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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玠:静宁军政长官,兼具军事才能和廉洁品行!

时间:2023-09-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吴玠未弱冠而从军,30岁以前,仅为一名下级军官。年届不惑,方才被任命为节度使、制置使,成为所辖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纵使吴玠驭将有方,岂能遏制军士鼓噪哗变!碑传方面,有制置使胡世将《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公墓志》、中书舍人王纶的《吴武安公玠神道碑》等等。上述大部著述中,吴玠人品廉洁自律,泥而不滓,无任何不良嗜好。

吴玠:静宁军政长官,兼具军事才能和廉洁品行!

千百年来,刘吴三将军,是恩溥秦陇的守护神,是斯民赖以承绪的精神寄托,目今,他们又成为丝路要道的靓丽名片。但吴玠生前为国家中流砥柱,身后却无端被污。

解读吴玠,人们普遍依据的文本就是元代脱脱等人撰修的《宋史》。

为方便探究,我们将吴公年谱简列如次:

——生于宋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3)。

——20岁以前,以良家子隶泾原军。

——18~24岁,御夏人、讨方腊、击河北盗,权泾原第十将。

——25岁,追击夏人,斩首百余,擢本路第三副将,自是威名益震。

——36岁,青溪岭破敌有功,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德顺军。

——37岁,斩剧贼史斌,转右武大夫。

——38岁,擢改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知凤翔路兼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等。

——39岁,和尚原大捷,拜镇西节度使。

——41岁,饶凤关大捷,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

——42岁,仙人关大捷,进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

——43岁,攻下秦州。

——44岁,兼营田大使,治褒城堰。

——47岁,和议成,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三月,上命胡世将访善医治疾;六月薨于军。

吴玠未弱冠而从军,30岁以前,仅为一名下级军官。30岁以后,屡立大功,军阶连连提升。年届不惑,方才被任命为节度使、制置使,成为所辖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可惜天不假年,绍兴九年(1138),“(赵构)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年四十七。”可知吴公无时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战斗间隙,则修治废堰,兴农惠民。即罹患重疾,也未赴良医云集的成都等地诊治,至死没有离开扼蜀咽喉一步。说他渔色,说他饵丹,既无“腐败”的可能,也无“作案”的时机。退一步设想,假定吴氏有超常人之定力,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则主帅何以树威,何以服众?纵使吴玠驭将有方,岂能遏制军士鼓噪哗变!

众所周知,脱脱所修之《宋史》,因其官修性质,跻身二十四史之列,故影响面较大。史学界普遍认为,脱氏《宋史》虽然篇帙庞大,内容繁芜,但对一些重大人物、事件的评价,失当之处颇多。同时,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考证等方面相当粗糙,史实的疏漏、前后矛盾等比比皆是。因此易代之后,重修《宋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既然这样,那宋代本朝的史书中,吴玠大节又是如何呢?

赵宋当代反映吴玠史迹的有影响的著录,有高宗朝进士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光宗赵惇朝四川眉州进士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宁宗赵扩理宗赵昀朝著作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略》、理宗时江西庐陵人李幼武的《宋名臣言行录·别录》。碑传方面,有制置使胡世将《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公墓志》、中书舍人王纶的《吴武安公玠神道碑》等等。上述大部著述中,吴玠人品廉洁自律,泥而不滓,无任何不良嗜好。而只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略》是个例外,暂且按下不表。(www.xing528.com)

上述史著最具代表性的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字商老,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徐梦莘幼年,北宋灭亡。国恨家仇,是促使他编纂《会编》的原因。他在《会编》序言中写道:“靖康之祸,古未有也。……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寝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耿,湮没不传。”其忠于史实,严肃认真的编撰态度,可见一斑。《会编》卷一九五,载有王纶的《吴武安公玠神道碑》,卷一九六刊录目睹吴氏兄弟抗金活动的下级文员明庭杰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同时收有“岐下张发”为之撰写的小序,洋洋数千言,颇资参考。明庭杰,履历不详,《功绩记》后署为“宣抚司荐士”,即未登科的士人。但他和显谟阁学士、知夔州冯康国曾为同舍生,二人相交笃厚,冯甚至敢把皇帝的手谕拿给他看。因政事往来,冯康国又对吴玠的为人行状了解甚悉。于是冯康国把平日所写的有关吴玠的日记交给庭杰,供其著述。另一方面,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乃发现和荐举二吴的“伯乐”,没有张浚就没有吴氏兄弟日后的辉煌。明庭杰在宣抚司张浚幕府“打工”期间,目睹了吴将军的战阵生涯、生活细节。这样,明庭杰既有冯知州提供的文本资料,又有自己的亲闻亲见,在这样背景下写成的人物传记,焉得不真?

《吴武安公功绩记》这样描述吴玠——

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简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卒也,家无余资,至无宅以居……

一位功名显赫,撑起宋室半面江山的西南最高军政长官,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吴玠公,临死竟“无宅以居”。除了为吴公之高风亮节所感动外,岂能有它?

明庭杰文章之前,有一篇署名“岐下张发”的小序。张发,事不详。其署地距和尚原不远,可能是饱受金人入侵之苦的缘故吧,这位铁杆“吴粉”曾经撰写过补充吴玠轶事的《武安忠勤录》(书佚),在这篇序文里,他对武安将军之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忠烈吴武安公,中兴名将。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其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子;忧国远计,不倖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hù)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

明庭杰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因其史源可靠,纪实性强,亦被后学杜大珪所著之《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收录。

南宋后期的史学家李幼武,依朱熹撰写宋代功臣名相之例,续辑《皇朝名臣言行录》,后世称《宋名臣言行录》。书中有云:

“(吴)王素不为威仪,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

其他墓碑志铭等等,撰述大同小异,褒赞一致。

只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略》卷一二九有“然玠晚节嗜色,多畜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之语——比脱脱“嗜欲说”只少三字!

于是,我们有必要将李心传《要略》的史源、《要略》同《宋史》的关系进行一番探究。检阅史料的结果,一场恶意篡改历史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令人瞠目结舌——

事情得从南宋奸相秦桧说起。高宗绍兴八年(1138),主和派东山再起,秦桧再次拜相,擅权至终。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高宗日历》和实录。他们上下其手,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他文献,而对主战派人物,又多加入了贬低和诋毁的成分。人云自此“无复有公是非”。从建炎元年(1127)到绍兴十二年(1142),正是宋金且和且战,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时期,也是吴氏兄弟在西部战场屡屡大捷之时。撰史严谨的李心传直言:“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堪为信史的《高宗实录》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

史学界认为,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史源即被秦桧父子篡改过的《高宗日历》,李心传在这一千卷《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要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尽管李心传本人学品端正,精于考辨,但在被秦桧父子严重歪曲的史记面前,只有小修小改之力,无大删大削之功,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严重失真。

著名历史学家、两宋史研究权威邓广铭先生对秦氏删改、污蔑岳飞之史实有过翔实的论证。那么,他们对同为坚定的抗金将领吴玠、吴璘是否也做过手脚呢?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由于作伪者的机巧,“率更易焚弃”,以灭痕迹,故未有直接证据传世,但并非无丝毫蛛丝马迹可寻。史载,多年来奔走呼号,力主恢复中原的领军人物张浚,屡屡受到秦桧一伙的打压,遂致张浚有“近与(秦桧)共事,始知其暗”之语。无疑,张浚是其政敌们必欲置死地而后快的眼中钉。前面已经提及,张浚是吴氏兄弟的发现者和提拔者,吴王抗金屡屡得手,更是秦桧卖国投降的极大障碍,秦桧之流岂能不耿耿于怀,借修国史,予以诋毁?

进深一步,我们不妨寻觅一下秦桧们造假的手法和过程。这一伙奸人虽然心机用尽,揭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移花接木那几下伎俩而已。先说“渔色于成都”,其本事见于《宋史》岳飞传及岳珂的《金陀粹编》“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家无姬侍。吴素服飞,颇多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出于敬佩和同情,吴玠送给比他小十岁的岳飞一位侍姬以分担家务,原本微不足道,可是经秦熺加工,事情发生质的变化,成为吴玠“渔色”的“铁证”,一口黑锅牢牢扣在吴玠背上,成为挥之不去的魅影。“喜食丹石”手法,与上述案例如出一辙。吴璘的同事王之望的《汉滨集》中有《论吴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向皇帝报告吴璘病情,建议朝廷派吴璘之侄吴拱前往协助。札子是这样说的:“宣抚吴璘,天资忠义,志在立功……其人平时多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时复发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关,辄苦脏腑;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这则材料,经过一番改造制作,治病服用的丹砂,成了术士炉中的“金石”;事主由其弟,变身为其兄,翻手为云覆手雨。

可悲的是,元朝所修的《宋史》,其建炎、绍兴时期的历史,主要沿用了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写成。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前人研究表明,《宋史》中的15种志及列传基本来自宋国史的志及列传;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这就是说,被秦氏父子肆意篡改过的东西都被原封不动地接收了过来。后世史者,心知有伪,却无能为力。被污名的岳飞,平反后其子岳霖、孙岳珂为之奔走呼号,著书辨冤,恢复了名誉。而功绩不在武穆之下的一代民族精英吴玠,为民族兴亡积劳成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死后却得背负着污蔑不实之词,灵魂难以安生。

悲哉吴王,天理何在;伤哉武安,公道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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