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本位，传统文化的更新路径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更新在理论上，应当遵照据旧开新的原则和坚持儒学本位的路向。在实现上，又有两条具体的路径：一是在教育，二是在生活。“中国人既不能全盘西化，就该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创立一套新的教育精神和教育理想，来好好使用科学。”^[74]中国教育要让国民增加科学知识，掌握技术能力，但最重要的方面是进行国史与国魂的教育，培养中国的新人成为勇于担当的当代士。同时中国从家庭开始，到全社会，都应掀起有精神追求的生活，践行自尊自信的中国新人。钱穆还指出，中国文化更新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需要具备诚心、虚心、耐心等心理条件。因此，中国文化更新就在于儒学本位、据旧开新的国魂教育与生活创造。

1.培养当代士：国史与国魂教育

中国教育的关键是用历史培育中国新人，钱穆指出：“首先要复兴我们所谓‘士’的精神。我们要开出此下中国的新文化，该要开出中国的‘新士’，也可说士的‘新精神’。”^[75]即中国当代的士。当代的教育和士人精神，包括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一是让中国青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具有勇于为国家和社会担当责任的士人精神；二是让中国青年跟上时代步伐，拥有新的科学知识。在钱穆看来，培育新人的教育，首要内容是国史与国魂的教育。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据旧开新，最重要的是通过历史教育，培育具备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新人。他说：“如何把我们的自己的历史来教我们之后代，把我们的古老中国，旧中国，来教我们的现代中国；新中国的一切，要他们都能知，那实是难。但这不是守旧，更不是要复古。我们的教育宗旨，主要在能教我们后代如何还能是一个中国人。知道了旧的，才能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新的、现代的中国人。”^[76]他在《国史大纲》的卷首语中这样写道：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77]

任何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先对本国历史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有真切的感情，才能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祖国，才能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温情和敬意，才能激发一代代人不断奋勇向前，创造新历史。

这种具备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新人，就是有士人精神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们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变迁，认识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通晓据旧开新的具体方案，引领中国开新前进。

士人的精神，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任何一种知识，任何一项事业都该是一士。士则有同一理想，与同一抱负。孔子所谓‘志于道’，孟子所谓‘士尚志’，首先第一点该看重他的‘志’与‘道’。”^[78]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士的共同精神是立志于维护人生大道，也就是担负天下的文化理想，士是为天下而谋，不是为个人而谋。当代的农、工、商同样也可以成为士，具备士人精神，在担负人生实际工作中，在造物过程中，践行士人精神。在中国古代，最理想的社会就是在全社会内崇尚人文精神，产生大量有仁心的圣人或良知的士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而我们当今社会，就是需要大量有理想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

士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精神，是健全人格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资产。士是天上与地上都为之谋的共同良知、良心。培养士要从每个人开始，从个人修身与齐家开始做起，先学为人、学尽人道。中国的士，不同于基督教的传教士，不同于佛教的僧侣，也不同于知识分子或专家学者。现代西方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基督教只负责一部分“教”，佛教则要人出家，超脱尘世，而中国儒家的士不只是要有一番内心的人道信仰，还要由己及人，由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知识分子，先就知识而言，在于日常致用上下功夫，至于是为己还是为天下，是为名利还是为良知，都没做说明。而中国的士，则要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纲目一起讲，既要求有知识，又强调内在修养，既要求个人自得，又强调兼达天下，看重“通天人，合内外”的功夫，旨在成就完整的个人、健全的人格。

钱穆批判现代中国文化走错了方向，中国的人生理想和教育理想全都跟着西方人走，只模仿别人而已，没有自己的文化理想，就谈不上文化复兴了。中国要复兴文化，就要先培养士人精神，做中国的新士，先立复兴中国文化的志，立责任心。当士人精神复活，中国文化就能不断实现文化更新，一直追随和引领时代潮流。(www.xing528.com)

2.做一中国人：家庭与社会实践

钱穆认为，文化更新在于承载文化的人，在于生活中“做一中国人”。他说：“在《论语》里，孔子弟子子贡讲了一段话。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79]在春秋时代，天下大乱，社会黑暗，文武之道即中国文化传统，似乎就要中断了，但子贡认为其实中国文化传统没有掉在地上，还在人身上。贤人能记忆、领会大一些的文化传统，常人能抓住小一些的文化传统，把这些综合在一起就可以融汇出一整套文化传统。孔子就是从普通人身上和平常社会中领会文化的传统，开创文化的新义，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钱穆认为，重新树立健全的学校教育，多读《论语》《孟子》等典籍，是阐发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途径，也要从丰富多样的生活中挖掘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传统文化，在鲜活的社会中学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认识，也在现实的生活中传承和开新。

钱穆指出，中国文化更新，即是中国文化复兴，落在实处就是做中国人。做中国人，就是在中国日常的个人、家庭、社会的生活中做人。做中国人，就当取中国名，说中国话，用中国文字，有中国自信，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承认中国有文化、中国文化有价值，维护民族尊严，坚信中国民族有前途。钱穆说，近现代中国出现过取消汉字、“汉字不亡，中国必亡”的论调，一些中国大学生改外国名，中国的大楼、道路、商品也起外国名，相当长时期香港没有一所中文大学，谈学术都用英语交流，似乎“用中国文字便无法表达，讲中国话和他不对劲，不合他心意；如此一来，不仅中国是一次等国家，中国民族便是一次等民族”^[80]，这种中国人自然就羞于做中国人，更别谈中国文化复兴。

“做一中国人”，进一步讲，是要做一像样的中国人、有修养的中国人，要做一继往开来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精粹之一，就在于人生修养，在于如何做人。中国的人生修养强调理论与实践亲修配合，包括人生哲理、修养功夫论和修养方法。中国的人生修养主要在儒家，远从孔孟，下到宋明理学家，其他如道家、佛教，也各有一套。人生修养是中国文化重要而特殊的部分，西方文化注重科学，讲实验，中国文化注重道德，讲修养实践。钱穆认为，中国对圣人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朱子说的圣人，要求八大纲目都做全，所以朱熹说圣人难做；另一种是孟子和王阳明说的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需要“良知”，普通民众可尽良知尽职责，即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还体现在家与国上面。钱穆说：“中国文化有三大传统：一是中国人、一是中国的家、一是中国的国。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家与国之下，也就有了我们的‘天下’。中国人理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81]我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就从现实的我们自己身上、从家庭和社会生活方面，去发掘传统文化的精义，去弘扬儒学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但中国有自己的人文教，中国的教堂就在每个人的家庭。家庭就是小社会、小天下。从出生的婴儿，到死后的灵位，都在家庭这个教堂里，先在家里学做人，然后再出去做人。在家庭里，中国人学会对父母孝敬，践行对子女慈爱，演练一切人伦道德。钱穆认为家不只是人文宗教和道德教义的宣教所和践行地，还担当了特殊的文化传承功能，家庭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传承枢纽，共同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促成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随时复兴，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崛起大一统的国家。

钱穆对家庭和社会的文化意义分析发人深省。西方家庭和社会讲自由、独立，讲权利、义务，西方的同性恋、丁克家庭和独身主义现象，对传统家庭的瓦解作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影响都不容忽视。中国改革开放，中西会通加强，中国家庭在这些方面受到了西方的很大冲击。中国道德的滑坡，固然有教育的偏颇，但最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在淡化、消逝。中国现代化照样需要和谐的家庭。中国文化的据旧开新，需要从传统家庭中汲取有益的文化营养，需要立足于新家庭的建设，需要强化家庭的文化功能，需要重塑家庭的文化观念，首先要讲传统文化的慈与孝、道义与责任，同时注意人的个性与自由。现在我们要据旧开新，开新不是破坏，也不是丢弃，还是要一个家、国、社会，而且这个家、国、社会应该是更团结，更先进，更有力量，更能促进每个人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自有一整套做人、立国的道理与精神，绝对不是全盘西化所能说明的，更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虚无化。中国传统的精义有待我们去认真阐发，做人与立国应当是富有中国特色的。

3.心理条件：从信心到羞耻心

钱穆认为，实现中国文化复兴，还要准备相应的心理条件。一切事业的成功，都得有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却在我们心里。第一是要有信心。我们该信中国和中国人一定可以长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这样广阔的疆土、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这些完全由中国文化所造就，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中国五千年来，经历无数次的艰难和危险，正因为中国文化的伟大，所以我们从古至今，依然屹立。近代百年以来，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艰难和危险，而最大的艰难和危险是我们自信心的失落。第二是要有决心。复兴中国文化，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知识，乃是我们一种行动。复兴中国文化的行动，是大家的事，从每一个人的心上开始，人心可以散布，可以凝聚团结，只要有决心，大家是一人，大家是一心。第三是坚定心。“不转不退，不摇不惑，前面只有此一条路。《大学》上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最先便是要‘知止’。我们这一百年来，平心而论，哪一个不爱国，哪一个不奋斗。可是到今天，一无所得，正为我们不懂得知止。”^[82]我们没有读懂中国自身，只专注于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千奇百怪，我们就跟着一路翻滚，一路冲突，像是自捣乱，没有一天静着安着来考虑，没有同心合力贯彻始终。此外钱穆还提出我们要有“诚心”“虚心”“耐心”“牺牲心”“羞耻心”等中国文化复兴的心理条件。

综上所述，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化更新和文化复兴，就是儒学本位、据旧开新的中国文化自救。西方文化非常优秀，中国该学习西方文化。但创建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学习西方文化，中国要建成先进的国家，中华民族要成为伟大的民族，还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也必须要用中国自己的文化去融通，实现中国化。这条道路将是由一代代具有士人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带领，重铸中国新道统的现代化之路。

钱穆特别强调要培养一大批拥有良好文化素养的中国当代“士”，弘扬传统文化，担当现代中国民族文化，特别推崇以士人为中心的社会模式。士人进可以从事政治事业，实现社会抱负，造福广大人群；退可以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因而钱穆提倡的中国文化复兴，主要责任在于当代中国少数的“士”。由此可见，钱穆的中国文化更新过分看重了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

钱穆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和评价，有过于学术化理想化的缺陷，同中国现实社会有差距。钱穆说：“中国政治思想，比较不重权力、不重斗争，而多留社会以自由。”^[83]尽管在儒学理想上，中国社会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但在现实上，传统社会很多时候还是以政治为核心，王权至上，把权力看得比生命还重。钱穆论述过于理想性和学理化的“士”，必然敌不过具有现实性和政治化的“仕”。在社会平稳状态下，士或许还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但只要可能威胁到家族化的王权，专制与暴政就不顾虑任何道德。在社会激变与动乱之中，士阶层纵然有满腔爱国热血，怀抱天下大志和经纬之才，但是面对强大武力，面对贪腐流行，面对帝王昏庸无能，士也终究是回天乏术、软弱无力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想性和学理化的士，脱离群众，缺乏直接控制现实力量的优势，总要依托开明君主才能实现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