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墟这块土地上：第五章发现人类智慧的证明

“发现”是个多么吸引人的词，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就是建立在无数“发现”之上。“发现”也正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证明。人类在自身文明发展史上，不屈不挠，奋斗不止，“发现”不已。如果历史是一本古老的书，是地质岩层，是河床，那么，早就有了冗长的页码与深厚的积淀。甚至文明史上的许多创举，许多“发现”过程本身竟也到了扑朔迷离而需要被发现的地步。发现“发现”就是重温历史，获得启迪，从而在人类知识的未知领域里有新的收获，新的发现。

文字的发明、使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许多历史真相依靠文字记载才得以流传。文字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有的文字已不再流传使用，有的文字古今迥异，都需要去发现、辨识、研究，进而才能了解历史。同时，“发现”的过程也足以说明人们的认识思维过程，孰是孰非，今天看来颇有意味。甲骨文的发现正是如此。

殷商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文字，但它被发现、认识却迟至清末。是什么原因使其埋在地下数千年之久而不被发现?这个问题在甲骨文资料发表不久后就有人提出来了，并且由此怀疑到甲骨文的真实性，发难者竟是国学大师、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章炳麟)。

章老先生的依据有二，一是甲骨文不见于史书记载。他在名作《国故论衡》中说：“按《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粱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传焉。”二是甲骨不易保存。他说：“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另外，因甲骨文研究开创者之一罗振玉以前清遗老自居，从而引起“考证学出身”、奉《说文解字》为金科玉律的反清斗士章太炎的鄙夷。章称罗为“非贞信之人”，认为甲骨文是“欺世豫贾之徒”的伪作。老先生去世前一年(1935年)，虽然对甲骨文的否定已不那么激烈，但仍认为其“真伪尚不可知”，坚持“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的观点。

章太炎对地下出土文物的态度显然过于保守。在传世古籍和出土实物之间，他宁可相信祖宗典籍。事实上，那浩若烟海的史籍几经传刻、注疏，有些已失去原来的面貌；即便是原来的面貌，其所记内容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须分析研究，否则，将离历史真实愈来愈远，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涉及怎样正确运用史料亦即治史方法问题。与章太炎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新方法——“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发现的文物)与“纸上之材料”(古籍)相结合来证明历史。时值地下文物不断被发现的清代晚期，中国考古学正由金石学渐渐蜕化形成，“二重证据法”的意义非同一般。以甲骨文来说，它是殷人祭祀时的占卜记录，使用后被有意埋藏起来，随着王都变为废墟，连周人也不知晓此物，也就不见于文献记载。《周礼》是成书于春秋(补充写定于战国)的一部官制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其中只有“衅龟”而未记刻辞不足为怪。至于《史记·龟策列传》实为褚少孙所补，并非司马迁原作，所述龟卜情形亦非商代实际，不足为据。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认定先贤著述不错，虽不开明也还可理解；但是，他要因人废言，因为罗振玉的忠于清室而否定其甲骨文研究，将非学术因素和感情带入治学中去，显然是欠公允的。事实证明，甲骨文的产生，远远早于各类古籍，并可补正史籍的记载，比如，王国维就依据甲骨文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先公先王的位次。因此，甲骨文的发现与认识，推动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使旧学如经学、小学(文字学)、金石学、考据学、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始结合出土文物来进行，传统学术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

那么，不见于史籍记载的甲骨文是否真的从未被发现过?抑或被发现后不被认识或重视故而不被记录?严格地说，“发现”与“认识”是两个意思。将甲骨文辨认出来，作为殷商文字加以研究自然是清末的事。然而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是否发现或有可能发现甲骨文?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数量上看，自清末以来，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有十万多片。但殷墟作为都城近三百年，几乎每天、每事都要占卜，完事之后王室将用过的甲骨保存起来，其总数是非常惊人的。除去自然损坏、尚未发现等因素，清代以前应该出土过甲骨文。

　　王懿荣（1845～1900年）字正儒，一字廉生，原籍云南，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生性耿直，号称“东怪”。中国近代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为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翰林编修。三为国子监祭酒。八国联军攻入京城，皇帝外逃，王懿荣遂偕夫人与儿媳投井殉节，谥号“文敏”。

　　王襄（1876年12月31日～1965年1月31日），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长期从事金石学、甲骨学研究，为中国的金石、甲骨学研究，特别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1959年天津市书法研究会在天津市文史馆成立，他出任首任会长，直至逝世。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宝钰，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 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他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刘鹗（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清末小说家。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老残。署名“鸿都百炼生”。汉族，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江苏淮安区）。刘鹗自青年时期拜从太谷学派南宗李光炘（龙川）之后，终生主张以“教养”为大纲，发展经济生产，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中国史稿》等著作，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董作宾（1895～1963年），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祖籍河南温县董杨门，出生于河南南阳。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1923～1924年，董作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1925～1927年，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28～1946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1948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以后兼任台湾大学教授，1956～1958年任香港大学、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和珠海书院研究员或教授。1963年病逝于台湾。

　　明义士（1885年2月23日～1957年），1903年考入多伦多大学应用科技学院学土木工程专业。1907年，明义士读大学四年级，毕业实习时，他被安排作国土测量员，负责加拿大西部萨斯克彻万和阿尔伯塔两省省界的勘定工作。这段野外工作经历，为他日后进行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习结束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明义士从应用科技学院毕业后又进入多伦多大学诺克斯神学院（Knox College）学习，系统学习神学专业。1942年，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3月16日，明义士在多伦多去世，享年72岁。

（以上两页内容由《中国地理》杂志马宏杰提供）

摄自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再从殷墟变迁看，今天的安阳一带，商代称作“北蒙”，作为都城后改称“殷”，周武王灭商后此都城被摧毁，西周初属于卫国，战国末又为魏地，秦克后更名安阳。而在今天小屯一带，自殷都被毁弃后似乎无大事可载入史册。当年的王都已辟作农田。这座殷墟在隋唐时已成为墓地，直到明朝万历四年(1575年)的墓砖地券上才有“小屯”村的名字，可见自隋唐至明末的千余年间，这里是荒坟累累的鬼的世界。殷墟埋藏的器物在历史上曾有发现，如北宋时有铜器出土。至于明末、清初以来，小屯村成为聚居的村落，农民在耕地、建房、打井、开渠等生产、生活劳作中挖出殷墟古物，更是在情理之中。事实也确是如此。罗振玉之弟罗振常在小屯做实地调查后写的《洹洛访古(游)记》中说：“此地埋藏龟甲，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罗振常此条记载写于宣统三年(1911年)，由此上推三十余年，即在1880年左右，已有农民发现了甲骨。当然，这是指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大致年代，至于明、清时代的农民何时最早发现了甲骨则已无从得知了。当地农民还偶尔把挖得的动物化石卖给来此收购药材的商贩，因为这些化石在中药里称作“龙骨”，这样，也不排除有的农民早已将一些甲骨当作龙骨出售的可能，只是具体年份难以推敲。

对甲骨文的认识（即判明、辨认出是古人文字）是在清光绪己亥年间(1899年)，鉴定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以前传说王懿荣因病服中药，见“龙骨”上有字才予以辨识、收购(或说由刘鹗先发觉“龙骨”上有字，拿给王懿荣看后才认出是古物)。事实上，王懿荣是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古董商人范维卿手中购得的甲骨并率先肯定了其价值。潍县是当时有名的古董商人“出产地”，有不少是吃这碗饭的世家。他们往来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农村，以低价收进出土古物，再通过层层关系，高价售予京、津等大城市的文物商店和收藏家。潍县古董商范维卿、赵执斋就是专做这路生意的人，原本也是一介商人，但因贩卖了甲骨文倒落得个青史留名。还在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年)冬天，范某就带着些古器物经人引荐来天津收藏家王襄府上求售，言谈中说及还有带字的甲骨，当时王襄同乡孟定生闻言即怀疑是古简，便要范氏去收购。待来年秋天，范维卿果真携甲骨求售时，称有不少已被北京王懿荣率先购得，并已辨明系古代文字。王、孟二人见状即予收购，最初约得五六百片，后王襄在京、津两地又得四千余片。所以说，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几乎同时收藏甲骨文的人，但就明确地对实物做出辨识者，最先一位理应是王懿荣，时间是1899年。现在，这个年份已作为甲骨文正式被发现认识的时间确定下来，在1999年举行了各种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活动。2019年又隆重举行了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的活动。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亲临安阳殷墟视察，对殷墟的保护和发掘做出重要指示。

整整67年之后，正当北京、安阳、烟台多地集会庆祝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之际，同样是在11月1日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国际交流，彰显甲骨文的文化魅力和时代价值。

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视。但是，如果听凭农民把甲骨当作龙骨而挖掘，或商贾指使私自发掘，即使有罗振玉那样的有识之士竭力奔走收藏保护又有何用?甲骨文作为国宝古物，既已出土，应由政府有关机构组织保护、发掘、研究才好。

环顾当时中国学坛，考古学这门科学正渐渐受西方现代技术方法的影响，由金石学过渡演变而生成。其中的契机就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1927年对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的科学发掘。出面主持其事的是1916年刚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参与者先后有加拿大人步达生、瑞典人安特生、法国人德日进等，他们都是地矿、古生物、考古发掘方面的专家，正是他们，将西方先进的考古科学方法带入中国的考古工作中来。地质调查所的初衷是寻找矿藏，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古生物和史前遗址，因而工作范围有所扩大，田野考古也就列入其中。

到1928年5月，国民政府属下的全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几个研究所，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可谓任重道远。该所代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上任甫毕，即委派其下属、中山大学副教授、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员（后改聘为编辑员）身份前往安阳进行调查。董作宾到达安阳是1928年8月12日，而研究所正式挂牌是在10月份，可见当时形势之逼人。

傅斯年派董作宾赴安阳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是否已到了像罗振玉所说的“宝藏一空”的地步，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董作宾在做了实地调查后，非但认为殷墟遗址值得发掘，并且认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傅斯年看了董的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圆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由此拉开了殷墟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重大实践的灿烂乐章。

殷墟发掘自1928年10月起至1937年6月因抗日战争而被迫中断止，共进行十五次(其中有三次是在小屯以外的西北冈、大司空村等地发掘，未见有字甲骨)，共出土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另有大量其他器物，成绩卓著。其中，有几次由留美归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业的李济博士主持，另几次分别由郭宝钧(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参加第一次发掘，后参加第四、五、八、十三次发掘，主持第八、十三次发掘)、石璋如、董作宾主持。这些人才原本多不是考古专业的科班出身，当时中国的考古学也正起步，但凭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个人的史学修养、国学根底，加上勤奋、探索的态度与精神，终于通过殷墟考古发掘这一重要实践，取得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他们本人也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师、先驱、专家学者。

1935年殷墟发掘团合影
左起：王湘、胡厚宜、李光宇、祁延霈、刘耀（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摄自中国文字博物馆）

1950年4月，中断了13年的殷墟发掘得以恢复。此后直到1991年10月，对殷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120年来，共发掘出17万多片带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共发现不重复的甲骨文字440个，已识读出1/2 。

YH127，这个看似神秘的代号，是殷墟甲骨文最大一次发现的坑位，Y代表殷墟，H意为“灰坑”，即堆积坑。

1936年夏天，安阳非常炎热，第13次殷墟科学发掘进入最后一天。下午4点，就在发掘快要结束时，YH127坑中不到半立方米的土中，竟然出土了3000余块龟板，数量极为可观，并且还没有清理完毕的迹象。考古队当即决定，把发掘时间再延长一天。

第二天，发现更为奇特，坑中的埋葬物排列很整齐，而且甲骨仍在一筐筐地装运。显然，一块块取出卜骨已经不是最好的办法，需要特殊方法来处理。考古队创造性地想出一个方案，把它完整挖出来，装箱运走。

经过4天的挖掘，这块3吨多重的地下“档案馆”，被整块装在厚木板箱里，用铁丝牢牢加固。8天后，这箱珍宝历经波折后运抵南京，由董作宾等人进行“室内发掘”，共清理出甲骨17096片，有完整龟甲300多版。其中， “般无咎全甲刻辞”就是YH127坑出土的完整龟甲。这片卜甲记述了贞人为贵族“般”卜问征伐是否有灾祸，商王武丁断其没有灾祸。

这片甲骨就是著名的大版“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因卜辞完整、字口涂朱，这片甲骨也被誉为“甲骨之王”。

将YH127甲骨向坑上运箱情形（来自中国文字博物馆）

我国博物馆中仅存的一件“宰丰骨匕记事刻辞”，因为是在刻痕中镶嵌绿松石而异常珍贵。

这片兽骨呈匕首形，记录了商王的一次田猎。五月壬午日，商王在麦山之麓捕获了一头犀牛，宰丰因有功而受到赏赐。田猎好比当时的军事演习，是重要的仪式。宰丰为了纪念商王的恩典，便制作精美骨匕，在犀牛肋骨的一面刻两行共二十八字，记述经过。另一面随形雕刻兽面、蝉纹和虺龙纹饰，并嵌入象征王权的绿松石。

还有一片硕大而完整的甲骨，是“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 这片卜骨叙辞、命辞、占辞及验辞四项俱全，只有局部残损，十分难得。

此骨的内容涉及天象。甲骨的反面，记录了“彩虹吸水”这一神奇的自然现象：庚戌日，层云从东方涌来，投下一片晦暗，而日头偏西时北方出现彩虹，在黄河中饮水。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不禁令今人也大为赞叹。

这片卜辞记述商王率师征伐“土方”的一次军事行动

这是帝乙、帝辛时期获取珍贵野兽并行赏赐的记载，刻于兽肋骨之上，另一面有纹饰（以上两张图片取自顾音海《甲骨文发现与研究》）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是建立在对传世古书、出土古文物以及古代风俗遗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将古人的记载(古籍文献资料)同当时的器物、远古遗风(特别存在于一些少数民族中)结合起来去看历史，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只注意到古书上的记载，通过古书来了解历史。对于商周历史的认识原本也是如此，主要靠《尚书》《诗经》《周易》《左传》《世本》《竹书纪年》《山海经》《史记》等古文献上的记述去加以推论。

此图来自王蕴智编著《甲骨照片精选》(www.xing528.com)

但是，文献本身由于流传关系往往真伪难辨。有的古书(特别是先秦古籍)在写作年代上就有问题；有的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篡改增删；又有的书籍文献在传抄过程中留下了谬误，即使在雕版印刷发明普及后，有些书也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抄才付梓，这就增大了谬误的可能；还有的书是在雕版时因刻工文化低、原稿不清等原因而常有鲁鱼亥豕之误。所以，对古文献早就有了校勘、版本、目录、考据之学，只有把书本记载本身搞清楚了，才谈得上考察历史。先秦文献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大受损失，汉初开献书之路，才使一些古籍得以露面，但也出现不少托古之作，引得后人对许多有关夏商周的历史记述将信将疑。比如，《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有关王族的世系排名，主要来自《世本》，而《世本》这部书一直被怀疑是后人伪造，因而《史记》所载是否准确也就成了问题。

甲骨文发现后，大大丰富了商周(特别是殷商)史料，学者们得以利用它来研究历史，同时也能弄清一些古籍记载的真伪问题。

研究历史，往往先要明确朝代顺序、君王世系排列。商代各王的世系排列以往依据的是《史记·殷本纪》的记述，这些记述是否准确，曾因《世本》的史料价值问题而受到怀疑。

甲骨文发现后，最先肯定它是商代遗物的证据之一，实际上就是因为在其中发现了与《殷本纪》所载商代先王同样的人名。刘鹗在《铁云藏龟》序中说：“祖乙、祖辛、母辛以天干名，实为殷人之碻据也。”吴昌绶也在同书序中说，甲骨文“中间多象形字，复为祖乙、祖辛诸称，审为殷人之遗，证验显然”。根据《殷本纪》记载，商王从建国的成汤时算起到帝辛(即纣王)共经历十七世三十一位王，王国维称为“先王”，祖乙、祖辛分别是第十三、十四位王。而在商灭夏、立国以前的历任首领则称作“先公”。

罗振玉首先将甲骨文中商王名字与《殷本纪》做对比整理。他在1910年写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共考释出十八位商王的名字，即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小甲、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南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武乙、文丁，他认为与《殷本纪》相符的有十五位，另“可订正史籍者二”。1914年，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又增加了外丙、外壬、羊甲、盘庚、康丁五位，以后在该书增订时再添加了文武丁，一共考释出先王二十三人。其中，甲骨文的康祖丁即康丁，亦即《殷本纪》里的“庚丁”。

接着，王国维对罗振玉的商代先王考释有所补充。他为罗振玉抄写《殷墟书契考释》时，发现甲骨文里有王亥和上甲的名字，于是萌生考证先王先公的设想。他更注意世系整体的考门，并纠正古籍中的错误。他考证出甲骨文的“唐”即大乙，亦即《殷本纪》中的天乙成汤，中宗祖乙即祖乙。

但是，王国维在商王世系研究方面的更大贡献在于考证出“先公”的座次。他于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轰动一时，可视为以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的开山之作。《殷本纪》记载成汤以前的“先公”自契至主癸，共十三位，王国维考释出三分之二。比如，甲骨文里有一个类似猿猴的象形字，用作人名，从甲骨文内容看，当时人们不断地向他做祈祷，行祭祀，请他保佑年成，保佑雨水充足以利稼禾生长等等，王国维认为该始祖即是帝俊(亦即帝喾)，位列先公第一。更有意义的是，王国维在拼合两片拓本之后，发现商先王从上甲到大甲的世系与《殷本纪》基本相合，但“报丁报乙报丙”按甲骨文应为“报乙报丙报丁”，由此修正了文献的错误。

继罗、王之后，董作宾也在商王世系研究中有所突破。他研究了甲骨文中的祭祀规律，发现了当时的“周祭”制度，因而排出了周祭谱，根据周祭谱可以排出甲骨文中的商王世系。在董氏的基础上，陈梦家、岛邦男等学者都对此问题做了研究。结果是，《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三十一位王中有三位未见于周祭谱，另有一位不见于《殷本纪》却见于周祭谱，因此商王朝实际从成汤到帝辛共有二十九位王登位，与《竹书纪年》所载相同。

因此，由甲骨文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我们得以知道《史记·殷本纪》《世本》的记载大部分是可靠的，只在某些方面因传抄造成了谬误需要订正而已。

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代的国家机关已日臻完备，有不同职责的官员，也有不同编制的军队。有种种刑罚，有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

商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即“王”，他自称为“一人”或“余一人”，就像以后的封建帝王自称“寡人”一样，唯我独尊。接着，有一批妇、子、侯、伯等王室贵族或外姓诸侯辅佐商王治理国家。

甲骨文的“妇”字作“帚”，很像一把扫帚，孙诒让最初也正释为“帚”。郭沫若经过系统考察，认为是“婦”字的简写，现已得到广泛认同。带“妇”的名字(作“妇某”或“某妇”)在甲骨文里有一百来个。这些妇人的身份，有商王的嫔妃，最著名的是武丁的妃子妇好(1973年在殷墟发掘了妇好墓，出土珍贵文物甚多)；也有“亲王”即在位商王兄弟之嫔妃；还有子辈之妇、诸侯方国之妇。总之，她们是一群有地位的贵妇人。她们有自己的封地，能领兵打仗，参与祭祀，从事生产或王室事务管理，地位较高。

甲骨文里的“子”族，可以指商王之子，也可以指大臣、贵族之子，或是与商同姓的子姓、爵称的子爵。据统计共有“子”名记载一百三十余个。他们多能参与祭祀，深得商王信赖。

甲骨文里的职官名称多达几十种。如“卿事”“大史” “方” “小臣”“竖”等。个别古书里记载的名臣如伊尹，在甲骨文中也找到了佐证(有“伊尹岁十羊”等卜辞，是祭祀伊尹的记录，因为伊尹辅佐成汤建立商王国，成汤卒后又助其孙太甲治国，系历史名臣)。从职责分工上说，有行政管理系统的官位如“多尹”(分“右尹”“束尹”“族尹”等)，有生产管理系统的官职如“小耤臣”“小刈臣”“田”“牧”“刍正”(分别是管耕作、收获、垦荒、　畜牧、牧民的官)、“犬”“司工”(分别管狩猎、手工业)等。

（此图来自王蕴智编著《甲骨照片精选》）

商代已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有师、旅编制。据甲骨文记载，商王动辄发兵讨伐，或三千，或五千，武丁时曾有一次征集一万三千人伐羌。当时，方国部族也时常入侵，故而战争非常频繁。

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运作，商王朝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刑罚和监狱。根据《史记·殷本纪》及《吕氏春秋》引《商书》等资料记载，成汤建国时曾颁布法典，名《汤刑》(或称《汤法》)，内容有三百条之多。现其内容虽不传，但从甲骨文中可窥其大略。总的说来，商王朝用刑极为残酷，文献记纣王用“炮烙之法”，完全可能。甲骨文所见，当时死刑有砍头、卯(剖解活人)、凌迟(裂体)、醢(剁)、火(烧死)、活埋、沉水等；肉刑(使人伤残)包括宫刑(阉割)、刖(砍足)、劓(割鼻)、割耳、黥(刺面)等；徒刑有拘系与流放两种。

甲骨文所记监狱主要用于囚禁异族战俘与奴隶，偶尔也囚禁一些贵族、统治阶层中的异己分子。

商代社会中被统治的下层是奴隶与平民，如“臣”“仆”“羌”“刍”“工”“妾”“屯”“奚”“垂”“众”“众人”“足人”等，他们人数最多，担负着广泛的生产劳动、军事服役等事务，但地位低下，尤其是奴隶身份的“垂”“夷”等，经常被当作祭祀时的牺牲。

总之，通过甲骨文的记载，商王国的社会面貌渐渐明晰起来，加之其他考古发掘所得当时的器物，商的国情已大致为今人所了解。

殷商王国的地盘有多大?以前仅靠一些有限的文献记载，难辨东西，轮廓十分的模糊。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们对商代的地理研究大有进展，尽管在不少地名的解释上见仁见智，但对当时的疆域状况已基本了解。

对地理的了解首先必须找出地名，罗振玉最早注意这项工作。他在1914年出版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就提出了确定地名的十六条标准，即将介词“于”后面的名词多加留意，而此介词前多有动词，比如“狩于某”，即在某地狩猎。另外，有些动词如“征”“伐”等后面也可以是地名。随着研究的深入，又了解到地名有单字、复字之别，对地名的构成、所表示的地理性质(如山、水、丘陵、居所等)也渐渐弄清了。甲骨文中地名总数近千个。

地名找出后，再经过释文、考证地望(今天的地点)，研究甲骨文地名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名与人为活动间的关系，最后便可以知道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的地理结构。

商王朝最高一级的政治区域便是王都，即小屯殷墟范围，这已经在考古上得到证实。甲骨文中，称王都为“兹邑”“商”“中商”“大邑”“大邑商”“天邑商”等，但在具体地望、含义上学者们尚有不同看法。

王畿是中间层次，指王都之外、诸侯方国之内的区域，甲骨文称“四方”，古书上称为“内”(诸侯方国则称“外”)，应是受诸侯保护的。

诸侯的结构是有中心都邑和边鄙聚落群邑，在政治、经济上相对独立。

商代的地域疆界，《淮南子》里曾说“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现根据甲骨文地名的研究，加上其他考古实物佐证，使我们今天对此问题的认识更具体、清晰了。

商代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社会，所以对其经济地理的研究主要是农业地理状况的研究。甲骨文里农事地名多达百余个。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即绘成“殷代农业区域图”，认为商代农业区域“俨然据今黄河流域苏皖鲁豫晋陕六省之地矣”。据现在的研究，则更加细化，范围也有所扩大。

商代畜牧业很发达，不少牧场设在诸侯国内，因此诸侯在向王室贡纳的物品中，牲畜占去大半，保证了王室的祭祀用牲。

另外，狩猎活动也进行得比较频繁，其中有不少狩猎内容的甲骨文同时又带有地名，可以由猎获的动物生态习性去推知当时的生态环境，包括猎场状况、植被状况、耕地规模等等。

总之，利用甲骨文地名，我们明白了许多有关商代政治和经济的地理方面的情况。

就像商代的文字遗物以甲骨文为主那样，西周时期的大量文字遗迹是那些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但金文的内容大多是记载诸侯大臣们的活动情况，对周王室的活动涉及不多。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填补了这方面史料的不足。

周族在商王文丁时期，曾经因为征战戎狄而扩大了势力，周人首领季历也被商王任命为“牧师”(诸侯之长)。季历受封后继续征伐戎狄，在今天的山西一带开拓势力，结果使商王朝感到威胁，商王文丁最终把季历杀死了(可能是把季历囚禁后再害死)。自此，商周两族结下世仇。季历子即位，就是周文王，曾为报父仇而率兵伐商，结果自己被商王囚禁起来，显然是兵败所致。但周文王很快吸取了教训，一面在岐邑聚集力量，招纳贤才，一面以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剪除商王羽翼，终于使商周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周武王时终于毕其功于牧野一战，灭商成功。

关于商与周的关系，在西周甲骨文中就有反映。比如，周文王曾受到商王册命，封为“周方伯”，亦即古文献上说的“西伯”。又有甲骨文说周人祭祀商王祖先，因为当时的“小邦周”应该说还是商的属国。周文王一方面十分小心地臣服于商纣王，取得其信任，借替商王朝征伐叛国的机会扩大势力范围，另一方面直接做灭商的准备。

甲骨文中的两个字，左代表“犀牛”，右代表“鹿”
（此二图来自顾音海《甲骨发现与研究》）

周文王在位达五十年之久，他对于周王国政权的建设用心良苦。他曾去新攻克的地方视察，亲自管理。(西周甲骨文中有“今秋王西克往密”的记载)

周武王为完成文王未竟的灭商大业，曾在牧野之战的前两年“东观兵，至于孟津”(《史记·周本纪》)，实际这次出兵是伐商的预演。有学者认为，这次行动在甲骨文上能找到印证，即一片编号“凤雏Hll:3”甲骨文中的“大出于河”。

周初定天下，因武王卒、成王年少而由周公摄政。当时的两件有关西周王朝存亡的大事是周公东征与营建洛邑，此事早见于《尚书》《左传》《逸周书》《史记》等文献及周初青铜器铭文（如保卣、何尊铭文），而现在，在西周甲骨文中也找到了“见工于洛”“成周”等记载，完全证实了周公的伟绩。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唐际根说：“我曾主持殷墟考古发掘二十多年，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因为它是人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了解商代的很多事件和人物，也让我们直接面对商代的文明高度。”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也曾说：“甲骨文奠定了我国的文字基础，几经变化，形成了今天的汉字，汉字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凝聚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说：“跟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不同，甲骨文没有死，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今天通行的文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汉字是唯一沿用至今的，对破解其他古文也能起到重要借鉴意义。”

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代是否存在属于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历史的可信开端在何处？这一事关文明起源和民族认同的课题，因甲骨文的丰富记载而曙光初现。战争的胜利，奴隶的逃跑，国王的梦境，流星雨的暴发……甲骨文还原了一个鲜活的商代世界。甲骨文和殷墟使传说中的商代彻底被证实，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