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探析：儒学主导下的多元共融和创新发展

钱穆认为，近两三百年世界文化潮流受西欧文化指导和支配。西方文化“在开始，这也是人类的一段新文化，也曾带给人类以种种幸福与光明。然而到后来，途穷路尽，这一文化，已逐渐发展到它的顶点，而开始下降，走上歧途。它遂不复带来给人类以幸福，而代之以灾祸；不复带给人类以光明，而代之以黑暗”^[115]。当世界政治格局由西方人宰制分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横行，势力所致，无可抵御，亡国灭种，接踵而至。西方内部势力冲突，经两次世界大战，才有了今日世界的新开始。西方的既有文化出现了毛病，正在沦为旧文化，需要新文化。西方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新文化，都需要据旧开新，从自己的旧文化中开出新文化。

世界已经突破各民族的地域局限，走到一起，必然需要新文化，而未来世界的新文化就在各民族新文化的多元共处之中产生，在集异建同中综汇融通而形成。人类文化大同小异，有共性与个性。共性是一种普遍水准，个性则是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优长之处。“集异建同”就是钱穆提出处理未来世界文化共性与个性的原则和方法，意味着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决不会消融掉各民族的差异、特性和优长，而是建立在保持各自优长个性的基础上。“集异建同”是唯科学主义和一元论文化观的反叛，也是对相对主义文化观的纠正。

1.西方文化的世界影响：压迫与危机

今天领导世界的是西方文化，而且已经领导近两百年。钱穆说：

近代西方人，常有一种错误看法，他们似乎常认“文明传播”即可转为“文化移植”。更错误的是，他们又似乎常认为只要外面经受经济物质条件之压迫，即可促成其内部文化精神之转向。于是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布扬其表，经济侵略其里之强横态度。^[116]

近代以来的西方凭借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和物质经济的极大发展，片面地抱有文化优越、民族优越的错误观念。但西方在文化的第三阶层，如宗教、文学、艺术、道德等文化要素上，却给其他民族带来了绝大的精神伤害和文化纷扰。

钱穆认为，西方文化不是真实有意识地领导世界前进，而是世界各国迫于西方文化力量，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所到之处，不是走向灭种，就是面临亡国，最轻是变得贫弱，波兰、印度、中国都是如此，非洲、美洲更为惨烈。因而西方文化不是有意造福世界，而是不觉中祸害世界，不是引领世界前进，而是驱逼其他各民族无路可走。以中国为例，中国真正全面接触到的，不是西方的文化，而是西方的力量；这种西方力量在压迫我们，而不是在领导我们。康有为疾呼变法，孙中山倡导革命，显然是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不是西方文化领导我们这样做，只是压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争独立、争自由、争平等，也大概如此。西方文化是伟大的，也是可怕的，世界各民族不得不以力对力。此外，西方文化自身也受到莫大的灾祸。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遭受严酷制裁，法国两次惨遭蹂躏，英国日不落帝国瓦解，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都不得安宁。

未来西方和世界各民族都要迎来文化更新。世界各民族效仿西方文化是一种选择，但是西方文化的病症还在那里，带来的不是真正的和平，只是在利害与实力上的短暂平衡，不是建立在道义上的真实和平，按照西方既有文化走下去，第三次世界大战终究难以避免。西方文化病症，决定了文化体系内部必然会发生种种冲突和纠纷，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其他国家，也只有增加纠纷、冲突，所以现今世界到处紧张，随时不安。但人类依然要追求幸福的生活，祈望和平，不得不在各种可能的文化中寻找出路。

2.世界民族旧文化开新：复兴与多元

钱穆一生坚持世界文化多元化、民族文化复兴的理念。他早在1942年就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必定是“由合而分”的局面^[117]，1950年钱穆在《文化学大义》的最后一节“世界文化之远景”中，以及1961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文化研究，都论及未来世界文化的状态：

我们认为世界文化诞生之第一步骤，由近代西方文化之控制与领导，则此一步骤，殆将过去。其第二步骤，将为世界各地域、各民族、各文化系统之得从此控制下解放出来，经此一番鞭策与警惕而各自新生。将来之新世界，将以各地之文化新生，代替以往之西方文明之传播；再将以各地文化新生中之相互交流，代替以往西方文明传播中之经济摩擦。各地域、各民族之秩序与组织，将由各地域各民族之文化新生而完成，斗争性的世界史，将渐转为组织性之世界史。然后由于各地域、各民族之各得重新完成其秩序与组织，而转进到世界之大融和。^[118]

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又何来有世界文化？^[119]

1973年钱穆又在《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对现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了新的预判，认为：“国家的基本在民族，民族的基本在文化。今天世界各个民族都由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下解放，需能各自来发扬各自民族各自固有的一套旧传统旧文化，来求各民族心灵人生之满足；此始是世界此下的新潮流。此下世界，绝不是再由欧西人来一手宰制的世界，而乃是由世界各地人来各自管理的世界。今天联合国的新阵容，便是此下世界局势一个新开始。而此下的人生，也将是世界各民族各自发展其心灵内在之人生，而决非必然奉仰欧西人生为标准楷模之人生。”^[120]由此可见，钱穆坚持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克服文化自大与文化自卑，阐释未来世界的文化走向，从民族解放到文化复兴，以文化交流实现民族平等，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处，集异建同。

西方人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人生外在共同的科学和工业上，这是人类文化的大同之处。西方人善于立业，立业必有德，德有大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必有限度，帝国主义不能久远，都无法可持续，所以西方文化的德是小德。大德不能只在立业上求，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光明有赖于大德。西方商业资本文化到底将成为旧精神，也将不得不开出新文化。西方既有的旧文化从一开始就不配应付欧洲出现的新环境，指导新人生，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有经济危机、罢工浪潮、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资本、原料、市场等经济争夺战，西方国家之间一系列的军事战争。如果说这些西方商业资本文化的病症祸害的仅仅是西方自身，那么西方的奴隶贸易、殖民侵略、环境污染、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西方商业资本文化对全人类的祸害。西方商业资本文化的冲突性、征服欲太强，不可持续，必有极限，必然要转型，但转型岂是易事。西方文化的新路在哪里，他们也正在闯，正在试。世界其他民族尚有许多旧路，有数千年的历史经验积累，正有待于文化复兴，是人类可以尝试的异于西方的新路，未来世界的新文化就将从各民族的旧路中开出。

钱穆说，当今是新世界，但是即便西方旧文化出了毛病，我们绝大多数人还处在旧世界中，或是文化自大，或是文化自卑，仍然抱着旧观念来应付新世界。虽然国家独立了，精神还没有自立，更谈不上文化复兴。钱穆以老人与小孩作比喻，八十岁老人和八岁小孩各有不同生命，小孩向老人学习，但小孩还是八岁，并不能丢弃八岁人的生命，立刻换上八十岁老人的生命。各民族各有生命，各有文化，每个民族的生命同等尊贵，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谁也不能照抄谁，只能自己救自己，各民族必须从各自的旧文化中求生长，才能真正崛起。只要各民族真正迈开步子，从文化上实现民族自立，达成多元共处、集异建同的文化认识，未来各种文化汇集调和起来，才会有世界太平。

目前世界问题最重要的是民族问题与经济问题，但实质是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一切纠纷根本上都表现为民族问题。以色列、埃及、阿拉伯国家间，印度、巴基斯坦乃至孟加拉国间，都表现为民族的纷争。以往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用一民族压制消灭另一民族，这种观念已经行不通了。因而，当今世界必须每一民族各自获得内部完整自主，而后才能有相互间的和平与合作。虽然当今世界棣通，经济密切相关，经济流通难以阻隔，但是民族界限依然存在。各国内部实行各种经济政策，不得不既要考虑财富的增加，又要考虑贫富均衡，不然社会永远难以安宁。“归结言之，世界问题其实只是一‘人生问题’。人生应分两方面：一是‘物质人生’，即经济的人生；一是‘精神人生’，即心灵的人生。”^[121]物质方面易变，心灵方面则不易变。民族的凝成取决于于心灵方面，不在物质方面。不同地域的人群，气候物产相异，历史积累不同，长时间形成有个性差异的民族。不同民族间的性格、爱好等方面的情感意向，互不相同，即便处在同一物质生活，也难以泯灭心灵人生方面的沟壑。

未来世界的主题，应当是世界各国在自身民族精神基础上，据旧开新，各从所好，创建民族的新文化。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难以重温宰割世界的旧梦，世界各国迎来了各自立国的新时代，立国的根基在各自内部的民族精神，民族自立的核心不在武力、财力上，而在心灵上。物质条件不能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立国不由物质，乃由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又都不同，又该以什么为标准，构建新文化呢？钱穆谈道：

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

我们今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作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这个世界了，而要各从所好……

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于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为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122]

可见，各民族新文化的创建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于据旧开新。

钱穆预测主导未来世界文化的，必定是工农配合的新的大农国，中国文化应当朝这方面努力。钱穆认为：“只要是‘工农’配合之新国家，而又要是大整块的，其富其强，自足以保持国运而发皇文化，世界明日之新文化，断当于此求之。”^[123]中国应当建成新国家，让新科学新工业同原有的农业结合，在农业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中国文化。中国有五千年的优良传统，对内以文化促进民族融合，实现民族大团结，国家大统一，而且应由政治来运用经济，不应由经济来领导政治，应由人生运用经济，不应由经济来领导人生；对外宣扬文化精神，不恃强凌弱，以众欺寡。中国是以王道立国。因此，“此下的中国，不仅仍当以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为自己立国基本，并当以此精神贡献全世界，作为此下世界新趋势惟一重要之指针”^[124]。

总之，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向，应当“尊重个性，对每一人每一民族，务求各自获得其高度圆满之发展；而在个性发展中，乃有其相互间之融通协调；此始为人类迈向世界大同一条唯一的正道与坦途”^[125]。钱穆对未来世界文化的论断，是非常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也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

3.人类新文化基本面貌：新特性与新要素

钱穆还揭示了人类新文化的基本面貌，先从民族与文化上界定未来的国家，并界定了由世界各民族文化融成的人类文化，最后对人类新文化的新特性与新要素作了纲要式的说明。

首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来国家的本质含义。“国家”以往都是以政府权力作为基本特征，但是未来世界的“国家”本质上不再是这种意义。他指出：

我们当知，单凭权力或主权成立的国家，今天已经落伍了。今天不再是在权力上该有此国家，该是在文化上、民族上有此国家了。而民族的国家应该就是文化的国家。我们当知权力的国家是霸道的，文化的国家是王道的。因此我们要求存在此二十世纪的历史新潮流之下，我们该注重“民族”与“文化”的两观念；所谓“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这才是我们此后立国的基本所在。^[126]

我们看到很多主权国家分裂，乃至同一民族的国家也分裂，即便是没有政治分裂的国家，也会由于内部民众文化认识的差异，导致社会动荡。

钱穆厘定了人类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并指出人类新文化的基本方面。他所谓的西方文化，特指从14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经历过资本革命、工业革命，五六百年以来的西欧文化^[127]。他认为西方文化在开始也是新文化，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希望，但是后来走上歧途，给人类带来灾祸、黑暗，开始走下坡路。西方文化演化成美、苏两种类型文化的对立，“然而这实在并不是一个对立，这只是现代西方文化一条不可弥缝的裂痕，这只是一个文化自身内部的破绽，这是现代西方文化病态爆著之一体的两面”^[128]。近现代世界文化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宰制和支配的。

钱穆说的人类文化，包括人类全部人生物质方面，以及背后指导、支撑、推动社会生活的重要观念、信仰、理论和心理欲望等精神积业，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真正走到一起之后，作为人类有机整体的世界文化。对未来的人类新文化，钱穆从若干方面指出其特性。

第一，现有的人类文化必须更新，来一个转换，使人类社会变成人文型的社会。钱穆说：“让我们姑作一个假说，根据中国人的立场与目光而姑为之假说。以前是由灵返肉；以后可能是‘由力返理’。以前是宗教的，精神上的无限追求，个人权力意志的无限伸展，自然科学向外的无限征服；以后可能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文科学的，‘天人合一的’长期人生与整个宇宙的‘协调’动进。”^[129]这一转换意味着人类社会从过去着力于经济驱动，变为人文理念驱动。

第二，人类新文化的总纲领应当为心灵精神方面，并领导整个文化其他方面。“心灵感通乃是精神共产。人类文化，便是这种精神共产的结晶和成果。因为物质人生是有限的，心灵人生是无限的，而且它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类文化必须进展到这一阶层，才是人类文化的终极归趋和最高向往。”^[130]人类文化只有心灵精神方面超过物质和政治阶层，才能达到人类理想文化的成熟。他说：

人类的当前问题，在于如何减轻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而求增进人类心性相互感通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人类不要为了经济问题来歪曲政治，更不要为了政治问题来歪曲心灵，甚而抹杀了心灵。

我们应该为人类心灵尽先安排一良好的环境，先获得物质经济方面给养，再获得政治方面的安定，而后大大地求其心灵的感通。换句话说，一切政治经济等问题，都该依随着心灵方面的大目标，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新希望。^[131]

第三，人类的新政治应当是真正趋于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钱穆道：“我以为人类的理想政治，应该遵循下列两大法则：一，要尽量减轻其权力性，使不致引起对内对外的一切斗争；二，要在小量的服从和拘束中，获得大量的自由和平等。因为人类文化，演进至有国家的阶段，是为文化进步过程中的一大关键；要是人类文化仅仅止于这一阶层而不再前进的话，那只可算是一种半熟的文化。”^[132]

第四，人类新文化的经济应当是新农业经济。未来的人类新文化，必定是整面的大全体的文化，是受过新科学洗礼的新农业文化。

最后，人类新文化必定还有一番新科学。钱穆认为：“将来的人类‘新文化’，应该有一种‘新科学’与之相应，而此种新科学，乃将为接受人文精神所主持领导之科学。不仅属于人文科学者为然，即属于自然科学者亦莫不然。”^[133]他预测人类新文化的科学内容重点会有所变动。将来的新科学着重点在三类科学及其系列：一是天文学类。其重要意义是“通德类情”，目前的宗教神学和哲学形上学一部分都被这一新天文学替代。二是生物学类。重要意义在于明了一切生物，借以明了生命之究竟真相，更进一步明了人类自身。三是心理学类。这是一种超级心理学，人文心理学成为一种心灵科学，从道德心理学和艺术心理学开始，直通神学，并与天文学、生物学相通。前两类及其相应系列的科学，在于人生外围求真，第三类科学及其系列在于求得人生本身的真、善、美。

钱穆在《人类新文化之展望》一文最后，总结未来的人类新文化产生途径和根本特征：“最近将来之人类新文化，我一向认为当由中西双方之文化交流中产出。将来人类新文化之‘最高企向’，就其鞭辟近里言，就其平实真切言，决然为‘道德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与哲学的。”^[134]

总之，钱穆认为，任何未来都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将会对人类未来文化产生贡献，并且揭示了未来世界文化的若干特征。这对于我们建设新文化是非常有益的参照。钱穆对人类新文化充满希望，对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也充满冀望，并且在尽他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揭示未来世界文化可能的走向，也期望后人能一同推动世界文化走向美好的未来。对中国新文化和人类新文化的执着探索，钱穆无比热诚，值得所有中国人为之充满真挚的温情与敬意！

综上所述，钱穆虽然一生没有上过大学，没受过专业训练，更没出国留学经历，但他处在特殊环境，历经种种社会激变，受到各种文化熏陶，孜孜不倦地自学自修，密切关注中国的命运，敏锐探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真理。钱穆杏坛耕耘75载，著作等身。他的学术眼界，直达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透视人类未来的前途，是一位真正跨时代的大学者。

钱穆致力于文化救国，有一整套文化观体系。他提倡中国立国的基本点应当是文化，不能把立国基本转移在武力、财力上，不能把繁荣经济视为建国的唯一途径。立国在人，不在物，当创立中国新人，新人的塑造要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必定应当以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为基础，融合西方文化优长，塑造中国新人。钱穆的文化观，反对西方文化一元论，揭示西方商业资本文化的弊病，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同时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实现中国文化更新。钱穆注重解答如何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问题，指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更生之路，在于中西会通与文化复兴，必然是遵照据旧开新的原则，在旧与新、常与变、中与西之间融合，立足中国自身，在儒学本位的路向上前进，创建面向未来世界的中国新文化。

【注释】

[1]钱穆此前也有展望中国新文化的作品，如1939年《建国三路线》、1941年《中西文化接触之回顾与前瞻》等，较早较详细论述的当属1942年的《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三文均见《钱宾四先生全集》（41）的《文化与教育》一书。

[2]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3、84页。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2页。

[5]钱穆：《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4页。

[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8页。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5页。

[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6页。

[9]钱穆：《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5页。

[1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1页。

[11]钱穆：《中国文化之潜力与新生》，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3页。

[12]钱穆：《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5页。

[1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8、29页。

[14]钱穆：《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7页。

[1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9页。

[1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30页。

[1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30页。

[18]钱穆：《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0页。

[19]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32页。

[2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30、31页。

[2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4、35页。

[22]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3页。

[23]钱穆：《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3、114页。

[2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1页。

[2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26]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0、251页。

[27]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2页。

[28]钱穆：《中国文化与国运》，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2页。

[29]钱穆：《中国文化与国运》，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5-77页。

[3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本第3版，第30页。

[3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4页。

[32]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6、67页。

[33]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6页。

[3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2页。

[3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0页。

[36]钱穆：《中国文化与国运》，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0页。

[37]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0页。

[38]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2页。

[39]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7页。

[40]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7页。

[4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0页。

[4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页。

[43]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页。

[4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6、197页。

[4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5页。

[4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6页。

[4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21页。(www.xing528.com)

[48]钱穆：《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8页。

[49]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4、95页。

[5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23页。

[5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23页。

[52]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0页。

[5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29页。

[5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8页。

[55]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3页。

[56]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第105页。

[5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4页。

[5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0页。

[59]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8页。

[6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2页。

[6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补跋），《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71页。

[6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24页。

[63]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页。

[64]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页。

[65]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页。

[66]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9、90页。

[67]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4、95页。

[68]钱穆：《漫谈中国文化复兴》，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3页。

[69]钱穆：《漫谈中国文化复兴》，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9页。

[70]钱穆：《漫谈中国文化复兴》，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4页。

[71]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4页。

[72]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92页。

[73]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1页。

[74]钱穆：《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第71页。

[7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2页。

[76]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8页。

[77]钱穆：《国史大纲·卷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

[78]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3页。

[79]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0页。

[80]钱穆：《漫谈中国文化复兴》，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9页。

[8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8页。

[82]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4页。

[83]钱穆：《人类文化之展望》，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页。

[84]钱穆：《人类文化之前瞻》，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页。

[85]钱穆《文化学大义·再版序》，《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7页。

[86]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3页。

[87]钱穆：《文学化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5页。

[88]梁启超：《保国会演讲词》，见《梁启超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8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7页。

[90]钱穆《中国文化之潜力与新生》，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2页。

[9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页。

[9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2页。

[93]胡美琦：《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后记》，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27页。

[94]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20页。

[95]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23页。

[96]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23页。

[97]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98]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7页。

[99]钱穆：《中国儒家思想对世界新文化所应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5页。

[100]钱穆：《中国儒家思想对世界新文化所应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7页。

[101]钱穆：《中国儒家思想对世界新文化所应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8页。

[102]钱穆：《中国儒家思想对世界新文化所应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1页。

[103]钱穆：《中国儒家思想对世界新文化所应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4页。

[10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9页。

[10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4页。

[106]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3、184页。

[107]钱穆：《中国儒家思想对世界新文化所应有的贡献》，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2页。

[108]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2页。

[109]钱穆：《中国文化与世界人类的前途》，见《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4页。

[110]钱穆：《人类文化之展望》，见《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10页。

[111]钱穆：《中国文化特质》，见《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6页。

[112]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3页。

[113]钱穆：《中国文化特质》，见《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9页。

[114]钱穆：《中国文化特质》，见《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8页。

[115]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2页。

[116]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7页。

[117]钱穆：《战后新世界》，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5-80页。

[118]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8、99页。

[11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3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2页。

[120]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0页。

[121]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2页。

[122]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0、31页。

[123]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1页。

[124]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5页。

[125]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2页。

[126]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1页。

[127]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2页。

[128]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2、103页。

[129]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3、124页。

[130]钱穆：《人类文化之展望》，见《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页。

[131]钱穆：《人类文化之展望》，见《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11页。

[132]钱穆：《人类文化之展望》，见《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9页。

[133]钱穆：《人类新文化与新科学》，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6页。

[134]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