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曜南在川边体验跑马溜溜的山上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的一天，一位以即用知县身份，前往四川西北藏区腹地朱倭屯就任屯委员的官员，骑着一匹小川马，带着几个兵弁和随从，风尘仆仆地走在康定城东南的跑马山上。这位官员面貌白皙，年约三十三四岁，正值人生中的大好年华。五月的川西北，已是骄阳初炙、暑气方张之时，连日的鞍马劳顿，使他的额角不时沁出几粒汗珠。而一想到远离故土数千里，来到完全陌生的异域做地方官，胸无成算，吉凶未卜，这位初出茅庐的七品知县，不觉蹙起了双眉。这时，一朵溜溜的云彩从天边飞来，端端溜溜地罩在这一行人的头顶，人走云亦走，不离不弃，像是特意为他们遮阳打伞。看来这是个好征兆啊，老天如此眷佑多情，宦途一定平坦顺利，风光无限……年轻官员的情绪不禁为之一振，马上加鞭，向目的地驰去……

他，就是王曜南。

王曜南，字有轩，号午天，甘肃平凉府静宁州通化新街人。出身望族，祖上王瓆，崇祯进士；父亲王源瀚，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九年后，王曜南又名列皇榜，中三甲第53名进士。该科为光绪乙未科，即1895年的春闱会试。四月，各省举子考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辱国丧权条款，在士子中激起轩然大波，引发“公车上书”。王曜南和甘肃其他六十名举人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名，稍后，他又在凉州举人李于锴起草的请求废除《马关条约》的呈文上签名，表现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爱国热忱与良知。

五月，新晋进士通过最后一关“朝考”后，由翰林院带领引见皇帝谢恩。得旨：王曜南等“俱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掣签结果，王曜南以即用知县，分发四川候差。

候差的日子是悠闲的。除了川剧那干唱的高腔，让听惯了大秦之腔的耳朵略感不适外，麻婆豆腐吃得，清爽滑竿坐得。更有武侯祠、薛涛井、杜甫草堂、浣花溪，可凭吊可揽胜，可念天地之悠悠，可发思古之幽情……但是，此时的清廷早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厦将倾，怎容尔等优游卒岁？果然，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清廷批复四川总督鹿传霖关于奏请在章谷、朱倭改土归流，设立屯务委员的一道敕令，着王曜南担任朱倭屯员，委管孔撒、麻书、白利三土司兼代士勇，并管理赋税、诉讼等事务。电文措辞明确，不容置疑——“即著饬令接管之知县王曜南等，迅速驰往。将该土民赋讼等事，尽心抚辑”！

朱倭土司原址现为炉霍县的属乡，孔撒、麻书、白利三土司原址今属甘孜辖境，彼此紧密相邻。其地处在横断山山系北端，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贯穿境内。冰川皑皑，森林幽深，温泉氤氲，佛寺庄严，就连耸立在荒山之巅的废弃碉楼，也傲然宣示着它的沧桑之感和残破之美！境内资源丰富，鹿茸、麝香、贝母、虫草遍布其间，裸露的金属矿床随处可见。仁达沟的“瞻金”量大质纯，只要穿草鞋到河滩里走一趟，回来也能在草鞋里洗出金子来！这一带地方，最早人们习称“康区”，又称“康巴”，即“康人所居之地”。民初建立“川边特别区”，简称“川边”。1939年民国政府正式设立西康省，“西康王”刘文辉倚为心腹禁苑。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红丝发辫盘顶，行走不离一把精美藏刀的“康巴汉子”的天下，民风强悍，桀骜不驯。土司、头人、寺院势力错综复杂，贩夫、云游僧、盗马贼出没其间，朝廷鞭长莫及，地方动乱频仍。从雍正八年（1730）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朝政府七次发兵征讨，时抚时剿，恩威并用，但祸乱甫敉，衅端又启。深林密箐，匪徒强人倚之为天然巢穴；经院佛寺，竟成为阴谋诡计产生的渊薮。清廷将涉世未深、毫无地方行政管理经验的书生王曜南派往如此棘手的地方去“维稳”，谋得一方平安之举，让人难以理解！

不管这块山芋如何烫手，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严旨切辞，岂容犹豫？

王曜南接过印信公文，草草收拾了行囊，招呼随从人等，即刻赴任。出得成都，道经才女卓文君当垆买酒的邛崃，一路向西，过雅安，来到浊浪滔天，铁索横空的大渡河边。河边的“泸定桥”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桥头有康熙大帝题写的“泸定桥”御碑。13根粗壮的铁链连接两岸，上铺木板，以通行人，此桥名闻天下，蔚为壮观。

王曜南诗集《学古轩诗草》中有一首《过泸定桥》诗，记录了一个宦游者足踏凌空的桥板，手扶晃动的铁链渡河时的所见所感：

果是乾坤陡转旋，浮桥鼓荡水沦涟。

画光夹岸虹飞彩，铁索腾空电掣鞭。

平地登龙人共慕，危途叱驭我争先。

不知匹马西行客，边塞风霜阅几年？

一丝迷惘与困惑，不觉从王曜南的心头掠过……

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过桥不久，沿河再北，登上跑马山——这就是本文开头出现的一幕。下得山来，便是历史名城康定。康定，古名打箭炉，亦称炉关，是川西北茶马互市的中心。早在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在其地设立了打箭炉厅，作为施政中心，自此而后，这里也便成了向藏区用兵的物资贮备基地，兵饷转运中心。该地也是成都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王曜南诗中说自己曾“四出炉关”，此时他的主流意识，还是为远赴边陲、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所占据，因而他的《出塞诗》“塞马鸣兮风萧萧，雪窖冰天兮画旗凋，几人封侯兮如班超”，于悲凉苍劲之中，显得沉雄阔大，颇有唐人高岑式的豪放。

出得炉关，继续西行，沿路人烟稀少，道路崎岖难行，更兼时有“夹坝”（盗匪）出没骚扰，一夕数惊，风声鹤唳。十天半月之后，总算平安抵达雪山环抱中的目的地朱倭。七找八找，在朱倭土司气派的藏楼旁找到一所尚未来得及修饰的旧土堡，看门人告诉通事（翻译），说这就是为新任委员（知县）物色的办公地点朱倭衙署。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看到如此简陋不堪的“衙门”，王曜南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想想行政级别才高一级的静宁州衙，前有仪门谯楼，后面依次是大堂、思正堂、三省堂、官宅。储饷库兵器库排列有序，六部办公房井井有条。肃肃翼翼，轮奂辉煌。二者差距，不啻天壤！不过，知书达理的王曜南倒也有“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心理准备，并未过分沮丧。我们看他的《朱倭衙署赋怀》诗：

煌煌天语喜重申，遵旨安边气象新。(www.xing528.com)

百万军前辛苦地，三千里外宦游人。

存心愿守催科拙，施政难忘抚字仁。

莫怪此间风俗古，往来尽是葛天民。

全诗基调昂扬，抱负不凡。尾联用上古人文始祖“葛天氏”的理想治世来喻朱倭的古拙民风，更显作者初履仕途之乐观豁达的情绪。

要理一方事，先做一方人。明清以来，静宁人出仕的地点，以四川为最，山西河南次之。而所仕地方条件之差，数王曜南为最。比如饮食，当地无种菜习惯，藏民主食为青稞炒面拌酥油，是为“糌粑”。还有语言不同，观念相左的隔阂，有危途险阻，意外之变……《仁达沟坐牛皮船》一诗，反映王曜南摒除艰难，力求适应环境，融入这个陌生社会的努力——

手引牛皮作渡船，随波高下影轻圆。

撑竿映日盆堪戴①，鼓棹临风磨忽旋。

气盛欲登天上坐，眼花疑向水中眠。

此身飘荡知何似？元是乾坤一醉仙。

王曜南自注：①夷人登岸时辄戴船于首。

川边多峡谷急流，渡河工具除了溜索，安全系数高的就数独特实用的牛皮船了。其做法，先以木条扎架，再蒙以牦牛皮即成。遇水则撑舟划渡，既渡则头顶肩扛，轻巧灵便，使用普遍。要在别地，官员出行骑马乘轿，风光无限。而在此地，只有屈尊枉驾，蹙肩缩足，哪管什么“官体”“斯文”？“此身飘荡知何似？元是乾坤一醉仙。”无奈之余，只好自我解嘲自慰……

遗憾的是，王曜南朱倭行政期间，没有像其他司牧一样，留下“理边纪略”“川藏札记”之类的著述，所以关于他的治绩的原始资料一概阙如。《静宁县志》有一小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当时甘孜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不法之徒聚众滋事，地方不宁。他不避险恶，单骑安抚；东谷土司因讼事行贿，被其杖责，上下悦服，民心遂定。”若干年后，他在名为《我徂》的忆旧诗中写道：“我徂到朱窝，皮船稳渡河。蛮夷闻我至，下拜肃投戈。”似乎，屡次弄得钦命大员、提督参将焦头烂额，朝廷都拿他没法的“铁疙瘩”，经王曜南小施手段，轻松化解，太平无事。而坊间流传的版本，却与“官方”的说辞大相径庭——某次王知县因公外出，雇几个人伕为他抬轿。行至山间险绝之处，不偏不倚，将轿落在一块危石之上。轿夫借口方便，溜之乎也。路窄石滑，时刻有坠入江中的危险，王知县连呼“刁民”“上当”，无奈天地不应，好不狼狈！经此刻骨铭心的教训，王曜南处事更为小心谨慎。若干年后，四川总督铁良参他“遇事退缩，不知奋勉”，也许就根源于此。

更为难堪的是，朝廷始设朱倭屯区时，瞻对为其上司管辖厅。然而清廷对川督鹿传霖的“改土归流”建议一直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王曜南上任才四个月，鹿总督被免，朱倭等三土司改土归流进程中止，甚至把好不容易收复的瞻对大大方方“赏与”达赖！最高当局出尔反尔，让处在夹缝中的基层官员怎能有所作为？不难看出，王曜南川边赴任之日，即是他仕途的黯然终结之时!

朱倭的差事不好办，不能办，未免让人心生郁闷。五古《病中感怀》抒写“卧病朱倭屯，四顾无相识”的悲凉，真情实感，载诸楮（chǔ）端。诗中有一句“携子早还家”，怎么回事？原来，王曜南先生是携带长子王尔兴一同进藏的。揆之常理，用意不外三点：公事之余亲自教诲，课督方便；让孩子增长见识，经受考验；子在膝下，减少思家之苦。进士的考虑，毕竟远胜常人，边塞的艰难，促使这位出身大家门第的13岁少年，素质全面提升。王尔兴成人后在兰州、静宁兴办“同生火柴公司”，造林植树，屡经挫折而矢志不渝，事业终竟有成，不能说与他早年经受的“挫折”“磨难”等等教育无关。

《学古轩诗草》中写于朱倭的诗篇，《留别诗》《会饮诗》是引人注目的作品。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送张少斋太史帅师回成都》二首，《和少斋张太史留别诗》一首。张少斋，名继，出身陇西世家。其父张敏行清宣宗道光进士，本人光绪进士，授翰林编修。时张继被鹿督任命为弹压委员，顺利平息川边最大土司德格内乱，“才识逸群，功绩迅著”。陇西和静宁，近在咫尺，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党”。虽非“同是天涯沦落人”，但老乡见老乡，总比他人的感情要深一些，“异地愿为东道主，乡情深重受恩偏”！不过乍见留别，竟是永诀——清末吴恭亨《对联话》记载：张继“率师征瞻对番，或诬其受喇嘛磁货，沦戍新疆，以鹿传霖请命释回，未行遽殁。”实在令人扼腕。

《九老会饮歌》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是一次中下级文武同僚的宴饮诗。诗中描写对象为打箭炉军粮府主管刑钱的来浩生、打箭炉协镇何贡三、军粮府官员刘仁斋、关外巡查委员袁玉田、打箭炉都司罗季常、督办粮台洪子彭、委办茶关张云亭、章谷屯务顾敬轩，加上朱倭屯政府委员王曜南共九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战友们”觥筹交错，欢聚一堂，实属不易。

座中的刘仁斋名廷恕，湖南善化人，后升至打箭炉厅同知，与王曜南情谊最笃，七年之后，两人仍有交往。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解饷打箭炉与刘仁斋话旧》写道：“当年旧侣今何在？惟有仁斋笑语陪！”提到刘廷恕，喜好钱币收藏的“泉友”们想必非常熟悉，此人在中国货币史上可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为抵制英商在我国西藏、川边大肆发行印度“卢比”，实行不等价交换的经济侵略，最早采取行动，铸造适应藏区特制银币的，就是这位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在上司默许下，刘试用土法铸造“炉关契”银币，汉藏商民争相乐用。是为正面铸光绪头像，背面有“四川省造”字样正式货币的前身。大清王朝进行的一系列悲壮的社会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唯有在康巴藏区铸行的“四川藏洋”取得成功。然而这位有头脑有魄力的能吏，最终也未摆脱历史的嘲弄——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川边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巴塘事变”，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随员50余人被杀。事后凤全妻李佳氏将凤全之死怪罪于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的“迟不发援兵”，遂四处告状，闹得不可开交。当时川督锡良无奈，只好以“年老糊涂，几误边事”将刘参革了事。

“劳心劳力七十年，而今地下去长眠。”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曜南之父王源瀚离世，王曜南返里守制。三年服阙，再到四川，已是物是人非，原任地方，早已易主。无奈暂栖省会，临时听调使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三十一年（1905）四年间的诗作，依稀可以看出王曜南在此四年间的所为：“锦江书院课卷”“盘查东门”“秋闱派受卷官”“于役新津县”“赴新繁县”“解饷宁远府”“东厂煮粥”“解饷打箭炉”“上飞越岭”……职无专任，四处奔波。铁腕大臣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后，开始在川边积极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德宗皇帝根据锡良奏请，下令内阁革职开缺了两批地方官吏，王曜南不幸列名其中——“即用知县王曜南，遇事退缩，不知奋勉……惟文理尚优。著以教职归部铨选。”王曜南裭夺实职之后，无所事事。经人撮合，他在成都马王庙巷娶一女子为妾，饮酒赋诗，流连名胜，聊以度日。光绪三十二年（1906），宦海倦游，万念俱灰的王曜南递上辞呈，带着如夫人打道返里，结束了在川边满打满算不到七年的仕宦旅途，然后东山再起，开始了地方“资政议政”的另类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