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开启世界意义

钱穆批驳了中国文化落后论，肯定了中国必定能开出自己的新文化，同时通过分析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向，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和价值：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必须和所处的自然融合为一和谐的整体；在人与自我关系上，人生心灵的问题不能凭借科学理性、经济发展和宗教信仰解决，根本上需要源于人内在心性的人文关怀；在人与人关系上，社会良好秩序的实现最根本的不在于制定心灵外部的规则，而在于人际内在相通的道德精神。因此，钱穆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人文关怀和道德精神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1.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

就中国文化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世界意义，钱穆写有《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此文是他逝世前留给世人最后的文字，是他对中国文化体悟一生，最后的大彻大悟。虽然钱穆生前多次谈到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并深刻指明其重要性，但他最后的彻悟在于天人合一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关系。钱穆说：“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93]这篇文章只有两千字，是提纲式的作品，但我们能大体从中看出他的思维结构和脉络。

该文除“引言”外，一共有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有五段，第一段他提出全文观点：“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94]认为科学越发展，天人合一论越展现出非凡意义。第二段陈述西方文化的天与人是分别论述的，是对立着的两层次，并谈及这种思维的现实危害。他没有展开论述这一分论点，但可以理解他想表述的观点，即西方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致使天命与人生失去了应有的联系、调和，讲人生只按人的欲望去开拓，究天命便只顾向前。譬如，科学家只顾研究原子和原子弹，不管其应用对人生的结果，军事家只管发射，不管对生命和环境的摧残，最后科学成了对抗自己人生的武器。再譬如，黑格尔讲绝对精神，把绝对精神抬高到天上，认为其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人不过是绝对精神在地上行走的脚手架，人与天没有真正的互动。第三段论述中国文化是如何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主要是从天命与人生角度讲天与人。第四段、第五段对中西的天人观念进行比较，试图说明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整体框架的不同，特别是可以揭示西方为何需要立宗教，中国则可以不需要再有宗教。原因就在于中国把天命与人生结合在一起讲，天命、人生贯通归一，能同时会通宇宙人生真相；而西方认为在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所以需要另外专讲天命的宗教，来作为讨论人生的前提，如此形成了尘世与天国、世俗人生和宗教人生两分，引来了冲突。

第二部分就只有一段，要说明天人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天人观的核心地位。第三部分有两段，分别以孔子、庄子具体阐发天人观的深刻内涵。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有以下几层含义：其一，相对于孔子个人来说，春秋时代是“天”，孔子的人生属于春秋社会，这是天命，摆脱不掉，如果孔子也躲进深山去隐居，那样的人生不复是孔子的人生，离开了他所属天命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孔子的人生只有诞生在春秋时代，体悟自己的天命，并按照自己的天命去努力，才能成就合于天命的孔子人生，逃避隐居不是合于天命的人生。总之，天生人，天定人性，天定人生的天命，人不应违天，人生应合天命，才生得其所，活得其乐。其二，人生是万物之一，但又异于万物，与万物不是直接同一，万物直接就是世界一部分，物与天是一，人与天却是合一。所谓合一，就是人生不能直接等于万物，人能发现自己的天命，并主动接近自己发现的天命，所以人与天是先异后合。其三，人生对天命的合一，是最切合的，不是被动的、盲目的合一，不是被天命驱使的自发合一，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是能发明自己的天命，融合天命。

第四部分有三段，第一段讲欧洲文化引领世界文化，但欧洲文化衰弱了，世界文化进入衰弱期，未来走向成为其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第二段从历史上看，欧洲文化衰落不易再起，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因为中国文化精神，自古以来注意不违天，又能自觉地同天命融合一体，因此，“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95]。第三段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概念展望未来，认为“‘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含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96]。天人合一，也就意味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合，多元共存，集异建同。

钱穆所谈的天人合一观念，包含的思想远远不止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生与天命的关系，更有人事与历史的关系。钱穆最集中要强调的是各种关系之间的整体性和包容性，既要突出人的积极活动，又要突出世界的既定与可能。他的天人合一观念，总精神是由尽心知性，到与天地并参的统一。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最高理论形态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对人类未来有莫大的贡献。

钱穆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得到了季羡林、费孝通、蔡尚思、汤一介、金中枢、杜维明等学者的积极响应。季羡林说：“他在此文中一再讲‘人类生存’。他讲得比较明确：‘天’就是‘天命’、‘人’就是‘人生’。这同我对‘天’‘人’的理解不大一样。但是，他又讲到‘人不背天，不违背自然’，把‘天’与‘自然’等同，又似乎同我的理解差不多。他讲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认为‘欧洲文化近于衰落’，将来世界文化‘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一点也同我的想法差不多……钱宾四先生说：‘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他的忧虑同西方眼光远大的人如出一辙。这些意见同我想的几乎完全一样，我当然是同意的。”^[97]这些学者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宝贵思想对世界文化有重大意义。

2.理想与现实：人文关怀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调和理想与现实、有限人生与无限人生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体系中，宗教与哲学，是相通合一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实际也是一种如西方般的科学精神。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亦即如西方之‘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合一。”^[98]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从批判宗教信仰中产生，以致人权与神权、人性与神性处在对立之中。而中国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将科学精神、宗教信仰、哲学理念融合在一起。

钱穆在《中国儒家思想对世界人类新文化所应有的贡献》中，从阐释近代西方在宗教、科学、哲学上的“三大揭示”入手，讨论当代西方文化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说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他说：

近代西方人，在人类知识上，有三大揭示。第一首推哥白尼“天体学说”之创立，因使人类获知，我们所居住生息的地球，在整个宇宙中，其所占地位，是如何般渺小。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类又知自己生命，乃从最低级为生物，进化演变而来。第三该轮到康德哲学里关于“知识论”之一部分，又使人类自知所谓“人为万物之灵”，所谓“天擅聪明”者，实际其所知识，有一自然所与之限度。^[99]

钱穆认为，哥白尼的天体学说，确定地球在宇宙所处的位置；达尔文的进化论，确立人在生物界的地位；康德的知识论，则确认人类智慧在宇宙中的限度。在当时，日心说和进化论，成为普遍接受的自然科学，康德的知识论也被近代思想所公认。这三大揭示全都表明人的渺小、卑微、有限，并对人类心灵发生深微而伟大的影响。

但是“三大揭示”所产生的影响都偏在消极方面，加上历时尚短，而西方文化传统积累已深，“三大揭示”没有发挥出正面所应有的成绩，没能使阻止人类旧文化产生种种病态。近代以来的人类文化渐趋于病态，人心逐渐陷入迷惘、苦痛，激荡出巨大的冲突，呈现出不安之势。这“三大揭示”之所以没有发挥出真实意义，症结就在于西方旧观念、旧习惯已渗透到旧文化的各关节、各脉络之中，未能释放出应有力量。

首先，天文学和生物学揭示的消极方面，导致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宗教信仰对人心的警示、对理性的约束、对人生的恭谦态度，都非常重要。宗教信仰本来是西方既有文化的一大支撑，日心说和进化论对宗教的打击不言而喻。可是人文科学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非但没有起到替代宗教的功能，反而同康德的知识论朝相反方向发展，助长了科学万能论和理性主义。“科学知识乃可恃而不尽可恃，科学发明乃可喜而不尽可喜，纯科学知识之单线前进，不足以解决人类文化问题；事实昭著，足资吾人之深长警惕矣。”^[100]钱穆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近代思想发展事实，近代理性启蒙与资本大潮，驱使“三大揭示”的影响走向了消极方面，资本力量主张在世俗的世界中无限制地开疆扩土，理性观念与科技发明成为资本力量的扩大器，西方旧文化失缺了宗教信仰的最后防线，没有底线的文化在资本力量驱动下成了一匹疯狂的野马，在人类世界中狂奔。人类获得的天文学、生物学新知，使得宗教信仰日衰，科学兴趣日盛，心灵彻底依靠了理性，似乎人类可以穷尽宇宙的奥秘，成为宇宙的主宰，这恰恰走向了康德知识论的反面。但事实表明，人类科学新知已将迫使人类陷于自相毁灭的绝境，大有人类文化中断、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

其次，“三大揭示”的积极意义，被天文学和生物学新揭示的消极方面掩盖。哥白尼的天文学新知识，本当确定宇宙无限浩大、地球渺小；达尔文进化论新知识，又当确立人类与禽兽、昆虫、草木是同一系列；康德的知识论哲学，也当确证理性的边界、信仰的力量。这三者都该教人谦卑恭逊，但人类却沉迷于日常生活之中，获得了一些科技提供的新方便，便为所欲为。钱穆称之为近代西方人心理的变态、西方文化的短视。他说：“在古人文化初启，未尝不知人类与禽兽相差之不远，未尝不知人类本身地位与命运之卑微；因此酝酿出宗教，一面借以提高人类地位，使得与信仰中心之上帝相亲，如是始在其本身命运上有一安慰；一方面又严厉管束人类之心情，使得更趋谦抑。”^[101]如基督教不许人以自己心情爱父母，而教人以上帝之爱爱父母，并爱他人，同时还有原罪学说，都说明了宗教对人类心情的不信任，要求人谦抑自处。但是天文学和生物学新揭示，对旧宗教信仰产生巨大消极作用，掩盖了“三大揭示”的积极意义。人类心灵依托的万能上帝信仰渐趋消退，人性弱点又急剧暴露，只关注眼前外物，自此挣扎于渺茫不可知的广袤宇宙之中。

再次，“三大揭示”本身源自于理性或意志的一种发明，终究还是看轻了人的情感，都不能担当人类新文化开创的重任。康德所处的时代恰好正是理性启蒙盛行的时代。18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将理性推高到了极致，认为自然界完全依照机械规律运行，人类社会乃至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是机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本质上都是试图用理性解除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性质，都是以自己理性所窥，举为宇宙真理，指示人类大道，不同只在于黑格尔是用绝对理性，马克思是用实践理性。宗教是借助先知的启示，以上帝的意志示人，要领导人的情感，再凭借情感来领导理性，科学和哲学是凭借理性来领导一切。西方文化对情感抱不信任态度，偏于理性或意志的一方。近代科学新知大多使人迷醉于眼前实利，或是停留于消极方面，未能积极地酝酿出新情感。西方哲学思辨有所见，也有所蔽，多数各走极端，既不如科学发现那样成为人人首肯的知识，又不能像宗教激励那样成为感化所有人的信仰。唯独宗教向来重视人类本身弱点，但各派宗教却未能融汇合一，又多与科学发现相抵触，也不能担负人类新文化开创重任。

因此，人类新文化的创建，必须在西方既有的宗教、科学、哲学之外，再有所寻觅。科学、哲学的理性，都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都不能确证人类理性自身的全知全能，不能祈求由它获得博大会通的最高真理，不能由这一部分统领整个人生，要求完整的人生去将就适应，领导并改变人类自身的情感，不能由理性悬空构建整个世界，导致人生陷于不真实，陷于武断独裁。这其实都是人类理性的狂妄，违背了近代三大揭示，致使人类出现现代性病症。

钱穆总结道：“人类理性，正由于其各种情感之在不断演化中而逐渐开展出现。故人类理性，实建基于其感情之需矫正，需领导。则理性当还就情感，勿忘本来，始能善尽其职责。”^[102]而中国儒学源于人类自身的仁爱情感，能将宗教、科学、哲学汇聚在人内在的情感基础上，并指导人类理性和意志。他指出：

故求能磅礴会通于科学，循序上达于宗教，而自成一套哲学系统，而又不趋向于极端。能寻求中庸平实，以期于人类知能之共通是认。此惟中国儒家思想有此内德。故若将中国儒家精义，能会通之于近代西方宗教、科学、哲学之三分鼎立、不相统一之局面，而善为之调和折中，必可为当前人类文化新趋展示一方向。^[103]

钱穆分析了中国儒学与宗教、科学、哲学的关系，在现实与理想两极之间设立人生的“中道”，调和矛盾关系，开拓人类新文化。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融合各种宗教的谦恭之心。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有一套宇宙观，融合了性情与事业、自然与世俗两方面。一方面具有宗教情绪，融有宗教精神，代替宗教教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具有现世精神，能够调节世俗生活。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有一番宗教情绪。钱穆说：“中国在先的文化传统中可说是没有宗教，但也有一套宗教情绪与宗教精神。《诗经》：‘小心翼翼，以事上帝。’”^[104]这种精神便是崇拜大自然中一最高主宰——上帝。中国人懂得人之卑小，更有深切的谦恭之心，知道人从何处来，敬天尊祖，极“谦恭”，报本返始，极“敦厚”。同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中国，中国人都可信。中国传统文化都可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使它们在同一社会不相互吵架，没有宗教战争。

中国人对世俗有三辨：一是义利之辨。面对世俗，先不问有利无利，先讲是否合于义。“世俗只懂讲利，文化到了高处才懂讲‘义’。中国古人说，‘义者利之和’。利与利得以相调和，两利、群利不冲突，便是义。今天工商社会只为争利，并不能因利而得‘和’。”^[105]二是人禽之辨。孟子认为人从自然界中来，与禽兽相似，但人懂得自身之卑小，禽兽不懂得；人有谦恭之心，禽兽没有；在人懂得敬天畏天，可以有“教”，在禽兽只有“学”。禽兽皆知有爱，只有人类在爱之外又知“敬”。三是理欲之辨。所谓天理人欲，人欲须去，天理须存，不放纵人欲。现今世俗至上，乃是人欲至上。现今世界的目标，第一要富，第二要强，第三要争。富强无标准，只由比较而来，富上更有富，强上更有强，于是要力争上游，由好争而好斗，于是乎好杀，还好色，竟全是人欲横流，几成禽兽。这就是西方文化内在本性的流露，是西方文化所引导的世俗。基督教精神违背了科学，西方的上帝早已被理性执行了死刑，其他宗教也大体日趋没落，宗教在新世界中复兴不太现实。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教精神，可以代替宗教功能；又有现世精神，可以引领世俗生活走向崇高。

其次，唯独中国文化传统，有宗教和科学两者之利而无两者之害。中国人讲正德、利用、厚生，利用正如西方讲科学，厚生正如西方讲经济，两者之上还讲正德，替代了宗教情感。宗教要教人一番人生大道与真理，科学代替不了宗教。教人类觉得自己卑小，教人懂得谦恭，教人勿好斗、勿好色、戒杀戒淫，这是宗教的共同教律。中国人认为天地之大德是生，一草一木的生长，都是天地的大德，天地有德，人生也该有德，所以我们要感恩戴德。中国传统文化又讲“开物成务”，一件东西可以开出很多事情，对外“开物”就是“成务”。人要能“赞天地之化育”，天是宇宙大全，地是同人生活直接相关的人化世界，人与天地合称为“三才”。中国古人提倡的是大仁、大智、大勇，这早已为现代科学树立了最完满、最崇高的宗旨。

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与科学之间，采取的态度是匡世正俗。中国古人“要把此世俗上加一个范围，立下一个规矩。固不要遗世逃俗，但世俗总是靠不住。要‘匡’，要‘正’，要加之以‘教’，这就如宗教之教。科学则只成为一种学，不是教。今天的世界，正苦于有学而无教”^[106]。现今的世界以世俗至上，恰是宗教与科学的失衡。但是当今人类又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宗教的世界里去，继续往前走却又没有精神的教导。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两者所取的态度正合时宜，既不妨碍科学开拓进取，又保有足够的宗教谦恭精神。(www.xing528.com)

再次，中国儒家以仁爱观念为基点的人文关怀，实现了人生的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意志的融合。钱穆认为，中国儒学既不是从上帝意志出发，也不是从理性推断出发，而是本于人类自身天生的性情，要人生自我在现实的世界中，获取自我提升和自我完满，不是宗教、科学、哲学，却又胜于宗教、科学、哲学。钱穆说：

此惟中国儒家所谓“人之于禽兽相异者几希”一语，最为平允得当。因人与禽兽故是同一系列，大体相似，而仍有几希之相异；所以中国儒家举出仁义、忠恕、敬爱诸德，此皆属于情感方面，而即为人类与其他禽兽动物之几希相异处。此亦千真万确，无可否认。当知此乃事实，属于知识；非思辨，仅属理论；亦非启示，当属信仰。人类理性所贵，正贵其能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即于此等忍受几希相异处善为指导，使人生有一共通可循之坦道，而循之益益向前。此始为人类文化前进唯一之方向。^[107]

钱穆肯定在外部世界上应当以理性去开拓，使人类的生活便捷，需要科学、哲学的努力。但就人类本身的生活而言，人类需要对自身情感做鉴别，善加指导，以求能对理性尽善之职责。中国儒学紧扣此中心，在平实处见精微，为举世古今各民族各派思想所不能企及。

儒家思想从人类自身心灵出发，认为人生正道必然要以心灵人生为主，物质人生为次。每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合理的情感都是仁爱。虽然各自的情感有差异，这些差异仍是由各自仁爱之心所发，人类心灵生活的唯一正道乃求各自获得其个性之发展。他说：

“仁”是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但双方必各自保有其个性。其人没有个性，决不能是一仁人。不知尊重对方他人个性，也绝不是一仁人。故真是一仁人，必会尊重自己个性，也同时尊重对方他人个性。^[108]

人各有个性，每一民族亦然。儒家融合心灵的方法是对情感世界的尊重，对个性差异的尊重，这个尊重就是“仁爱”。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仁爱情感，才有中国文化伟大的人文精神。钱穆指出：

中国文化“重人禽之别”、“重义利之分”、“尚和平”不尚斗争、“论是非”不论古今。正与上述达尔文、马克思思想相反。换言之，乃是与现代思潮相反。我们倘能不自暴自弃，高瞻远瞩，平心深虑，实在只有发扬中国文化，不仅为救中国，亦可以救人类，此乃中国人当前一大责任大使命所在”^[109]。

仁爱体现了个人的合理情感，也贯通了人际的交往，兼备人生的完整性、通约性、终极性，可以主导包容意志和理性的整个心灵，融合宗教各派，担负指导科学、哲学的责任，为未来人类文化指明正道之方向。仁爱观念及其人文关怀是儒家思想对人类未来的贡献。

钱穆在此触及人类的情感与理性、意志的关系。人类理性与理智是人心在外部功用的分殊，可以为外部验证，具有人际间的通约性，却不是人心的起点和归宿，所以理性对人来说不具有完整性和终极性。人心的意志是独立的，显现出主体间的对立与冲突，缺乏通约性。人确认自我首先是直观的情感判断，由情感衍生出内外合一的具体意志指令，然后通过外向性的理性工具完成意志指令，最后得到人类情感判断和反馈，所以情感本身是人心最完整和最根本的真实体验，具有人心的完整性和终极性。情感还可以有通约性，虽然人心情感体验是灵动的，不是僵死的，但人心可以自然而然通感，也能以心换心地沟通，克服意志间的孤立，在人际交往中实现通约性。因此，情感相对于意志、理性，具有心灵的完整性、终极性、通约性，是最根本的人生。

中国儒家思想，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可以为人类开辟一条崭新的路向。孔子和孟子看到理性和意志必须依赖外部力量实现自身，不能证实自己的全知全能，于是把人心归结于仁爱情感，人心从而可以证实自我的肯定，达到自我圆满。儒家揭橥的文化路向为纠治科学和哲学理性的片面与极端，拯救宗教信仰的陨落，规避民族意志的孤立与冲突，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路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从人类自身的情感出发，把仁爱、道义放在人生与社会的重要位置，可以成为未来人类新文化的一大参照。

3.个体与社会：道德精神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心性理论，强调教化的人性启蒙作用，在解决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中，作了向善的设定和总趋势的预判，提倡道德精神，将对未来世界文化有极大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心灵人生，把心灵人生看作人类文化的最高向往，对世界其他文化有借鉴意义。心对心发表思想，是一种赠予，自己仍没有损失，反而可能加强自己思想，发生普遍的传播作用，因此只有心对心，才能把全人类融成为一整体。钱穆说：

人类文化最坚实的东西是心灵，它能启发、感通和积累。我们从物质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你有了钱，仍希望有更多的钱；有了权，仍希望有更大的权力；这是一种分割型的占有欲，必然引起斗争。要是从心灵的观点出发，喜、怒、哀、乐都是人类共同享受的公物，是一种共通性的感发和享受；心灵只求感通，求感通是赠予，而非占有。换句话说，心灵感通乃是精神共产。人类文化，便是这种精神共产的结晶和成果。因为物质人生是有限的，心灵人生是无限的，而且它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类文化必须进展到这一阶层，才是人类文化的终极归趋和最高向往。^[110]

经济指向富裕，政治指向权力，都能触发人的占有欲，但金钱和权力都是有限的，必然引起斗争，不能成为个人和社会无限发展的驱动力。唯有精神指向心灵，心灵可以成为人类的共通和共享方面，可以是无限寻求的感通和享受，在相互的赠予中积累增多而不发生矛盾。因此，任何民族的文化，如果只停顿在物质阶层，或者政治阶层，都不能算是文化的完成，只有在心灵精神方面不断前进，超过这两阶层，才是理想成熟的文化。如果三方面的关系轻重倒置，就会出现文化病。这三方面在历史上搭配比较妥帖的，西方国家只有希腊，东方国家只有中国。但古希腊文化到底是小型的政治，古希腊始终没有成为统一的大国。中国文化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大同理想，注重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注重心灵人生的安置，注重精神的安与足，因而中国演进成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国。当今世界种种矛盾，根本上是源于各国追求“富”与“强”，结果富而不足，强而不安。中国文化以安足为目标，迈进到文化最高的第三阶层，开出人道、崇德、向善等观念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精神。中国文化将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榜样，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本位的，从心灵出发，树立了人生和社会的道德标杆，人道精神必定是未来人类新文化不可动摇的信念、协调个体和社会的根本法则。中国传统文化将心灵分为人心和道心，肯定道心是人类演进的方向。钱穆指出：

人心是原始的，道心是后起的。人心是自私的，道心是大公的。人心虽是大家同有，但只相似，不能相通的。道心则是大家同有，而又可相通的。人心只是人各一心，道心则可人人之心合为一心的。一人之心，即可是千万人之心。一世之心，即可是千万世之心。可大可久。人类文化演进，主要赖此道心。人类赖有此演进，乃与物质人生外又加进了“精神人生”。^[111]

道心就是人道之心，比原初的人心要进步，是属于社会性的精神意识。人类文化的指导与主宰，不能出自于纯理智思辨的哲学，也不能从宗教信仰中得来，更不能出自于只负责功利性的自然科学，必当从人类共同的道心上求取。人类文化理想，只能从人事上求，从群体大我共同相通的公心上求。在大我公心中，仍可有小我私心存在，并满足各自的小我私心，但不能用各自小我私心来毁灭大群共同的公心。“人生终极向往，是一个生命之‘永生’，生命之‘不朽’。但自然生命断无永生不朽之理。上帝天国，灵魂出世，早经科学否认了。只有历史生命、道德生命，真可永生不朽……在文化生命艺术生命中，真可不朽。中国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是在历史文化生命中之一种道德精神之不朽。”^[112]道德生命和道德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统合个体人生与社会大群的关键。

崇德、向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指针。中国文化讲人心，必讲善，肯定善。中国文化设定人类的天性之中有善，后天喜好善，期待善，可以为善，应该行善。人由善出发，要在外面行为上表现出现实性，来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即为“德”。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领导的文化，道德人生认定“为善最乐”，善的人生，从人心内部是可安可乐的。中国的“人生理想，或说文化理想，主要即在找出一种‘可欲’的人生，既是可安可乐的人生，而又是人人可能的。其主要关键，即在各人内部自己心上，而外面一切环境一切条件，皆可不计较”^[113]。钱穆提出：

中国人对人类德性上，主要在分别善与恶。在人品上，则主要在分别君子与小人。存好心，行好事，便是君子。存不好心，行不好事，便是小人。在这人群中，君子多过小人，便是合理想的好时代。在这人群中，小人多过君子，便是不合理想的坏时代。但从人类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看，不幸的是坏时代反多过了好时代。不然的话，在人类历史上，那里会来许多的战争杀伐，那里会来许多的黑暗纷乱，那里会来许多的亡国灭种。所以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主要在教人做君子，不做小人。存好心，行善事，来辅长此人类文化大道之演进。^[114]

钱穆认为，讨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问题，应当首先承认的一项不可颠破的事实、一项不可动摇的信念，就是唯有美德最能持久兴盛，崇德、向善才能真正使人安乐，恶人恶势力纵能得意一时，断难维持久远。德与善是中国独特的精神信仰，能够历经时代变迁而永不褪色，还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经济、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发展，更能表征人类文明进步，是人类文化大道演进的指针。

钱穆事实上已经看到了当代世界文化的现代性难题，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困境，从而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如他指出西方人好在物质建设上用力，从古时的大教堂到现代的摩天大楼，也都如此。城市吞没了乡村，乡村枯萎了，再不会生长出大城市。钱穆还描绘了纽约和东京城市情形：东京后来者居上，想要胜过纽约，但结果将是看不到太阳和月亮、青草和绿树，所见只是人和地、车辆和房屋，天地不再是自然，阳光、空气、水都受污染，鸟、兽、鱼、虫也不得生存，更何况人类。中国传统文化把自然和道义结合，试图创建一个理想的人文社会：物质生命既不饿死，也不冻死，已然没有亏损，精神生命能不与草木同腐，不与灰尘俱灭。钱穆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预见了过度城市化、现代化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只是中国今天不得不跟着西方走，一心要在物质科学上追赶，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西方文化的病症也在中国突显出来。

综上所述，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观念、解答理想与现实关系的人文关怀、协调个人与社会的道德精神三方面。在当今世界面临种种困境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愈发显示出伟大而恒久的世界意义。钱穆指明中国文化必然走向世界，世界文化必然有中国文化应有的地位，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树立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瞻性价值，事实上也揭示了未来世界文化的可能走向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