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正面提出中国文化的未来前途和世界地位之前，严厉地批驳了中国文化落后论。中国文化落后论者对中国文化抱着消极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价值，中国必须全面跟西方接轨才有出路。中国文化落后论曾经是一个非常盛行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文化在本质和形态上没有差别，差别的只是前进与落后。钱穆说：“从前在大陆，冯友兰亲自对我讲，西方是现代的，中国则相当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这话也不是冯友兰一人如此说，几乎当时大家都如此说。”[86]中西文化被看成是古与今的关系，中国文化“只要再进一步，科学化、工业化、现代化，中国便也和西方一般。这一说，其本身即是唯物史观的见解。未免看轻了文化本质差异之重要”[87]。钱穆则认为，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三阶层更为健全和谐，截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三阶层之成就，远超西方以上，只是三百年前现代科学首先在西方兴起，中国才处处落后。
钱穆认为，持中国文化落后论观念的有两派：一派是全盘西化派，断定中国文化落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大喊：“汉字不亡，中国必亡”；另一派是民族文化虚无派，是彻底的中国文化落后论者，大声疾呼：“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甚至怀疑中华民族的种族有问题！中国文化落后论最后发展到极端，必然是中国不可救药，因而有人说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才可能学到西方文化。这种文化观让人不寒而栗，也恰如梁启超先生所极度忧虑的情形：“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88]钱穆认为，近代百年中国的文化病痛只是五千年文明史的一瞬间，不能以现在中国文化出现问题，就怀疑中国数千年文化，断定民族精神已经枯竭，民族生命没有前途。
钱穆不认同西方就是现代，中国就是在古代，反对所谓“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反对把中西文化的差异，看成是古今之别。他说以运动员的经历和成绩作标准，去评价音乐家，音乐家当然处处不如运动员，但音乐家自有其价值，决不容否认。钱穆认为中西文化属于不同文化类型，各有优长，也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判定中国文化落后与先进。
面对“五四”以来以糟蹋圣贤、毁谤传统为时尚新潮的浅薄风气，钱穆批判了民族虚无主义、次殖民地心态，一方面大力倡导以“温情与敬意”阐发衰微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用大量史实论证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当代意义和世界价值，驳斥中国文化落后论。
第一，在方法上，讨论中国文化是否落后，不能以偏概全。现今中国文化有病不假，有糟粕也不能否认，但关键是要全面认识中国文化，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短视。有人谈中国文化，就只讲中国太监、鸦片烟、麻雀牌、女人裹脚、娶姨太太诸如此类。这些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中出现过的现象，但这些不构成中国文化的主干。
中国前进的方式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大框架下不断充实。因为每一大阶段发展重点不一样，不能因为后世未能超出前世，就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长进。钱穆指出：
我觉得唐代文学艺术境界，像杜工部的诗，韩昌黎的散文，颜真卿的字，吴道子的画，这都是和先秦孔、孟诸子的学术思想一样，同时达到了一种超前绝后至高无上的境界。若说秦汉以下，中国不再出孔、孟、庄、老，便认为是中国历史不进步；则试问如杜、韩、颜、吴，他们的诗文字画，以前何曾有过？这不该说中国历史仍在进步吗？当知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兴起。而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始见中国文化之真实伟大处。[89]
西方是一个中心推翻另一个中心，新起的颠覆旧有的，每一次前进都面临巨大的冲撞和中断的风险。西方演进是擦除重画，新旧更迭式的突变和革命；中国演进是老树新枝，锦上添花式的渐进和叠加。
一些人抱着中国文化要不得的意见来选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自然就得出偏颇的结论。中国社会纵有千奇百怪，说明不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实质，说明不了中国的民族性。即便看到习以为常的琐碎片断，也说明不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即使有大量不合时宜之处，也不能否定中国文化有精华之处。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有全面的历史知识，而后才能有传统文化正确的评判。(www.xing528.com)
第二，在内容上，讨论中国文化是否落后，要以历史和国情说话，要考虑中西文化各自的特殊性和生命力。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遥遥领先世界，至今对世界仍有影响；中国文化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能自动调整，可以据旧开新，迸发出新文化，还能对世界文化有贡献，完全可能重新引领世界。而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则早已消亡。在国情上，中国改变不了农业文化的基础地位。农业是人类永恒的基础产业，农业文化未必就是落后文化，未来新农业必将领导世界持久发展。中国农业文化照样可大可久，西方商业资本文化照样有种种病症。中国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中国的城市与商业兴起非常早，士农工商的平民社会是人文社会，不能等同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钱穆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古代农业文化，遭遇过不少游牧民族大敌，接触过不少外来贸易人，中国民族的智与巧两方面都未见逊色。直到近代，遇到欧美贸易人，中国虽智穷力拙，处处受欺侮，却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农业文化比西方商业文化低级，这仅仅是因为西方商业已经同新工业相配合，中国的农业则还没有同新工业相连接。近代以来百年余，对中国来说仅仅是一暂时的过渡，中国文化必将复兴。
中国文化虽历数千年，却仍有旺盛的生命力。钱穆认为：“一个民族生命力的判断也要请医生，判断民族生命的医生就是历史。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疾病，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元、清及近代等。在这些时期，中国民族患上了重病，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可是经过一两百年，中国仍旧是中国，中国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90]中国文化的潜力巨大，在经历重病之后，又总能新生，如从春秋战国和秦而有汉，是为新生；魏晋南北朝而有唐，是为新生；经过五代十国而有宋，是为新生；再经元朝到明，还是新生。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潜藏巨大的新生力量。
第三，在情感上，钱穆认为讨论中国民族要得要不得，国家该不该保，岂能是纯理智的问题，这还是价值问题。钱穆指出：
倘使我中国民族是世界上最要不得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无价值的文化。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将换一句话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若说中国要不得，中国始真不可救。我则认为此等说法，既无情，又无理。说中国民族国家文化该久远存在的，那始是中国人良心中之天理，不可磨灭之天理。[91]
我是人，也当然看重自己，我是中国人，我当然看重中国文化，我的生命是我的，你的生命是你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的，在这里不分高下，也不分是非，只是纯粹的情感差异。
我们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过去，历史被否定了，今天又是哪里来的呢？中国五千年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哪里？“要答复这问题，自该回看他过去五千年中做了些什么事，他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曾有些什么贡献，他将来还有没有前途。”[92]现在仍有人将当今中国的一切问题和矛盾统统都算作中国传统文化的过错，就此断定中国文化落后，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毫无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貌似深刻，事实上他没有先对中国文化的演进历史、内容实质、精神特质等作深刻的考察，就以片面的意见做主导，然后违背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具体的真相，去编造一个愚昧落后、面目可憎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似乎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当今主张中国文化落后论的人少了，但面对中国社会众多的矛盾，仍有很多人缺乏信心，以至于言必称西方。可见，钱穆关于中国落后论的批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引领世界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优秀文化之一；传统文化促进了中国民族融合，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传统文化是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恒久价值的民族精神。我们应当坚信传统文化有巨大的生命力，能开出新文化，坚信传统文化具有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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