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本位：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更新之路

钱穆的据旧开新包括中西会通与文化复兴两方面。文化复兴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将西方文化中国化。西方文化包容不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也不能囊括中国文化复兴，而文化复兴却包容中西会通。因此，钱穆的据旧开新，最根本上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按照新时代要求，遵照儒学本位的路向，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历程。中西会通是依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找到中西现有文化各自的病症，得出既要学习西方文化的新科学和新工业，又要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精义，因此中西会通也还是复兴中国文化，更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如果说中西会通还仅仅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搞折中调和的话，那么钱穆还从社会驱动论和文化阶层论，以及文化的共同性与民族性出发，明确指出了未来中国新文化是儒学本位的新文化。

钱穆认为即使中国经济再发达、科学再进步，也解决不了中国文化整体的问题，无法能推动中国文化整体向前发展，因为经济和科技不是带动中国文化各个阶层和要素稳步前进的重心和驱动力，一个能够持续发展壮大的中国，不应由经济和科学决定人文精神。按照钱穆的道统论，中国新文化应当是以新的人道精神做核心和驱动力，可以带动中国文化各个阶层和要素健全发展。而新的人道精神意味着以儒学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1.文化复兴与文化特殊性：民族本位

钱穆认为，摧毁一民族现有的文化只要几年，而传统文化却是几十代人共同缔结的，学习西方文化和培育起新文化没有几代人不可能完成。与其先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再培育起新文化或学习西方文化，不如先继承传统文化的精义，同时融合西方文化，孕育新文化，这一过程钱穆称之为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创建中国新文化，只能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钱穆称之为儒学本位的新文化。

第一，文化复兴。

钱穆曾经提出：“当前急务，则仍在以‘救国保种’与‘复兴文化’之两大纲宗为目标。此两大纲宗，实际还是一件事。”^[62]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救中国就是救中国文化。因此，钱穆面对特定历史背景，郑重地指出：中国人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将西方文化中国化，使中国文化更健全。

钱穆首先从救国保种与文化复兴的关系，论证我们应当是儒学本位的文化复兴。文化与民族关系密切，文化由民族创造，民族也由文化融凝成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生命。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从个人出发，直达天下，民族与国家不是终极人生理想要实现的目标。“但自东西接触，世界棣通，外面势力，却全以民族与国家观念为其力量之主要根源，来从事作相互之斗争。中国逼处其间，若是国家覆灭，民族解体，则其一向所重视的这一套文化传统，亦将不可保。于是中国人在其外患洊至，危急存亡之际，逼得要重新调整自己的传统。”^[63]这一文化的调整就包括了民族观与国家观的调整。晚明的顾炎武和近现代的孙中山，都认为救国保种为存续文化传统的大本所在。保种救国与复兴文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两大目标，实际上也是救中国的一体两面。只有保种救国才能复兴文化，也只有复兴文化才保种救国。

保种救国与复兴文化，意味着自救自保，意味着要弘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也意味着将学来的西方文化同中国儒家的文化精神融合。儒家文化是以人道精神为核心观念的文化，已经深深刻入了中国民众的灵魂深处，正是民族文化的力量，在促使我们保种救国和文化复兴，催促我们努力学习西方文化。钱穆指出：

保种救国，固需面对世界潮流，但更主要者仍在自己能拿出力量来。救国只是自救，保种也只是自保。若自己没有力量，仅认识外面潮流，也将为潮流所卷去。

今试问中国内部自身力量在哪里？则只在中国之文化传统上。若自己文化无力量，中国早就不能存在到今天。若自己文化无力量，试问在从哪里去找自己的力量？

饮食营养与针药克治都重要，但自身内部活力更重要。一切营养克治，均需配合在其本身内部那股活力而始见其作用。^[64]

中国自身的文化力量，主要寄存在中国社会，所以中国的社会最和平，同时也最能奋斗，最坚韧。只是元明清以来，各种政治遏制了中国文化活力，中国文化从此走向停滞和倒退。复兴文化就是要解除蒙蔽中国文化的各种政治和旧观念，揭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恢复中国文化的内在潜力。虽然中国文化可能会以偏颇的方式迸发出这种力量，如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它们都是在急切的保种救国情势下，迷失了因果、主次、新旧的辩证关系，但所有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力量，在近现代中国人身上自然而然地迸发。西方正是看到了中国蕴藏着无比巨大的力量，才望而却步，放弃对待印度一般的完全殖民政策。总之，民族精神是保种救国的关键，是文化复兴的根本，也是学习西方文化的初衷和归宿，而民族精神又源自于儒学的人文精神，可见救国保种和文化复兴，构建中国新文化，绝对不能排斥儒家文化。

复兴文化有两方面：一是必须将中国文化的内在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力，特别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二是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创建中国新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更健全的内容和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两方面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以学习西方文化为由，损害中国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学习西方文化，恰是要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祛除阻碍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病灶，使民族精神和力量更好地展示出来。学西方文化对于民族精神来说，对于中国文化复兴和保种救国而言，都是一剂极好的补药。但救中国先必发挥内在活力，才能正常进食补药。如果中国文化自身已经腐朽彻底，没有内在潜力，无论如何学习西方文化，都学不进去，无法转换成适合中国的新文化，也就不能救中国。

西方文化产生于西方，引进到中国来，还需要中国化。毕竟文化是活的生命，移植过来还需要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必须同中国已有的文化和现实生活结合。学西方文化，仅是保种救国的一步，也是复兴文化的一部分。只有西方文化被中国化了，才是活的生命，才可促进中国民族精神和力量，才能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也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生成中国新文化。由此可见，文化复兴的两方面，发挥中国文化自身潜力是学习西方文化的根本方面，学习西方文化还要实现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儒学正是中国文化的潜力所在，也是融合西方文化的主导，中国新文化必定是以儒学为本位的新文化。

钱穆的观点引发我们思考民族文化本位的正确性。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肉体生命和人事组织，也有文化生命和文化精神。文化生命和文化精神只有传承下来，肉体生命和人事组织才可以根据历史时代变迁，展示出新的生机。如果文化生命和文化精神消亡，被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替换，那么这一民族也就不再是原来的民族，民族的历史就中断了。民族和文化的发展应当是旧与新、常与变的渐变，不应是突变和中断。中国应当以儒学为本位，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走文化复兴的道路，渐进开创新文化。

第二，文化特殊性。

钱穆以文化的特殊性批驳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误解。科学是人类共通的、无国界的，可重复操作，可照着学。但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科学实验，是有民族性的。西方人文科学号称是科学，只讲天下人生活的一般性、大同性，不讲民族差别，不讲文化相异，自认为是唯一的普世真理，所以他们看到的历史是共同的、线性的，确切说是遵照西方文化逻辑的历史，他们所论述的世界前途，只是西方的前途。而中国学者学习西方文化，无形中认同未来的世界必然是西方主宰的世界，认同西方民族与文化的演进才是科学的、标杆的、唯一正确的路径，所以近代中国人从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最后演变成了要全盘西化，这是对民族与文化的极大误解。(www.xing528.com)

钱穆认为，我们要面向新刺激，要开新走向未来，旧的精义要保留，旧的病症不能守，开新在于依据旧的经验，调和新的刺激，从中开出新文化。他说：“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名词，却是同一实质……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是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65]现在中国要进行文化更新，可以学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能照搬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不能弃之不顾，更不能把别人的历史移作自己的历史，否则就不是开新，而是彻底破坏、彻底毁灭。钱穆从以下两点进行了论证。

第一，中国难以改变自己是以农村为基础的大型农业国家这一既定的现实。中国民众太多，决定了不能依赖对外贸易，中国必须把重心放在自身；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不可能全部学西方，搞成商业化的大城市；同时农业是人类生存永远的根基，也是中国实现自身潜力的源泉。将新农业装备上新工业，实现新的工农配合，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钱穆从20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和苏联发展趋势，看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同德国、苏联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同英国、日本的相似性。“工商配合，始终不免要劳神于原始材料之获得与市场之争取，其营养文化之本原，始终寄托在外界，抑且寄托于敌体。只有工农配合，庶乎生产制造，相得益彰，其文化之营养可以寄托于自身。故就一般原则言，工农配合实较工商配合更合人类生活之理想，更符人类文化之条件。”^[66]中国文化更新，中西会通，着重发展发达的新工业、新农业和新科学，也要注重商业的繁荣，让中国全面进步，最终形成儒学本位的新文化。

第二，文化的特殊性决定文化无法脱离传统，中国的文化更新必然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文化自救，必然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命的延续。中国文化的演进规律，不是新文化推翻旧文化，而是不断拓宽与充实。因此中国未来新文化将不是否定儒学思想，而是丰富、充实、健全儒学思想，儒学仍然还是中国新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另外，儒家思想对未来世界的新文化有巨大价值，为人类未来指明方向，引导新科学与新工业。“中国人目前的出路，决不在破弃自己传统的农业文化，而在急速以新工业来救急旧农业之衰微。中国人近百年来之大错误，第一是在先求破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二是只注意到财富，没有注意到生产。只注意到商业贸易，没有注意到工业制造。只注意到工商配合，没有注意到工农配合。只有工农配合是中国人迎头赶上西方的一条捷径。只有发扬中国传统旧文化，始可使中国人之工农配合的努力有其前程。”^[67]当前发展新文化就需要坚持儒学本位，而不是对传统文化刻意全面批判和虚无化。

总之，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化更新在于据旧开新，在于中西会通，首要的是复兴传统文化，将西方文化中国化，在儒学本位的新文化体系下，构建新科学和新工业，推动政治、经济等文化要素共同前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整个中国新文化体系中，人文精神作为文化第三阶层，必须领导中国新文化第一、第二阶层。

2.社会驱动论和文化阶层论：人文本位

钱穆认为每一社会当有一中心、有一发动，人类应当以人文本位驱动整个文化的健全发展。中国文化正是以道德精神为最高领导的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应当坚持儒学本位，据旧开新，学习西方新科学，发展中国新工业，实现中国文化的再调整、再充实。

钱穆提出了作为文化体系的核心和社会体系的驱动问题：

今且问：此宇宙、此世界、此社会，究竟发动在哪里？宗教家说发动在上帝，科学家说发动在物质。但要再仔细细讲，也就讲不下去了。我们再看，整个人生的一切，究该从哪里发动？若是由军队发动，这总不是我们的理想。若说由法律发动，法律只有拘束力，没有发动力。若说由政治发动，政治要讲民主，便该由每一人来发动了。或者说现在的世界操纵在工商业资本主义者的手里，人生一切追求，其背后都由资本家操纵，这话却有真凭实据。^[68]

现今世界是由经济发动的，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商业资本经济引领着世界，如此的现实世界危机重重，人类需要世界新文化。

钱穆指出：“现在推动社会的，主要是一个经济。经济问题不解决，人生一切都不能解决。但中国传统文化观点不同，认为推动人生社会的，应该是人的这个‘心’。”^[69]企业家疯狂推出商品，发展壮大的仅是个人的企业，不是社会福利，整个社会都在外面表现，内在蕴蓄的被淡化了。现代科学最早在西方出现，精密的商品机器和战争武器，只能帮助经济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壮大。但现代科学和经济没有解放人的心灵，无限向前的科学和经济反而压迫着人，使人觉得没有出路，不能真正使人内心得到根本解放。况且科学只可供人使用，但什么样的人使用和使用的目的都不是科学和经济能解决的问题。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本位的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动力是人内在的道德，因而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可大可久”。他说：

我们讲一个社会，其背后的推动力究在哪里？宗教、政治、军事、经济，都是外面的。外面有一力量推动我，我总有些不大甘心。因此要讲自由，又要讲平等，又要讲博爱，但经济钱财，不懂博爱，不会平等，又不许自由，目前的世界究是由经济钱财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70]

每人都有一个心，我的心可以了解别人的心，称为“仁心”，大家同为一人，可以相互通感，同此一仁心，所以存在“人道”。仁心与人道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最终驱动力。仁心和人道也还需要功夫来修养，修养到家的人就是圣人，或说是具有良知的士人，中国的社会理想就是在全社会内崇尚人文精神，产生大量有仁心的圣人或有良知的士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现在我们以儒学为本位，会通中西，复兴中国文化，是中国创建未来新文化唯一正确的路向。

同时钱穆又从文化阶层方面，说明中国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精神，领导新文化各个阶层和要素的合理性。“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由道德精神具体落实到政治。这一种政治，亦该是道德性的政治。再由政治控制领导着经济。这一种经济，亦该是道德型的经济。至于文学艺术，莫不皆然，其最高领导者，还是道德精神。”^[71]原本中国文化的七要素中，相对欠缺的是宗教与科学，中国的儒家人文教主要是祭天地诸神、祭祖宗、祭圣贤、祭各地有功德的历史人物，是由道德精神支配的，道德精神实际上替代了宗教精神。西方的宗教同现代科学相冲突，中国的儒家人文教则不与科学冲突，又替代了宗教功能，所以我们不必刻意引进西方的宗教。“一切科学发展，便是人格扩大，德性充实，天地万物一体，科学愈发达，便愈接近此理想。耳聪目明，只为要帮助你实践发扬人之性，即实践与发扬人类文化之道德精神，而止于至善。”^[72]因此，“先以‘人文科学为主’，自然科学始有规范、始有方向、始有意义、始有价值。西方文化之缺点，只在先从宗教与科学上来解决人生；中国文化之长处，正在由人生问题上来建立宗教与科学”。^[73]可见坚持儒学本位、弘扬传统道德精神的中国文化复兴，不会同新文化其他要素冲突，反而会促进新文化的健康、全面发展。

总之，钱穆突出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主张中西会通和儒学本位思想，又坚决反对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钱穆的这些看法都是合理的。他指出当今世界的危机源于商业文化以经济为驱动力，文化三阶层的搭配结构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由文化第三阶层引领第一、第二阶层。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人文本位的文化，代表人类新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的新文化创建，也就应当是中国文化复兴主导的中西会通，是儒学本位的据旧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