家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成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民众开始冲破封建文化的籓篱，出现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民主制度人心所向，推动着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

在政治上，民国建立后，从军阀统治到国民政府入主四川，虽然都是军阀专制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但他们都不得不借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外壳。这种民主共和政体的外壳为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和舞台。人民开始争得一定的结社、集会、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开始出现参政会、议会、司法、检察和律师制度。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相继在四川建立，出现了政党林立，在野党和执政党并存的局面。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民主宪政运动蓬勃开展，出现了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制度的曙光。

在经济上，民国早期在重庆、长江沿岸和成都等地都有一些寥若晨星的近代机械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豪绅的挤压下，艰难曲折缓慢地向前爬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和沦陷区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入四川，促进了四川经济全面发展，并逐步建立近代经济体系，为四川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教育科研上，从民国初年四川开办新式学校起，到抗战时期沦陷区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中等学校、科研文化研究机构纷纷迁川，大大推动了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始建立从小学到大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的近代教育科研体系。

但是，抗战胜利后，外迁入川的工商企业、学校和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纷纷返回原籍，四川经济文化又迅速跌落。而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为抗战胜利冲昏头脑，变本加厉地坚持一党专政，拒绝组成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违反民意发动内战，加强特务统治，四川向近代化转型停滞不前。在内战的深渊中，四川经济全面崩溃，重新步入一个黑暗年代。

需要说明的是，四川历史上的战乱，是四川的地理和人文因素与全国特定政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川地处西南内陆，四面高山环抱，难攻易守。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肥沃的土地和适宜四季农作的气候。这里的居民，勤劳朴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安分守己，乐于悠闲的田园生活。这种地理和人文因素，成为四川社会内部的稳定剂。在四川历史上从未率先爆发波及全国的战乱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流民运动。相反，在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中原地区战乱之时，四川社会还相对安定，成为中原地区人民避难、就食的乐土。但是，当中央王朝瓦解或权力削弱，全国陷入分裂割据之时，四川这种地理、人文因素，也使川外的政治军事集团或被中央王朝委任入川的某些封疆大员，视四川为割据称雄的宝地。他们占据四川，退则可以据地称雄，独霸一方； 进则可以问鼎中原，夺取全国。上述成·汉时期、宋末、明末清初四川所发生三次毁灭性战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明末清初欧阳直在《蜀警录》中所说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只是明末清初短期的特殊现象，把它视为四川历史长河中的普遍现象，是不符合实际的。否则，我们怎能解释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天下大乱之时，四川还相对安定，中原人民还能入蜀就食避难呢? 怎能解释四川曾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基地之一呢? 我们不妨说：天下已乱蜀才乱，天下已治蜀大治，还较为符合四川长达2000 余年的历史状况。

同样，外省移民入川也是四川地理人文因素与全国政治军事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川地灵人杰，是全国重要的资源、财力、物力、人力基地。中原战乱，外省人需要移入四川，谋求新的出路； 四川内部战乱，造成人烟稀少，外省人更愿入川创业，开辟新天地。加之四川是一个大省，四川富与穷对国力的强弱有着重要影响。所以从秦朝开始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都积极鼓励和组织外省移民入川，开发四川，增强国力，兼及开发西南和保卫西南边疆。而四川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又为外地入川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创业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李冰入蜀得以创都江堰，临邛卓氏、严道邓通入蜀，创办企业，富比王侯； 张陵入蜀创道教； 刘备、王建、孟知祥等人入蜀能独创霸业； 杜甫、陆游等人入蜀也使其文采得到升华，成为文坛杰出人物。同样，在深厚文化底蕴中成长起来的四川人，离开四川，走向全国，与外地文化交融，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汉代的司马相如、唐代的李白、宋代的三苏父子都是如此。民国时期，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出四川，参加全国的革命斗争，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总之，四川的历史从古至今都是一部开放的历史，是一部外省人走进来，四川人走出去的历史。四川的开放，推动了四川和全国历史的发展，也使四川人民在灾难面前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走出历史的低谷，不断向前发展。

五、在川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创四川历史

四川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至今还有14 个世居的少数民族。秦并巴蜀，使四川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也对四川地区的民族构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巴蜀时期，四川地区居住着以蜀人、巴人为主的许多族群。秦并巴蜀，在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等农耕地区的原巴蜀居民，逐渐地接受了中原的语言、文字等中原文化，经过西汉到东汉时期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成为汉族。而在川西北高原、川西南山区等民族迁徙走廊地区； 川东南与云贵、云南接壤的原巴蜀居民，则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与迁移来的居民融合，形成了与汉族不同的语言文字、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独特的文化，形成众多的少数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汉族主要居住在川西平原、川中丘陵等农耕地区； 少数民族则主要居住在与云贵接壤的高山地区和广阔的川西北高原，即甘孜、阿坝、凉山州一带。因而汉族地区的开发主要落在汉族人民的肩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主要落在少数民族人民的肩上。少数民族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也创造出独特的历史文化，如彝医、藏医、藏画、宗教等科技文化及《格萨尔传》等文学作品和各民族的工艺、美术、音乐、舞蹈，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这些都为我们今天四川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资源。

在川东南与云贵高原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山岭多，平坝少，农业条件较差，交通闭塞，与外界经济文化联系薄弱。秦并巴蜀之后，中原移民未曾涉足本区，铁器的使用较晚，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旱地农业则以畬田为主，实行抛荒的刀耕火种，产量极低。狩猎、畜牧在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但唐代以后，与汉族接壤的一些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之中。在宋代，川东的綦江、川南的长宁、纳溪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已赶上内地的发展水平。宋朝在这些地区设置州县直接管理，并将戎州(今宜宾市) 改名叙州。在南宋后期，蒙古军队入据川西，川西居民纷纷东逃，明代移民入蜀，清代“湖广填四川”，都有部分汉人移居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红苕、玉米等旱地优良作物，使这些地区的农业有了长足发展。

在今甘孜地区，自西向东高山纵横其间，农业生产条件差，少数民族长期从事畜牧业，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吐蕃东扩后，土著居民文化逐渐被吐蕃化，成为藏族主要聚居区。唐宋以前，交通闭塞，汉人很少进入这一地区。明代川藏道开通，随着茶马贸易的繁荣，在明清以后，川商、陕商和官兵相继移居康区，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尤以民国时期西康建省后发展较快。但在海拔3000 米以上的高山区，仍以游牧经济为主。

在今阿坝的岷江上流一带，是四川开发较早的地区。传说蜀人就是居住在岷江上游之氐羌的一支，至蚕丛时代进入成都平原，开始由渔猎转入农耕。从汉代开发“西南夷”后，历朝政府都在松潘、茂县、汶川等地设治置官，一则加强对成都平原的防御，一则保护通往甘、青的道路。唐代吐蕃东扩进入川西高原，当地土著居民除羌族外大都逐步融入藏族之中。农业滞后，畜牧业是主要产业。

在今凉山彝族地区，是横断山脉地段，金沙江、大渡河等河流流经其间，高山峡谷遍布全境，乃四川至云南的必经通道。汉代开发“西南夷”后，历代王朝多在必经通道安宁河谷的西昌等地戍兵置守，但都不甚稳固。唐、宋时期，南诏、大理政权入据这一地区，土著居民逐渐融入彝族之中。直到元代，这一地区才归中央政府管辖，但其社会基层内部事务，实际控制在彝族各部首领之手。由于自然环境差和彝族生产力水平较低，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相对落后。

由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长期受到中央王朝和四川官府的歧视与压迫，也曾引起他们的反抗，甚至兵戎相见。但就整体而言，在四川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抗是暂时的，而和睦友好则是长期的，并得到日益发展和深化。

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毗邻而居，唇齿相依，有割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亲缘联系。中央王朝和四川官府对待少数民族，一般采取“羁縻政策”。羁縻统治是秦汉以来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主要方针。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央王朝对愿意接受统治，主动朝贡，请求封号的少数民族首领都赐予封号、印玺，保持其部族的社会安定，并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羁縻州，实行松散的统治，免征赋税，只调解各部族之间的纠纷，其内部事务则由各部首领因俗而治。同时，对少数民族首领朝贡的土特产品，朝廷都回赐价值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物品，使其经济上得到丰厚的实惠，从而使四川少数民族同中央王朝和汉族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民族和睦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对反抗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一般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减少对抗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缓和化解矛盾，有利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蜀汉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就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又在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加强其政治统治，但各民族内部事务仍由部族首领因俗而治。清雍正以后，中央王朝开始对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置州县，委任官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清末在康区的改土归流，发展近代经济，兴办学校，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加深了藏汉民族的友好关系。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起支援红军长征，支援抗日战争； 康区藏族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西藏和西藏上层分子分裂祖国的活动，更加密切了藏汉民族关系。特别是西康建省后，较好地执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起加强了对藏族和彝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教建设，促进了社会发展，增强了民族友好和睦。甘孜、阿坝、凉山等三大民族聚居区与历史上相比，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城镇兴起，办起了小学、中学。康定是川藏交通线的商业重镇，百物聚汇。松潘是川西的重镇，是通往西北的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西昌是通往云南的重镇，经济发达。

但总的说来，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和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直到民国时期，社会发展一般都落后于盆西平原和盆中汉族地区。以社会发展进程而论，当民国时期四川汉族农耕地区已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和民主社会转型时，在甘、阿藏族地区还处于农奴制时代，凉山彝族地区则处于奴隶制度时代。

六、结束语

四川历史是我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远古到民国时期，四川人民曾为我国和世界的进步发展作出许多重大贡献。四川有着光辉的引以自豪的时代，也经历过令人神伤的艰难岁月。四川历史上的灾难，四川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从历史的进步中得到补偿，曲折地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但到国民党败退大陆为止，四川的社会发展同全国的先进地区相比，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革命先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政治、经济、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全川人民生活的富裕化，推动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艰巨任务，历史地落在新中国的四川人民肩上。我们理应继承先辈遗志，承担应负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推进他们的未尽事业，把四川建设得更加美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部重修的《四川通史》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得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积极支持。四川人民出版社指派徐英、唐海涛等同志一开始就参加各卷编写提纲的讨论，并认真细心审阅书稿； 编委会的领导更是适时参与、解决编写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编委会副主任罗鸣具体领导编写组的工作，编委李绍明、胡昭曦、王庭科、林向等分别审阅有关各卷编写提纲和书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陈运旗承担了历代政区图的督制。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为本书作序。在此，谨致以衷心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