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赞赏乡贤戴胄，改革吏治并赐予殷墟独特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官吏，在京城或外地做官。他们为官清廉，政绩显著，受到皇帝重用，名载史册。(引自王迎喜《安阳通志·安阳籍官吏的政绩》)

戴胄，唐朝初年相州安阳（今安阳县）人。据《旧唐书》卷70载，他“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薄”。作为唐太宗时的名臣，他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直言敢谏。他做大理少卿时，有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唐太宗召见，没有解佩刀就进入皇帝所在的东阁。按唐朝律令，带刀进见皇帝要定罪。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说这是监门校尉（守门的武官）没有尽到职责，应被处死，而对长孙无忌应罚铜20斤。太宗表示同意。戴胄却反驳说：“长孙无忌带刀进见，校尉没有阻止，二人同样有罪，按律都该处死。如无忌免死，那是不合适的。”唐太宗说：“法律不是一人的，而是天下人的。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更改法律呢?那就处二人同样的刑罚吧!”可是封德彝硬坚持自己的意见，太宗也莫衷一是。而戴胄坚决反对说：“校尉因无忌有罪而致罪，按律，罪行比无忌要轻。退一步说，如对无忌从轻，也该对校尉从轻。封德彝要处死校尉，而对无忌仅罚铜20斤，这就太不公平了。”戴胄的直言，使太宗大受感动，于是免去了校尉的死罪。

二、为官清廉。戴胄处理过的案件，“至析秋毫”，又很善辩，“言若泉涌”。唐太宗很器重他，提拔他任尚书左丞，后又提升为尚书仆射、吏部尚书等要职。唐太宗曾说：“戴胄并不是我的亲戚本家，然而国家的机密大事我没有不听他的。”作为太宗的宠信大臣，他与魏徵轮流在朝中值班，随时为太宗出谋划策。按说像他这样的大官，该是粮积钱聚，富甲一方了。但实际上他却两袖清风，生活十分清苦。戴胄死后，唐太宗为他办丧葬仪式，由于他“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无怪乎唐太宗给他谥号为“忠”。

三、关心民间疾苦。戴胄作为名臣，不仅能忠于唐朝廷，而且能关心民间疾苦，尽量为老百姓办好事。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为了自己享乐，要修复洛阳宫。戴胄上书说：“大乱之后，需要恢复生产。可是现在人口稀少，经费缺乏；七月以来，水灾频仍；黄河南北，田园未收。如征发劳役，定会加重百姓负担。现有的宫室足供皇上居住，也够士兵屯驻。待数年之后，国家富有了，再修宫殿也不算晚。”太宗觉得戴胄的话有理，就放弃了修洛阳宫的打算。老百姓也相对过了一段安定日子。

戴胄提倡法治，自己也能以身作则。他不仅受到唐太宗的赏识，而且也得到大臣们的钦佩。戴胄死后，魏徵、房玄龄每到戴胄生前所居之所，往往流涕哭泣，以国家失去这样的栋梁、自己失去这样的至交而无限惋惜。

杜正伦，隋末唐初相州洹水(今安阳县一带)人，很有文才。唐太宗很欣赏他，魏徵也举荐他为兵部员外郎，后为给事中，知起居注。唐太宗有一次说 ：“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诸口。”杜正伦说：“陛下一言失，非止损百姓，且笔之书，千载累德。”太宗听了很高兴，赐给杜正伦彩缎二百匹，又晋升他为中书侍郎。他与韦挺、虞世南、姚思廉四人都受到太宗的赏识。太宗专为他们设宴，在宴席上要求他们多上谏言。有一次太宗对杜正伦说：“太子年幼，没有道德，我常教育他。朕年轻时在民间，懂得民间疾苦，人情真伪。当皇帝后，处理问题有错误，一定要有人劝谏，然后才能领悟。太子深居宫中，远不如朕啊。如果谁敢说真话就判谁的罪，那人们就不敢说话，所以朕很希望你们直言敢谏，并希望把朕的话告诉太子，对他有所补益。”太宗封杜正伦为中书侍郎，南阳县侯，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可出入宫廷，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后来太宗告诉杜正伦说：“太子多次偏私小人，你要经常监督和教育他。如果教育他而他不改正，可以来告诉我。”杜正伦此后便大胆教育太子，有时太子不听话，就严加管教，还说是皇上让这样做的。太子将杜正伦的话上表告诉太宗。太宗很不高兴，并责备杜正伦说：“你怎么泄露了我的话?”杜正伦回答说：“太子不听话，我就借用你的话吓唬他，希望太子弃恶从善。”太宗大怒，将杜正伦贬为谷州刺史，再贬为交州都督。后来太宗废了太子，赏杜正伦金带，但仍不重用他。直到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才提升他为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兼度支尚书，后迁中书令，封襄阳县公。

邓世隆，唐代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隋朝大业末年，王世充的侄儿王太戍守河阳时，将邓世隆引为幕宾。秦王李世民进攻洛阳，送书信让王太投降，王太让邓世隆写回信，邓世隆在给李世民的信中表示了极其傲慢的态度。李世民攻下洛阳后，邓世隆逃走，隐名埋姓，号称隐玄先生，住在白鹿山。贞观初年，邓世隆受召见被封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等人都是修史学士。邓世隆自认为背叛过皇上，感到很不安。唐太宗李世民让房玄龄传他的话说：“以前是人各为其主，今后再不要有疑虑。”后来李世民又让他任著作左郎等官职，邓世隆消除了疑虑，并经常上书言事。

张蕴古，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自幼聪敏，博览群书，尤善诗文，是相州著名才子。后来他做了幽州总管府记室，又调中书省为官。唐太宗李世民很看重他，赐给他物品，并封他为大理丞。当时河内人季孝德被判罪，张蕴古为季孝德辩解，说季孝德有癫病，按法不应判罪。有人上书太宗李世民，说张蕴古有意包庇季孝德。李世民大怒，将张蕴古斩杀。虽然后来李世民后悔了，“凡决死者，命所司五复奏”，但“自蕴古始，天下病偃从谀”，许多大臣不敢讲真话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世民极其专制残暴的一面。

卢怀慎，唐代滑州（今河南滑县）人，曾出任吏部尚书，同紫微门下平章事等高官。他生活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对唐王朝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身为高官，却两袖清风，过着平民生活，受到历代人的称颂。

卢怀慎的主要政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言敢谏，改革吏治；二是举贤任能。

卢怀慎的高贵品质主要是为官清廉。他一生不营产业，“所得禄俸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匮乏”，留下后世清名，连唐玄宗李隆基对他也十分敬佩，亲自为他书写碑文。

韩琦，祖籍并非安阳，韩琦曾说：“某家本深州博野(今河北蠡县)人，世以宦学知名，遭唐末乱违难屡迁。”韩琦的祖父韩构，始自河北赞皇迁居安阳。韩构在五代时做过清河县令，宋初做过康州(今广东德庆县)知州。韩琦的父亲韩国华，字光弼，“国华伟仪观，性纯直，有时誉”。韩国华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举进士，调任监察御史。雍熙年间(984～987年)，由于高丽国屡次侵扰边境，宋太宗要选一个勇敢而又善于辞令的人出使高丽。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韩国华是最合适的人选。韩国华奉诏到达高丽，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说服高丽，听命宋朝，并同意派兵与侵扰宋朝的契丹作战。韩国华回朝后，受到宋太宗热烈欢迎，并“赐绯鱼。改右拾遗……俄充三司开拆推官”。淳化二年(991年)契丹向北宋求和，朝廷怀疑其中有诈，就派韩国华出使契丹。韩国华至契丹后，了解到确实是契丹欺诈，并将情况报告朝廷。韩国华回朝后任兵部员外郎、屯田郎中、京东转运使等职，后又任河阳、潞州转运使。景德年间(1004～1007年)韩国华以秘书监的身份出使契丹。回朝后任江南巡抚，又转任太常少卿，后任泉州知州。祥符年间(1008～1016年)任右谏议大夫。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由福建泉州任上被调返京途中病逝于建州(今福建建阳)，享年55岁。

在韩国华的诸子中，韩琦名声和政绩最为显著。韩琦，字稚圭，相州人，是韩国华的第六个儿子。韩琦在北宋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二日出生在其父任职的福建泉州，自幼风骨秀异。韩琦幼时，读书很勤奋，因有时买不起纸张，便在自家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练习写字，每到晚上就将字擦去，“遇烈日及小雨，张伞自蔽，日以为常”。韩琦在天圣五年(1027年)二十岁时“举进士名在第二”，当唱他的名字时，“日下有五色云见，左右皆贺”。他先为淄州通判，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因他办事认真，又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继又任右司谏，并上书请罢宰相王随、陈尧佐的官，“务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上书七十多次，被提拔为体量安抚使。当时郡县催促民间交赋，收的绮锦，常不作价。韩琦一到，这些地方官吏就缓征，或者作价给钱。韩琦便减少税赋，驱逐了一批贪官污吏，“活饥民百余万”。北宋与西夏作战，韩琦为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皇帝下诏出战，韩琦欲先发制人，出兵攻西夏，招讨使夏竦不听，西夏遂攻占了北宋的许多村镇。韩琦制定攻守二策，派人驰奏宋仁宗。仁宗采用攻策，但有的大臣阻挡。韩琦说：“元昊的兵不过四五万，可是我们的各路重兵，分散守卫，势分力弱，遇敌便不能抵挡。如果合兵一路，乘敌骄兵，一定能打败敌人。”仁宗下令出征，不久元昊请和。韩琦说：“无约而请和，这是元昊的阴谋。”于是派兵严密防范，敌军果然进犯。韩琦将大兵交给大将任福指挥，使任福率宋兵自怀远城向德胜寨进发，在敌后作战。如不能作战，就据险设伏，截敌军归路。韩琦申戒再三，又发出檄文：“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但在以后的作战中，任福中了敌军的诱兵计，好水川一战宋军覆没，任福也战死。招讨使夏竦在招收散兵游勇时，从任福的衣带中找到了韩琦的檄文，认为罪责不在韩琦。韩琦却上书自责，后被降职，做秦州知州。庆历元年(1041年)陕西分为四路经略，韩琦兼任秦凤经略。后来又罢诸路经略，复设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韩琦与范仲淹“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天下称为韩范”。正当韩、范二人准备进兵时，元昊又向北宋称臣，但以契丹为后援，向北宋索要大量财物。朝廷厌倦战争，一切都按元昊的要求办。韩琦上奏先行七事和救弊八事。先行七事是：清政本，念边计，擢材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救弊八事是：选将才，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这些意见均被采纳。当时鄜延一带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为首的饥民起义，朝廷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一到就修建城池，将不能作战的士兵清除，救活饥民一百多万，起义平息。后来朝中政论分歧，韩琦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做扬州知州。在定州安抚使任上，韩琦恩威并用，积极练兵，“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朝廷封韩琦为武康军节度使，并州知州。韩琦参奏宦官廖浩然的罪行，在与西夏争夺天池庙时，凭理凭据取得了胜利。潘美镇守河东时，让这一带居民内迁，使大片土地废耕。韩琦认为不能废弃这些良田，他在边界线十里之南设弓箭手，垦荒地9600顷，减轻了老百姓负担，增强了国防力量。

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任枢密使，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任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转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宋英宗当政，韩琦被封为卫国公。韩琦还化解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被封为魏国公。西夏犯边，韩琦上疏建议停止给西夏的岁币，停止互市，遣使问罪。宋神宗时，韩琦为司空，兼侍中，为山陵使。后来又为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当宋神宗问韩琦王安石可否当大任时，韩琦说：“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韩琦虽为朝中重臣，但并没有忘记家乡父老，在相州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家乡百姓的好评。他主持引高平渠水入相州城，又在城西北角安装水碾，每年制酒造曲三千石。那时那些乡官里正、衙前为害老百姓很厉害，韩琦认为“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一度将那些里正、衙前罢免，受到百姓的欢迎。韩琦曾在相州城西北角的万金渠旁“建亭水滨，作诗刻石”。从此这里成为文人墨客的游乐场所，也是相州的一处风景名胜。

北宋时，相州城西林虑县城之北有个叫利城的地方靠近矿山森林。这里居民伐木烧炭，以炭冶铁，计每年向国家纳铁税十五万斤。宋仁宗时，这里林木采伐殆尽，冶铁费用巨大，凡冶铁者因铁税沉重均倾家荡产。然而政府强令缴纳铁税，百姓苦不堪言。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韩琦因疾病向皇上上书回家乡，仁宗即命韩琦以节度使知相州。韩琦在家乡了解到利城铁税沉重的情况后，即上奏停止利城铁税，得到皇上允许，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

韩琦还在家乡兴修水利。据传，韩琦曾在相州城北一带，从洹河引水，西起丰安村东北，东至官路，修了一条较宽的水渠，后来成为枯渠，至今遗迹犹存。

韩琦德才兼备，名扬海内外，就连金人也对他非常佩服，清嘉庆二十四年本《安阳县志·卷一四·古迹志》第2页载：“韩魏公名德，为遐迩所重。靖康间，金人至河南，所过萧然，入相州传孝寺，见公画像，下马罗拜，秋毫不犯而去。”

韩琦为政宽宏，待人以德。他在京城为重臣时，他的侄孙给他写信说，自家“田产多为邻近侵占”，让韩琦做主。韩琦看了信后在信尾写了一首绝句：“他人侵我且从伊，仔细思量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看，秋风秋草正离离。”此信退还侄孙，侄孙见诗才作罢。后来人们传说，韩家子孙繁衍，“历华要，不可胜数，以其宽大之德致然也”。

韩琦在民间有良好的声誉。韩琦出镇相州时，有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潜入韩琦卧室，拿着利刃对韩琦说：“我生活困难，不能自救，特来求助于你!”韩琦说：“我茶几上的用具价值很高，请拿去吧!”小偷又说：“我并非为此而来，我想割下您的人头献给西夏。”韩琦“即引颈”让小偷割取人头，并无一点惧色。这时小偷急忙跪地叩头并说：“以公德量过人，故来试公。”这件事韩琦没有向人说起。后来这个小偷因其他事被判死罪，他在刑场上才谈了这件事，并说：“虑吾死后，惜公之遗德不传于世也。”

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享年68岁。皇帝为此辍朝三日，并亲题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又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韩琦死后，人们在安阳城东南修了韩琦庙，每年农历七月二日进行祭祀。

许有壬，字可用，河南省汤阴县人。元代大臣。父许熙载于大德年间曾先后在湖南零陵、衡阳、湘潭、长沙，以及江西临川等地做官，幼年的许有壬随父读书于江南。大德末年，许有壬游学京师。至大二年(1309年)，至新建之中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北)任留守司教官。皇庆元年(1312年)，应聘为山北廉访司(司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书吏。

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许有壬登进士第，授同知辽州事。延祐六年(1319年)，任山北廉访司经历。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升为吏部主事。至治二年(1322年)，改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他巡视广东时，发现广东道廉访司副使哈只和蔡衍二人营私舞弊，“黩货无厌”，便立即劾罢之。不久，许有壬被召回内台，任监察御史。元英宗是一位力图推行新政的君主，他起用拜住为相，追查并处置前任奸相铁木迭儿父子等人贪赃不法、诛杀贤良之罪行，因而遭到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铁木迭儿余党的忌恨。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铁失等人发动政变，当英宗自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南返，途经南坡(在上都西南三十里)时，将英宗和丞相拜住杀死。泰定帝即位后，铁失伏诛。许有壬在所上奏章中建议严惩铁木迭儿之子锁南及其余党，并请求为遭受铁木迭儿打击陷害的王毅、高防、赵世延等大臣雪冤复职。接着，他又上疏《正始十事》，篇首云：“盖为政莫大于谨始，未有不正其始而能善其终者也。”所谓“十事”者，“一曰辅翼太子，宜先训导；二曰遴选长官，宜先培养 ；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贵贱 ；四曰欲谨兵权，宜削兼领 ；五日武备废弛， 宜加修饬 ；六曰贼臣妻妾，宜禁势官征索；七曰前赦权以止变，宜再诏以正名；八曰铁木迭儿诸子，宜籍没以惩恶；九曰考验经费，以减民赋；十曰撙节浮蠹，以纾国用。”泰定帝大都采纳了他的建议。

泰定元年(1324年)，许有壬选为中议大夫，旋改中书左司员外郎。当时，京都一带饥荒严重，他请求赈济之。同事们责怪他说：“您的意见固然是好的，但这样一来，国家可就亏缺了。”许有壬说：“不对。民，本也，不亏民，岂能亏了国家呢? ”他说与丞相，得到了同意，“发粮四十万斛济之，民赖以活者甚众”。泰定三年(1326年)六月，升右司郎中，俄移左司郎中。泰定四年(1327年)二月，其父卒，丁忧去职。天历三年(1330年)三月，擢两淮都转运盐司使(司置扬州)。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许有壬被召回京，任参议中书省事。未几，丁母忧。元统元年(1333年)，复任中书参议。元统二年(1334年)，拜治书侍御史，转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仍治台事。九月，升任中书参知政事，知经筵事。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奏罢科举，并得到丞相伯颜的支持。许有壬力争之，详说科举不可罢废，“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势必堵塞了选贤任能之路。然劝阻不果，乃托病不出。顺帝强起之，任他为侍御史。

至正四年（1344年），任许有壬为江浙行省左丞，辞之。至正六年（1346年）四月，召为翰林学士，又辞。是年闰十月，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仍知经筵事，他未便再行坚辞，只好领命。次年，授御史中丞。未几，复以病归。

至正十三年(1353年)，起拜许有壬为河南行省左丞。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升任集贤大学士，寻改枢密副使，复拜中书左丞。是年秋，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太子左谕德，阶至光禄大夫。至正十七年(1357年)，他已71岁，以老病致仕，回到彰德。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九月二十一日卒，终年78岁。自仁宗至顺帝，许有壬“历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明辨力诤，不知有死生利害”。谥“文忠”，葬于安阳城西北武官之原、洹水之阳。

许有壬“善笔札，工辞章”，其文章诗词，在元代堪称“巨手”。当时的著名文人欧阳玄(欧阳修之后)谓其文章“雄浑闳隽，涌如层澜，迫而求之，则渊靓深实”。他的著作有《至正集》《圭塘小稿》等。《至正集》系其一生诗词文章之汇编，许氏逝世前由门生集录编订，身后历经数百年之周折，方得以付梓刊印，凡八十一卷。《圭塘小稿》为许有壬自辑，后由其弟许有孚(字可行)重加编次，乃《至正集》“不具录者也”，即《至正集》所未收入的诗文。另有《圭塘欸乃集》，是数人诗作的结集，非许有壬一人之诗集，为许氏与其弟许有孚、子许桢、宾客马熙(字明初)吟咏唱和之作。

崔铣，字子钟，又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世称后渠先生。崔铣祖籍山东乐安，他的高祖父崔太、曾祖父崔彦和都务农，到祖父崔刚才入学读书。明朝宣德年间，崔刚任彰德赵王府广有库大使，遂入籍安阳。后来崔刚被赠中宪大夫、陕西延安府知府，他祖母蔡氏，被赠为恭人。崔铣的父亲崔升，字廷进，因其父崔刚为彰德赵王府广有库大使，便来到安阳定居。崔升在明成化五年(1469年)中进士，先做工部主事，后做兵部武选员外郎。他直言敢谏，不怕得罪权贵，后任延安知府、四川参政。他为官清廉，常服布袍，家童拾马粪烧火做饭，颇有政声。母亲李氏被封为淑人。崔铣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影响。

据何瑭所撰《崔文敏公墓志铭》载，崔铣出生时，他母亲“梦蛟起舍西塘，云雾弥天，惊悟而生”。崔铣5岁就学习礼仪，能对答诗句。崔铣10岁时随父在延安府学习《论语》《孟子》《中庸》《诗经》，能著文章。之后又“博及性理，通鉴群书”，15岁时能讲解太极图，读通了《周易》，并可作预测。崔铣17岁时，娶妻李氏。崔铣22岁、25岁两次进京会试不第。弘治十八年(1505年)崔铣28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参加《孝皇实录》的编写。当时宦官刘瑾专权，有许多官员对他阿谀奉承，而崔铣却不以为然，见了刘瑾仅仅作个揖。刘瑾非常生气，对他的党羽吏部尚书张彩说：“翰林院那些书生中，最轻薄的就是那个崔铣。”想让张彩处罚崔铣，但张彩认为崔铣文才过人，不宜处置。崔铣的好友河南武陟人何瑭也是任编修，刘瑾对何瑭的不恭也十分生气。何瑭对崔铣说：不管刘瑾怎么对待我们，“吾两人不可易节”。崔铣坚决地说，我安于坚持正义，听从命运安排，这我早有准备。正德四年(1509年)《孝皇实录》修成，刘瑾借故将崔铣外放南京做吏部主事。这时南京一个任粮长的官吏，将国库的粮食“易美以恶(用坏粮食换好粮食)”。崔铣将此事查出，便将这个粮长撤职。这个粮长便“赂请权贵”为他说情，但崔铣却“固执不可”。南京吏部尚书对崔铣说：“尔谪仙也，何苦为?”（你是一个被贬谪到南京的人，何苦为难别人呢？）但崔铣并不为之所动，最后仍然将这个投机的粮长撤职。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杀，崔铣被召回京城，经常上书言事，并又参与廷试、讲学。后来崔铣引疾辞官回到安阳，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安阳城西的渠旁建一书屋，名“后渠书屋”，悉心读书、讲学和著述。这时他“笔耕授徒，删定二程遗书，并作郡志” (郡志即《彰德府志》)。他于妻子死后，行祭礼三年，并“食粮异寝”，并不再娶，可见他与其妻感情至深。

崔铣在安阳建后渠书屋讲学授徒时，特别注意培养那些品学兼优的人。他看到学生中有张溱、张洧兄弟聪明好学，就加意培养。崔铣认为张洧是个奇才，“性敏志锐”，便为其“说诸经，且指授古文词”。后来张洧做了景州知州，“节费缓征，祛蠹恤隐，摧豪植良……讼平政理，贤声蔚然”，又“均平田赋，廉核豪姓隐蔽者置于法，余多望风自实”，受到朝廷和百姓好评。这些与张洧小时候受到崔铣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嘉靖元年(1522年)，朝中大臣建议起用崔铣，崔铣再次进京，编写《武皇实录》，参与讲学，第二年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学生们听说了，都说“我们可得到好老师了”。崔铣“日衣冠坐东堂，诸生朝夕问难，先生响答不倦”，尽心尽责。崔铣在嘉靖三年(1524年)冒犯了明世宗，罢官返回家乡安阳，给他送行的官员和学生有1000多人，其中有人将崔铣送过长江，方洒泪相别。崔铣离开南京时“行不役一夫，囊中无江南一物”，只是带了几箱子的书，崔铣笑着对别人说：“人言金祭酒，我金若冰矣。”崔铣还乘醉作歌说：“故园菽水知堪养，捷径终南保未曾。”(家乡的田园足够供养我的生活，依靠投机做官我是坚决不干的。)崔铣回到安阳后潜心治学，他教导学生说：“道在五伦，学在治心，功在慎独。”这次在安阳期间他父亲病逝。崔铣非常孝敬父亲，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崔铣这次在家乡16年，著作甚丰，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洹词》。

嘉靖十八年(1539年)崔铣62岁时又被起用，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崔铣进京祝贺世宗生日，返回途中患病，乞准朝廷回家乡安阳调养。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家，享年64岁，朝廷赠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敏”，葬于安阳县城西北彪涧村。

崔铣年轻时喜欢饮酒，“尽数斗不乱。中岁，自厉于学，言动皆有则”。他认为，“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爱亲敬长，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独挈良知，是霸儒也”。他很崇古，并强调国君的作用，认为：“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县，其民散，故道难成，况沿而下趋今日乎!然人心弗异，系乎主之者而已。”崔铣死后受到后世尊敬。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即在故居建有崔铣祠堂，万历七年(1579年)彰德知府常存仁又重修。

崔铣死后，他的好友何瑭为其作《崔文敏公墓志铭》，赞扬了崔铣的高尚品德和人格。崔铣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洹词》和《彰德府志》。崔铣品德高洁，如玉如雪，学行一致，后人将他与春秋颜回相提并论，为纪念他，人们将崔铣所居前的小巷改称小颜巷，在今安阳市旧城东南小颜巷北有崔铣祠堂。

张士隆，字仲修，明代安阳人。他弘治八年(1495年)中举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是明代中叶一位学识渊博、办事认真的官吏。

张士隆博学多识，于弘治八年(1495年)入太学，与安阳籍的崔铣、寇天叙、马卿、吕楠等官吏切磋学艺，以学问闻名遐迩。正德六年(1511年)张士隆为御史巡监河东。在任期间他弹劾并罢免了贪官刘愉，并建立“正学书院”，振兴教育，以学识渊博名声大噪。

当时宦官活动十分猖獗。正德九年(1514年)宦官在北京皇宫寻衅站闹事，使乾清宫发生火灾。张士隆上书明武宗不要宠信宦官，而应勤于政事，明察忠奸。张士隆的上书被宦官所扣，宦官以武宗名义驱逐张士隆出京任“凤阳织造”。张士隆离京之后，宦官活动更加猖獗，经常以“赐棍”的名义，打死一些正直的官吏和平民。慑于权阉气焰，自都御史以下的官吏都不敢过问政事。张士隆不畏权势，弹劾宦官劣迹，引起朝野震动。与宦官有密切联系的锦衣千户廖铠与其父廖鹏作奸犯科，贪污受贿，民愤极大。张士隆弹劾廖铠父子，要武宗绳之以法。因事件牵连到奸臣钱宁，钱宁便诬告张士隆“治狱偏枉”。武宗听信谗言，贬张士隆为晋州判官。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恢复张士隆的官职，并让他出任陕西副使。当时汉中一带治安很乱，盗贼气焰嚣张。张士隆到任后下令“匿贼者罪及妻孥，无赦”。于是盗贼纷纷就擒，治安很快好转。张士隆又在汉中“筑堰溉田千顷，民利之”，使汉中平原取得了好收成。

郭朴居官图像
（摄自郭朴政居）

郭朴，字质夫，明代安阳人，祖籍安阳县白壁镇东柴村，后迁居安阳城内。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进士，名次为二甲第四名。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欧阳必进罢职，郭朴接任吏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郭朴兼任英武殿大学士。当时进入内阁的大学士，亦称“阁老”，相当于宰相之职，故郭朴被世人称为“郭阁老”。

郭朴与高拱（河南新郑人）同时入阁，时内阁首辅为徐阶。是年十二月，明世宗驾崩，明穆宗即位。徐阶在草拟遗诏的时候，未同高拱、郭朴商议，遂引起高拱、郭朴不满，隔阂日深。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愤而致仕。九月，郭朴也致仕回籍。告老还乡后，回到故乡安阳隐居于安阳东郊，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曾赋诗咏怀：“茅厦三间蔽日，槿篱四面遮风。几上一编农谱，壁间几幅耕图。”这就是他晚年的真实写照。根本不像一个曾位居宰相的人。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郭朴卒，享年83岁。赠太傅，谥文简。翌年（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二日），葬于安阳东北方向的韩陵山阳。

现安阳市钟楼东侧有郭朴祠对外开放。由于郭朴数百年来声名远播，每天到郭朴祠参观的人很多。我作为这本书的主笔，自打幼年开始，经常听长辈讲述郭朴为官的故事，心灵深处充满了对他的崇敬。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本书两位作者不仅反复到郭朴祠瞻仰，还特地到郭朴故居（白壁镇东柴村）拜访，受到村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接待。在郭朴老宅堂屋正中墙上，悬挂着万历皇帝朱翊钧亲题的一个大牌匾“师傅元宰”。牌匾下方是郭朴的居官图像。

郭朴之所以深受世人的尊敬与爱戴，有两件事必须在这里浓墨重彩记之。

宦海沉浮，免不了有人被政治激流断送了性命。只要是忠臣良将遇事，郭朴从不袖手旁观。当时有个年轻气盛的海南人叫海瑞，原是淳安县的一个知县，后来升任户部主事。谁知仕途险恶，海瑞栽了个大跟头，一头栽进了政治旋涡里，海瑞惹恼了皇上！海瑞危在旦夕!

事情发生在明嘉靖四十四年冬天。年轻气盛的海瑞誓死要给皇上提意见，而且意见提得十分尖刻，尖刻得就是平常人也难以接受。世宗皇帝看过海瑞的奏章，顿时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将海瑞的奏章狠狠摔在地上，厉声对殿前侍卫喝道：“这哪里是提意见，分明是对朕的恶意攻击，大胆狂徒，一派胡言，快与朕拿住此人，不要放走了他!”一个名叫黄锦的太监马上告诉皇帝：“皇上，听说这个海瑞上疏时，预先就买了一口棺材，并且和妻儿老小诀别，给家里所有的闲杂人等一一发了银两，让他们各自投亲靠友去了，这个海瑞绝不会逃走的。”皇上当下传旨，将海瑞打入死牢大狱。御林军奉命去后，太监黄锦将海瑞的奏本捡起，放在御案之上，气急败坏的世宗皇帝又重读奏本，不知不觉心里有所触动，感到海瑞所说，亦有可取之处。世宗皇帝自言自语道：“这个海瑞还有点像商王朝那个叫比干的忠良，可朕并不是纣王啊。”转眼间，冬去春来。明嘉靖四十五年，世宗皇帝已是花甲之年，便召郭朴进见，问郭朴对此有什么良策。郭朴见世宗皇帝身体虚弱，劝皇上保重身体，暂时不宜出宫，有些事情暂缓处理为好。世宗又道：“郭爱卿，你也知道那个海瑞给朕提的意见是多么尖刻!朕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致使病痛缠身。如果朕像前几年精力充沛地在金殿之上执掌朝政，及时处理国家大事，何至于被那海瑞尖刻地指责呢？这个海瑞真是死有余辜。”提起海瑞，皇上就气不打一处来。郭朴奏道：“海瑞这样做，实在愚笨，他做知县时就憨厚刚直，但是，海瑞的内心也是为了陛下好，其心尚可原谅，老臣乞请陛下开恩，饶恕海瑞，他一定会为陛下的江山社稷肝脑涂地。”世宗叹道：“朕也不愿多杀这些敢于向朕提意见的谏臣了。”郭朴退出后，太监躬身递上法司的奏折，奏称：“海瑞实为对皇上讽刺讥笑，论罪当死。”世宗略略一瞧，便将奏折搁在一边，并不加批复。如果世宗随手加上批复，海瑞性命难保。海瑞不死，多亏了郭朴。这一幕，实在惊心动魄。

郭朴一贯秉公办事，唯才是举，知人善任。虽然手握重权，却从不滥用，虽然深受皇上宠爱，他从不恃宠专横。所以，《明史》称郭朴“为人长者”(德高望重的人)。

仁义巷的来历很是动人，在安阳可谓家喻户晓。郭朴的老家就在离钟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天，身在京城的郭阁老刚下朝回府，就接到老家夫人写来的一封家书。信中说，邻居王山盖房时，多占了家里一墙宽的宅基，想让他派人回来压压对方，为她出气。

郭阁老看完书信，马上叫人润墨，写了一封回信。郭夫人接到回信，急忙拆开细看，只见信中写着四句诗：“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夫人顿时明白了，马上让家人从自己宅院的一边让出了三尺宽的地方给王山使用。

王山很受感动，他主动把自己的墙拆了，往后退了三尺，这当中的地方便闲置起来。后来，从这里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小巷。人们为了感念郭朴义让宅基的品行，便给这条小巷取名叫仁义巷。

事实真的如此吗?安阳在清朝就有了仁义巷这条街。在清嘉庆二十四年的《安阳县志》中记载：“郭文简(郭朴的谥号)住宅，近北城……邻人筑墙，侵其址。子弟致书京师，告公。公命以地让邻人，邻人感公谊，遂交让为隙地。里中因名其居，曰仁义巷。”有史书为证，这件事似乎应该是真实的了。

但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却发现，明朝有一个叫林翰的人，早于郭朴在朝为官。他曾写过一首《诫子弟》的诗，内容是：“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也无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与后来郭朴的那封家书如出一辙。在许多地方，也都有仁义巷、仁义街的传说，故事大同小异。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能削弱仁义巷的价值和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仁义巷仅仅是个传说而已，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事。有的学者态度比较保守，认为这可能是后人杜撰出的一个故事。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仁义巷似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百年的故事，厚重的人文，竟这样轻而易举被撕破、掩盖。但从另一个层面说，我们的先人创造出这样一个传说，而且流传至今，不正是说明了安阳人对这些美德的向往、追求与尊重吗?如此想来，即便历史给安阳人开了个玩笑，我们也并没有失去任何宝贵的东西。仁义巷的美谈，还会在我们这一代口中相传下去。(www.xing528.com)

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郭朴伴随着他的故事从五六百年之前一路走来，在安阳人心中，他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救世情怀。郭朴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还将和他的故事一起，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温暖着每个安阳人的心田。

郭朴的著作有《学约》《画思箴》《四畏箴》《九字图说》和《续邺乘》。《续邺乘》又称《彰德府续志》，是郭朴于万历九年(1581年)家居时所纂修，接续崔铣嘉靖年间所修《彰德府志》，故称“续志”。两志相距约60年，“续志”有上、中、下三卷，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杂志、艺文等门类。

宋讷，字仲敏，滑县人，是明洪武年间一位博学多才的文臣。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宋讷性格稳重，学问渊博。他在元朝至正年间中进士，任盐山尹；元朝灭亡后，弃官归田。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征集天下名儒18人编纂礼乐诸书。宋讷参与了这次编纂活动，显露了非凡的才华，被聘为国子监助教，并以说经为当时的学者所崇敬。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他被明太祖任命为翰林学士，主持撰圣庙碑，因完成任务出色而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又迁国子监祭酒。宋讷为明王朝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任国子监祭酒期间，教授皇族及文武大臣子弟，“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昼夜”，兢兢业业，为国育才。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朝廷开科取士，共取进士470多人，而由宋讷教授的国子监生就占了2/3。朝廷又一次策试，结果和原来的一样。明太祖很高兴，写文章赞扬他。国子监助教金文征妒忌宋讷的才能，与其他大臣在朱元璋面前说宋讷的坏话。朱元璋调查弄清真相后，处死了金文征等人，对宋讷愈发器重。

宋讷不仅在教育上政绩显著，对边防攻守也很精通。他曾向明太祖阐明自己的攻防方略。当时沿海无战事，陆地边疆战事频繁，他建议明太祖要像汉朝的赵充国一样，在大将中选勇谋之人，“东西五百里为制”，在边陲布兵屯田，远近相应，敌来则战，敌退则耕。这样将士给养自足，对巩固边防也有好处。他的建议受到了明太祖的赞许。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宋讷病逝，葬于滑县，明正德年间得谥号“文恪”。明太祖在《御制祭国子监祭酒宋讷文》中说：“朕自开国以来，首建大学，育天下之生徒，期在造就人才，以备任用……朕以尔学行老成，掌命其事。尔能恪体朕意，施教有方，数年之间，得才为用……”宋讷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西隐集》10卷，《宋氏家谱》12卷。现滑县宋林村有宋文恪祠堂。

刘潺，字宗澜，安阳城东今辛村乡刘太保村人。他少年时就很尊敬他的老师张祥，后来做了官，仍然像以前一样尊敬自己的老师。天顺丁丑年(1457年)初授刑部主事，之后他便将大量俸禄用于奉养父母，一年四季都只穿布衣服，外出骑着毛驴。刘潺为政清廉，办事认真，有一次湖广都御史翁世资状告都指挥，皇帝下诏让刘潺会同御史焦显办理这个案子。焦显要将都指挥下狱查办，刘潺认为不可，应该秉公办案，最后证明翁世资有罪，便将翁世资下狱。他做了郎中后，有一次京城一富有人家兄弟二人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重贿官府，案件经年不结。后来刘潺接办这个案子，兄弟二人又重贿刘潺。刘潺将他们的贿金送到上司那里，然后秉公办理，才将此事处理。他做浙江参议时，浙江有一个姓卢的进士，在家乡为非作歹。刘潺查实情况，将姓卢的进士除名。刘潺对苦难老百姓十分同情，有一年他从四川布政使调任顺天府尹，在上任路上看到大量饥民流入四川逃荒，而把守关口的官吏不许难民入蜀，刘潺便令守关官吏弛禁，给逃荒的百姓一条生路。后来他官至都御史、辽东巡抚，不贪图富贵权势，于弘治初年辞官归乡，在家乡安阳过着教书和耕田生活。刘潺孝敬长辈，“祭墓必泣”，平等待人，“虽幼贱与均礼”，78岁病逝于乡里。

翟政，安阳人，少年时聪明过人，听别人读诗数百首都能“尽记忆”。明景泰甲戌年(1454年)中进士，初任大理评事，后来晋升为山西佥事。这时一个姓李的都御史因罪被人告发，皇帝下诏让朝廷大臣查办此案，但众人甚感棘手，将查办此案的事推给了翟政。翟政办事认真，性格耿直，又不知官场的险恶，经查证落实，将事实真相向上级做了汇报，这个姓李的都御史几乎因此被免官。后来吏部要裁减各省府的官吏，正好考核官就是以前那个姓李的都御史。李都御史为了报复翟政，将翟政考核为“下下”等，翟政被罢免。翟政很生气，说：“这是你上官的过错，是在欺骗皇上。”“古以忠赏，今罚吾忠，吾君安得闻。”他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于是上书皇帝辩解，但昏庸的皇帝还是罢了他的官。翟政回乡后十分贫困，但他不巴结任何权贵，“言不依阿，行无藻饰”，“日坐廷中，诵书学诗，取古帖临写”，“居乡几四十年而卒”。明朝官场腐败，互相倾轧，正直的官吏难以立脚，翟政可以说是明朝政治腐败、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许三礼，字典三，号酉山，明末清初安阳人。其祖籍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先祖许彪始迁居安阳。他生于明末天启五年(1625年)，早年受业于著名学者孙奇逢，在林虑山中读书。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顺治十八年(1661年)登进士。康熙十二年(1673年)赴京师谒选，与当时名士魏象枢、叶方蔼等人关系密切。这年他在京师写成《读礼偶见》两卷。同年赴任浙江海宁县知县。

海宁是个滨海县城，素来难治，有十几任知县因难治“解绶而去”。许三礼将“一切升沉得丧”置之度外，整顿治安，兴利除弊，“矫矫自持，一尘不染，悉屏请谒”。因他作风正派，敢作敢为，“无敢有梗其法者”。他对教育极为重视，利用旧庙建“正学书院”，对于那些贫穷而交不起学费的生员，也准许他们进书院读书。许三礼又建“海昌讲院”，亲自到讲院授课，同时还延聘了黄宗羲等著名学者到讲院讲学。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黄宗羲应许三礼之邀到海宁讲学，主持海宁讲席五年之久。许三礼与黄宗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讲院每次授课听者都很多，讲堂容不下，屋外旁听者有数百人之多。

许三礼在海宁期间还注重兴修水利。海宁境内的两条河因长期失修，河床淤塞，商船不通，农田不得灌溉。许三礼组织民力疏浚河道，挖出的淤土作肥料肥田，河道两岸栽种桑树。“民之乐于开浚者且万计，不三旬而功告成”，自此以后，商船往来，“遇旱，则外港之水得采；遇潦，则骤涨之水无忧”。人们还作诗赞颂说：“往者沟涂废，川港失其故。堙淤郁不通，旱涝遂莫措。久为豪右资，民瘼恬不顾。去岁率丁壮，躬亲畚锸具。潦浅更浚深，荡然无泥污。岂惟利田畴，篙师亦易渡。”

许三礼还主持编修了《海宁县志》。康熙二十年(1681年)秋，许三礼离任赴京考授御史。他在海宁八年，声誉很高，黄宗羲称颂许三礼为“循吏第一”。

康熙二十至二十三年(1681～1684年)，许三礼滞留京师，候补在家，著有《易贯》一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月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任通政司右参议。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任太常寺少卿，七月转任大理少卿，十月充武殿试读卷官，十二月迁顺天府尹。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二月许三礼因病乞归，未得允许，三月升为兵部督捕右侍郎，九至十月病情加重，康熙三十年(1691年)正月初九逝世于邸舍，终年67岁。灵柩运回家乡，安葬于安阳县西之灵药。

徐宪，明朝安阳县天池村人，是成化戊戌年(1478年)进士，授任松江推官。松江虽然富饶，但民风较差，不好治理。徐宪约束自己，对百姓推诚布公，受到百姓欢迎。有一个偷了别人耕牛的人将牛角用刀砍掉，又用火烧，使人不好辨认。徐宪就让人把牛放入田野，牛跑到了原来主人家，于是判了偷牛人的罪。松江百姓对徐宪心悦诚服，称徐宪为“徐青天”。

李学诗，明朝安阳城东曲店人。少年时就“矢心向学，虽衣食弗给，而处之晏如。常携书陇上读，见者异之”。他是嘉靖乙丑年(1565年)进士，初为枣强知县，“清慎刚明，善决疑狱”，被提升为监察御史。任上他“察奸剔蠹，宿弊尽厘，风纪大著”。又在苏州、松江一带“申理冤抑，政不用猛，而权豪敛戢，贪污者闻风解绶去”。他“愤郡邑贪纵成风”，上书陈《禁贪七事》。皇上让各地“进贡金珠宝石，岁为例”，李学诗就率百官上书谏止。有些因被他推荐而升任的官员用钱来感谢他，都被他拒绝。他最后在大理寺丞任上逝世，年仅47岁。当时人们对李学诗作了这样的评价：“学诗长身伟干，凝重无傲，天性孝友，寡言笑，语无欺诞，行无矫饰，好恶一揆于正，不随流俗低昂。”

尚存义，明朝安阳县人，字钦父，万历辛卯年(1591年)举人，初司教清丰县，继升为唐山知县、乐平知县，“正直廉洁”。他在乐平为知县时，前任知县因敛民财，库存银较多，衙门里有人劝尚存义可以取用，但尚存义却严厉批驳说：“以利诱余乎，余非利可诱也。”然后将敛取的钱财退还了百姓。后来升为东昌同知。当时魏忠贤专权，“郡县多立祠祀之”，“存义独不肯，台司屡劝，不为动”。所以被人们称为“强项令”。

张孟贤，安阳县人，也是一个廉洁的官吏。他是天顺己卯年(1459年)举人，官至南京兵部郎中。有一次有人趁他害病时对他行贿，他立即站起来对来人斥责说“贪财者后不昌，悻进根不固，必险必倾”，坚决拒绝贿赂。

马丕瑶，字玉山，清末安阳蒋村人。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历任山西平陆县、永济县知县，解州(今山西省运城)、辽州(今山西省左权县)知州，太原府知府，署理山西按察使和山西布政使。

光绪十三年(1887年)任贵州按察使，旋迁广西布政使。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任广西巡抚。创建官书局，意在“惠士林而广教化”。又革除了压制和阻挠当地读书人应考上进的弊政，“以广登进”，使士民“读书明理”。

马丕瑶在广西政绩最著者，乃为倡办蚕桑，开设机坊。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倡办之始，吏民多数不得其法，他便四处寻访蚕桑之书，将《蚕桑实济》《蚕桑提要》等书刊印数千部，分发到广西各地。对于兴办蚕桑、开设机坊成绩显著的官吏，他上奏朝廷，请予褒奖。鉴于广西地方贫瘠，蚕桑初办，马丕瑶两次上疏，请求朝廷豁免广西所产丝绸的商税，得到准免。经过几年的多方努力之后，“民情兴起争趋”，“民间蚕事大起”，“已有渐推渐广之势”。据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统计，当时广西栽种桑树已达27600多万株，产丝20.6万余斤，织绸2690余匹。

马丕瑶（摄自马氏庄园）

马氏庄园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马丕瑶忧免回籍守继母丧。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授广东巡抚。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马丕瑶积极修复海防设施；选拔任用有统率指挥才能的得力将领，兴办团练，以补军旅之不足；加强武器装备，既操习洋枪洋炮，又加紧赶制土造枪支。甲午战败，李鸿章奉清廷之命，前往日本马关签订投降卖国的条约。消息传来，马丕瑶“愤懑不能自已”。四月四日，他上奏《力阻和议折》，指出此和议“是虽和不和，即和亦不能终和”。建议“严整师旅，速将所失地方克期收复”；沿海沿江，“将防务切实严备，以遏寇氛”；“各省民团义旅，准其一律助战”。他在奏折中最后写道：“自古战事，不在于外势之强弱，而判于一心之敬肆。但使我上下中外，共常存忧勤惕厉之心，自可收扫荡廓清之效。国威一振，众志成城，彼曲我直，彼骄我奋，败者可胜，失者可复，数月以后，事局必变。”

是年秋，马丕瑶一病不起，九月初八卒于任上。

马丕瑶居官期间，政绩卓著。光绪皇帝亲自为他题了“百官楷模”的牌匾，左宗棠也为他题赠了“清节皎然”的牌匾。

光绪皇帝为马丕瑶题写的“百官楷模”的匾额

左宗棠为马丕瑶题写的“清节皎然”的匾额

马丕瑶家修身堂门前的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刘青霞，安阳县蒋村人，马丕瑶三女。幼读私塾。18岁时嫁与尉氏富户刘耀德，故称刘青霞。25岁时夫亡，因无兄弟子嗣，刘氏族人为争产涉讼，青霞长年被卷入无休止的争讼之中。

1907年，青霞随兄马吉樟东渡日本，游历考察。在日本半年，她结识了许多同盟会人士，思想锐进，很快即加入同盟会。青霞与友人燕斌在东京创办《中国新女界》月刊，宣传妇女解放。当时，留日豫籍学生和同盟会员筹备出版《河南》杂志，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苦于经费无着。青霞慨然捐款2万元，使该杂志得以问世。后同盟会河南支部决定在开封开设大河书社，作为推销《河南》等革命出版物的机构和秘密联络、集议的处所，青霞又捐助巨款。同盟会会员张钟端于1911年夏由日本返国，青霞通过时任湖北提法使的次兄马吉樟，使张入其幕府以做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年末，张钟端等在开封策动起义，青霞又捐银1600两充作活动经费。民国初年举办爱国捐，反对袁世凯政府向六国银行团拟借巨款，青霞被推举为河南国民捐事务所总理，主持其事，旋遭反动势力的压制，愤而辞职。在此期间，她还积极参加京津地区妇女要求参政的运动，并被选举为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

青霞对兴办近代教育事业也很热心。1908年，她在尉氏县创办华英女校，这是河南较早的女校之一。还在尉氏办了一所蚕桑学校，捐地30亩，购置湖桑万株，辟设实习桑园。又分别捐银3000两，资助尉氏高等小学堂和省城中州女学堂、中州公学，捐银3万两资助北京豫学堂，对京师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法政学校也有巨额捐助，因而颇受京师人士钦仰。辛亥革命前后，她曾被延聘为北京女子法政学校校长、北京女子学务维持会会长。

马丕瑶女儿刘青霞（摄自马氏庄园）

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她也尽力而为，如在贾鲁河上修桥，在本县开办孤贫院和平民工厂等。青霞的这些作为，引起刘氏宗族中一些人的强烈不满，遂群起而攻之。青霞乃于1913年亲赴上海，两次会见时任全国铁路督办的孙中山，表示愿将全部财产捐献，作修建铁路之用。后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刘氏族人控告青霞私通国民党，反对北洋政府。经其兄马吉樟(与袁氏有交)疏通庇护，才得幸免于难。

1922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青霞毅然将财产全部交公。冯依青霞夙愿，将这笔巨款大部用于河南的教育事业。这一年，青霞回到阔别的故乡安阳。不久，即因病去世。

暴质夫，名式彬，字质夫，河南省滑县暴村(今属牛屯镇)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幼读私塾，16岁入邑庠。科举废止后，考入怀庆府中学，后又进开封省立优级师范学校读书。因其学业出众，未毕业即被委任为覃怀中学学监。1908年，暴质夫与中国同盟会派来开封活动的杜潜会晤，加入同盟会。1910年，他聘请革命同志到校任教，如刘粹轩任经学教员(主要讲《春秋左传》)，张宗周任数学、体育教员。后赴汴协助杨勉斋主持中州公学，杨任监督，暴任监学。当时同盟会河南支部就设在中州公学，该校成为当时河南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暴质夫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他曾编写《中国近代史讲义》，印发给学生们阅读。

是年八月，暴质夫回家乡滑县调查情况，看到官吏贪劣，民怨沸腾，即与本县士绅洽商，借办“守望社”维持地方秩序的名义，准备武装起义，并设法从天津购来200支步枪及数千粒子弹。当时河南同盟会为了联络武装力量，曾派人分路进行活动，暴质夫、韩立纶、张宗周负责豫北一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们发动地方武装，破坏铁路交通，阻止清军南下。后因闻清帝退位，乃中止了这一行动计划。

1912年，暴质夫被选为河南省议会议员。他竭诚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与拥袁派议员展开激烈斗争，竟遭迫害，手腕被枪击伤。但脱险后矢志不改，革命更加坚决。不久，被任命为孟县知县。1913年转任陕西渭南县知县。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暴质夫赴河南镇平一带开展讨袁活动。1917年护法战争起，他与革命同志谋划在南阳起义，派张宗周运动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张不幸被捕遇害。暴质夫遂转入陕西，发难于蓝田，破潼关，占商南，后被敌围困50日，乘夜突围出走，又为陕军许兰洲部所俘。许素闻其名，亲为解缚，待以上宾，恳请佐幕，暴不允，许乃派人将其送往三原。暴质夫到三原后，即参加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靖国军，被任为秘书长。靖国军的文件，多由暴起草，枪林弹雨中，可立马而就。于右任曾写“结交一言重，挥笔四座惊”的对联送之，对暴重信义、多才华倍加赞许。在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暴质夫被俘，他挺胸阔步，高喊：“我是暴质夫!”陕西督军陈树藩闻知，欲以怀柔手段缓和靖国军攻势，乃将暴予以释放。

20世纪20年代初，靖国军趋于瓦解，暴质夫回到河南。孟县士民闻之，选出代表到省府，请求派暴氏再次做孟县知县。后来在他离任时，当地人民在县城立一“去思碑”，称颂其两次长孟之功德。1922年冯玉祥督豫，遣骑迎暴至汴，询以治豫之策，暴氏以“荡瑕涤秽，与民更始”进言，遂任暴为开封善后总局帮办。不久，省长张凤台又先后委任他为省府秘书长、河南省自治筹备处处长，后因多方掣肘，无可作为而辞职。

暴质夫目睹军阀当道，内战不息，哀国事之多艰，叹挽救之无术，忧愤而至于颓唐，放荡而至于癫狂，前后判若两人，郁郁成疾，蛰居于沪。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召开重要会议，请暴氏参加，并委以两湖宣抚使，欲策动北伐。暴质夫兴奋异常之际，猝然病倒，入宝隆医院治疗，因服药过量，中毒而卒，终年39岁。孙中山先生痛惜之下，亲书“又弱一个”横挽，并拨款治丧，派员护送灵柩回滑安葬。1924年，于右任、胡景翼、张钫、杨虎城、邓宝珊、岳维峻、郭仲隗、刘积学等人发起，在新乡东北卫河之曲购置一块土地，建立暴张公园，立碑建亭，作为对暴质夫和张宗周烈士的永久纪念。

暴方子，名式昭，字方子，滑县南暴庄人。祖父是进士，父为副贡。暴方子幼承家学，长通经史。清光绪四年(1878年)，选授江苏震泽县(今吴江县)平望司巡检。光绪八年(1882年)，丁母忧。服阙，补授苏州府太湖厅甪头司巡检。在任勤政除弊，德惠于民，刻苦自励，清操廉洁，“非其分所应得，一钱不取”。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苏州知府魁元因忌其清正名声，借口暴“情性乖张，做事荒谬”而将其撤职。

暴方子被罢官后，困居太湖中的洞庭西山(亦名林屋山)，未过多久便断炊了。山里百姓闻之，感其素日德政，纷纷冒雪前往，送米送柴，肩挑船载，络绎不绝。送柴米者“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七八千家，一月之中，共收米百四石八斗，柴约十倍于米”。当地文人秦散之绘了《林屋山民送米图》以记其事。十七年二月，苏州知府下发公文，斥责暴“敛费索米”，并令其“即日来省，毋任逗留”。暴在给知府的禀文中说，此乃“万众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非势趋利诱所能致，亦非乞求讨索所能得也”。但暴方子终于被迫回到了家乡。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湖南巡抚吴大徵督湘军出关御敌，暴方子自请从戎。吴奏请“开复其官”，任为参赞，留营差遣。暴奉命至塞外买马，“往返千里，不私一钱”。因积劳成疾，次年，病卒于关外牛庄军次，年仅30余岁。

奏散之作《林屋山民送米图》后数十年间，在画上题咏者多至几十人，著名的有：吴大澂、俞樾、马吉樟、吴昌硕、胡适、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俞平伯、浦江清、朱自清、马衡、于安澜、张东荪、徐旭生、陈垣、沈从文、黎锦熙、徐悲鸿等。这幅两丈多长的画卷，成为一件极有价值的艺术珍品。

张凤台，字鸣岐，安阳县前崇义村(今属白璧镇)人。自幼丧母，甚是顽皮。直到十岁仍未就学读书，一天，其父一好友到张家做客。当问及儿子学业时，其父说：“他是个捣蛋鬼，肯定不成器，读书也白读，所以不送他就学。”朋友说：“自小聪慧的孩子且便再顽皮，一旦收心苦读，往往可成大器。如今不让孩子入学，长大后他会埋怨你这当父亲的。”在好友的一再劝说下，父亲方肯送张凤台入私塾。《三字经》上说：“苏老泉（苏洵）二十七，私发愤，读书籍。”张凤台，满十岁，方入学，私发愤，读书籍。他天生异质，一发而不可收。入学不久，《三字经》《百家姓》倒背如流，短短数年，四书五经融会贯通。

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登进士。曾先后任直隶省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吴桥、束鹿县知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擢吉林长春府知府。未几，因母丧归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夺情任长白府知府。长白府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张凤台详考鸭绿江、图们江源流，以明国界；凿通山道，方便交通；并请兵驻守边陲重地。宣统二年(1910年)，调任兴京府(治所在今辽宁省新宾县)知府。

1913年春，张凤台任河南内务司长。7月，改任河南民政长，曾参与镇压白朗起义。1914年春，调京任政治讨论会会员。1915年任参政院参政。1916年充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8年为参议院议员。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兴起后，张凤台等在大总统徐世昌的授意下，在北京组织“四存学会”，张被推举为会长。他们以颜元《四存编》中所提倡的“存人、存性、存治、存学”为标榜，企图用孔孟儒学、程朱理学抵制革命新思潮的传播。1920年7月，张凤台任河南省省长。次年8月，河南四存分会在开封成立，张任名誉会长。

张凤台任河南省省长期间，其嫂乳生恶疮。由于张凤台从小由嫂子抚养成人，他称嫂子为“嫂娘”。为报“嫂娘”的养育之恩，遍寻天下良医为“嫂娘”医治，然均不得救。张凤台家丫鬟被收房为妾。此妾姐姐张兰香（现辛村乡北贤孝村人）是笔者本家伯母，经她介绍本村后街乡医崔潘清给张凤台“嫂娘”医治，竟痊愈。为答谢崔潘清的救命之恩，将崔请至开封省政府开设“政府门诊所”（民间传说张把崔聘为名誉副省长），短短数年，崔家暴富。其子崔风亭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内科医生，供职于安阳市日立广生医院。1951年，不满3岁的笔者患大病即将死去，爷爷到后街请到在家中养病的崔风亭，花费半石（150市斤小麦）注射一支当地社会上奇缺的“盘尼西林”，次日清晨，“死小孩儿”奇迹般地复活。70年来，笔者对崔风亭的救命之恩一直感念不已。

张凤台来河南之前，于北京书肆见明嘉靖《河南通志》一部，遂卖掉所藏部分书籍，买下这部珍本，并题识曰：“异日修豫乘者，当奉为蓝本。”1921年夏，张以省长身份筹建河南通志局，并向省议会咨送了河南通志局组织简章，12月19日获得通过，续修150余年失修的河南通志。复通令各县设立县志局，编写县志。

同时，张凤台又设立官书局，委刘怡宣(信阳人)经理之，四处搜求乡邦文献，将一部分难得之书，汇编为《三怡堂丛书》(“三怡堂”系张凤台的书斋名)刊印出版，收录著述17种、175卷。此外，张凤台还刊印了其他一些地方文献，其中较重要的有清初汪价(字介人)编著的《中州杂俎》(未刊，抄本)，经张委人校勘整理后，于1921年铅印出版，并颁发各县。

当时战乱频仍，教育经费往往被军政界挪用，经教育界人士反复力争，张凤台于1922年8月将一部分税收划为教育经费，不许挪作他用，此为河南设立教育专款之始，后来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初。

1923年年底，张凤台官场失意，被免去河南省省长职，留汴养病，并继续料理通志局事宜。后回安阳，1925年7月病卒于家，终年69岁。临终前，尚以通志编纂未成为憾。其著作有《长白汇征录》《万国公法提要》《公余辨正录》《鹿岩乡土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