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中西会通

他认为奔向中国文化更新的道路上，遇到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现在有一个新问题亟待提出，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为何没有科学的地位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倘无科学的地位，中国要学习西方科学是否可能呢？中国学得科学而把新中国科学化了，那时是否将把中国固有文化机构损伤或折毁呢？”^[47]钱穆对这三问一一做了回答。

钱穆认为，文化是一个大体系，从外面拿来西方科学，中国文化体系各方面也必须做调整，“但千万不能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反对现代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脑筋根本不适合现代科学”^[48]。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钱穆有一处集中的论述：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最短缺者，为近代西方之科学，但非近代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不相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大体系里面，加进西方近代科学，只有更充实，断无大矛盾。

诸位或许要问，既如此，为何中国以前不能发展出像近代西方般的科学呢？我们当知，就广义言，中国以往亦并非没有科学；就狭义言，西方近代科学，也只是近代西方之新发现。即在希腊、犹太、罗马也没有。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要接受西方近代科学，必先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改造。

诸位或许又要问，何以中国人想接受西方近代科学，已历相当时期，而西方科学又始终不在中国发皇滋长呢？这因最近的一百年来，或说五十年来，中国政治不上轨道，社会失却秩序，中国文化本身内部犯了病，正如一病人不能吸收饮食滋养。你却说，他既不能接受滋养，不如把他杀了，另造一生命罢！那岂非荒唐绝顶？

或许诸位又要怀疑，若中国能接受近代西方科学，会不会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冲毁？此层我在前面亦已再三提及，只要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斯，对文化各阶层，能不断调整，不断充实，即此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且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展出世界人类之新文化。^[49]

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的问题，钱穆从这三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1.自然科学为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地位

对第一个问题，钱穆认为：“我们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科学地位，这是一句冤枉话，不合历史情实。平心论之，在西历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一般计量，还是在西方之上。只在西历十九世纪之开始，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这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之日异月新是至可惊异的，而中国在此时期里，反而步步落后。我们若专把这一段切线来衡量中国文化，是要陷于短视与偏见之诮的。”^[50]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科学，而且中国的天文、历法、算数、医药、纺织、制茶、造纸术、印刷术、水利工程，以及陶瓷、罗盘、火药等等诸多领域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曾经创造了伟大的文明，许多方面引领世界数千年，对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的文明有巨大的影响，乃至对欧洲开辟近代世界历史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钱穆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他也坦言：“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虽说未尝没有科学，究竟其地位并不甚高。中国全部文化机构言之，科学占的是不顶重要的部位，这亦是事实。”^[51]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钱穆认为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是由三大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方面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偏于向内看，对科学与宗教向外探寻的学术理论兴趣不足。中西文化的起点不一样，决定了思维对象的差异，中西文化各自所开发出来的文化成果必然偏重在不同的领域。中国文化的起点是在广大规模上逐步充实内容，需要在共同与秩序方面下大功夫，中国人的思维在后面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努力朝着变通性与特殊性方向弥补自己、完善自己。西方文化受到西方相对破碎、分裂的自然环境影响，一开始就是在狭小中心点上发展，然后向外不断扩展，随之而来的是中心之间相互冲突，西方文化总处在不稳定之中，所以在后面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西方文化自我弥补走上了寻求超现实、抽象性、共通性的道路。例如西方的哲学、宗教、科学等，莫不是通过借助向外用力寻找依据，克服内在单一中心之间的冲突，以获取和谐、一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发出强调直接经验、具体现实和情感共性方面的人文科学，西方文化开发出强调抽象、理性和逻辑共性方面的自然科学。

第二方面是中国历史需要维持和平的大一统状态，学术的注意力不在于超越基本生活，发展强大物质力量的需要不迫切。他说：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达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环境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52]

坚守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和平主义大理想，坚持均衡经济、制约财富分殊、重农抑商的政策，维持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科学没有向外征服的权力意志鞭策，也没有经济扩张的驱动力，自然科学的发明与应用也就不如西方那样被政府重金奖励，被社会普遍推崇。

第三方面是中国科学的才能表现，也和西方人不同。他指出：“中国人对于试验和证明的手腕和心思，又是非常精细而活泼的，否则中国人的灵感，将永远在神秘中，不能有许多实际的发明和制造。但因中国人观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理论上的说明，一切发现遂只变成像是技术般的在社会传布，缺乏了学理的解释与再探讨，如此则像是使后起的人仅能心领神会，不易继续模仿前进，这亦像是造成了中国科学界一极大的缺憾。”^[53]他以此说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能像西方般发展的原因。

因此，中西双方的自然环境、社会起点、心理需求、思维方式的差异，诸多因素合力决定了中西文化中科学的性质不同。自然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不占重要的地位是必然的。中国科学重在把握物性，做整体观，不重分析，缺乏学理解释，中国虽有日常生活的科学发明、发现和应用，但继续深入不够，所以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的地位，但地位不高，中国有科学的能力，但终究科学不发达。

2.学习西方科学和发展中国科学是否可能

近代百年中国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与方法，却老见落后，赶不上去，不太成功。钱穆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政治、经济没有调整好，没有走上正轨。中国发展科学，必然需要中国文化体系的政治、经济等各要素作一番调整和配合，可是中国由清末到民国，为两千多年传统政治的大变革，此番调整本身就不易。再加上中国经济命脉一直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中国社会迟迟不上轨道，总处在动荡之中，现代科学不可能很快扎根，开出巨大成绩。二是片面的科学观念。中国人只依着西方人的功利眼光看科学，而没有用纯真理的眼光看科学，内心仍鄙夷科学，难以深入灵魂，只得到一点支离破碎的皮毛。总之，近代以来虽然兴办了很多新式教育，科学教育还没有在民众中全面普及，百年的社会动荡不安，使科学发展缺乏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平稳的政治环境。(www.xing528.com)

钱穆详细地论证了发展中国现代科学的可能性。他指出，科学和工业，属于人生外在公共的方面，是人类大同之处，可以学，应该学，容易学。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包容西方的宗教与哲学，可以继续向前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人文科学一大类。而中国自然科学也必然可以以完整、全体、融通的个性，避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导致同人文科学脱节的现象，避免近代西方文化上的种种病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本身的特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维特点，共同决定了中西双方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的各有偏重、各有所长，也决定了中国能够学习西方科学，发展中国的科学。

从中西双方思维特点的差异来说，西方文化的思维注重形式、推概、抽象、演绎，将丰富、杂多的现象凝练为一，以概念凝固为既定的理论，所以新出现的现象导致旧有理论与新理论激烈冲突。而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注重综括、归纳，以多元、宽大心态对各种新事象与新物变留有足够的余地，因而能圆融、吸收、变通，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科学文明，这是不成问题的；不仅可以容受，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之前途的希望”^[54]。

钱穆论证了中国不只是能学习、包容西方科学，而且完全可能融化开新，超越西方科学，取得特殊成绩。“格物乃八条目中之第一项。而《大学》本书对‘格物’二字并未详加说明，所以朱子特为加进了《格物补传》……朱子注《大学》格物云：‘物，犹事也。’”^[55]事就是物的活动，格物就是格物之事，格物之动，物之事与动，即在于物之能与性，而性即理，因而格物在于格物之理，然后就增加了我们的知识。知识是由内在的心，接触外面的物与事，所以完整的知识并不单在于外，也不单在于内，知识必须向外求。但求知识的是人内部的心，必须把握好心的方向，并向外求取。这是中国文化关于“格物”原有的观念，即体现出“通天人，合内外”的原则。西方人求知识，太过于偏向外，所以求出了大量外部世界的知识。“印度佛教要人转身向内求，离开外面事物，便成一无所知，亦有毛病。今天西方科学家做的是格物致知，但太偏向外了。”^[56]他说中国人一向主张“天人合一”与“心物合一”，对人性与物性都一同视为“天地之性”，这种看法与其说是科学的态度，不如说是艺术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愿意将“科学、艺术、宗教、哲学一样样分开，使之各立门户，不相闻问。中国人常愿将此种种差别同样的融和一气，不加区分。因此中国人常说‘技而近乎道’。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技’与‘器’应该属艺术还该属科学？是分辨不清的。‘道’应该属宗教还该属哲学？一样分辨不清。‘形上’与‘形下’，一气贯注，始是中国人的理想”^[57]。中国将天、地、人、物看作是造化神明的大全，中国科学天才因而是偏长于对有机完整的全体做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通天人，合内外”。中国科学将来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精华，取得独自的发展，必将是在这种全体的融通性上取得不同于西方科学的惊人异彩！

当我们民族树立起对科学的自信，不再否认中国有自然科学能力，不再否认中国有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能力；当我们民族建立起正确的科学观念，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同时也传承并完善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中国自然科学的能力，构建中国未来完整序列的科学体系；当我们民族恢复了国内国外的和平秩序，中国人的精力能集中在开发中国科学，建设中国工业，实现中国现代化上面，那么钱穆非常坚定地相信：“科学在中国，一定还有极高速度的发展。”^[58]对照我们现今中国科学与工业发展的事实，足以证明钱穆对中国科学的未来成绩预判是十分正确的。

3.中国发展科学是否必须以损伤传统文化为代价

钱穆进一步论证了发展中国科学与复兴传统文化不冲突。中国有宽大的国民性格、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有中和特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有乐于接受新元素、新事物的习惯与历史。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会阻碍我们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不会妨碍我们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吸收西方科学，只会充实中国文化，有益无害，也就没有必要先去破坏传统文化。

如果说科学和工业属于人生外在公共的方面，是人类大同之处，可以学，应该学，容易学，那么人生性情和价值理念，则属于人生内在个性的方面，是各民族小异之处，不容易改，怎么改取决于各民族文化自身特殊性。西方的现代科学是在同其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中产生的，西方现代科学兴盛，基督教文化也就日渐衰落了。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但是却能包容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兴盛不会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

西方曾经发生过现代科学同西方宗教的激烈冲突，如启蒙运动、牛津大论战等。中国传统文化既讲天理，又讲人道，同对应的现代科学与儒家思想融合一气，不相冲突。钱穆说：

中国传统文化，则走了一条大中至正之路。在西方，宗教和科学成了两极端，……而在中国，一口气就讲出“道理”二字，这二字中间，连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在里边。我想西方人的科学，只有得到中国文化来运用，始能无毛病。西方人的宗教，也要中国文化来运用，这宗教也就没有毛病。两不相冲突。现在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第二个民族，能在这上，而又顾到那边。中国人所谓“相反相成”，所谓“兼容并包”，这就要靠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聪明和力量来运使。既要不失宗教精神，还要发扬科学效能。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中至正，不偏一方。这样讲，始是中国人的道理。^[59]

理就是科学原理，是客观方面；道就是人的理想性同世界的结合，包涵理想性。科学是世界天理的发现、发明，偏于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相处跑出来的道路。宗教、道德偏于理想，属于道义，接近于人心。在中国只用“道理”两字，连科学和宗教都包容在里面，儒家思想可包容各种宗教。

中国的科学和宗教以“尽己性”和“尽人性”为前提，以人文社会共同方面为基础，先以正德而后利用厚生，尽物性与利用厚生不得背离人性和正德。民主的文治政府、平衡的经济政策、自由的平民社会是“尽己性”和“尽人性”的大框架，而在这一前提和基础的控制下发展科学，先尽人性后尽物性。西方专注于利用，无法走到正德境界，也不能真正全面地厚生，科学可能背离人性，甚至危害人类的生存。钱穆说：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曾经）是显相敌对的。信了科学便不能再信宗教，因此双方水火，互相排斥。但在中国固有文化的机构下，是既可容受宗教，亦同样可以容受科学的。就思想系统而说，西方近代科学界之新理论，他们所针对的是他们的宗教教理，并非针对着中国思想。在中国思想里加进西方科学成分，只是有益无损。《中庸》上说：

“能尽己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尽物之性”是科学精神，而归本在“尽己之性”与“尽人之性”两项下面，则是儒家精神了。儒家承认有天地之化育，但必须用“己”和“人”去赞助他。宋儒说“为天地立心便是此旨”，如此则便非纯宗教的了。儒家亦要尽物之性，但必着重在尽人性上下手，则便非科学的了。因此西方人的科学与宗教之相互敌对，一到了儒家的思想范围里，便须失其壁垒。宗教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都可有他们的地位，不是互相敌对，也不是各霸一方，他们将融和一气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60]

钱穆强调“尽己性”和“尽人性”的道德人伦，与“尽物性”的科学精神可以融合，与“赞天地之化育”的宗教情怀可以圆通。正德、利用、厚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现实人生和日常生活，“利用”与“厚生”正是“尽物性”，发展科学的结果，“正德”就是“尽己性”和“尽人性”的社会共同方面。

西方文化偏重于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以道德与政治为基础的人文科学，这两方面的科学实际上是构成人类对于世界知识全体的两序列。中西文化“此种差别自仍可调和融通，不相背害。而此种把捉此一长序列之全体而调和融通的工作，实又与中国传统心息相通惬……中国文化之演进，尽可采取西方物质自然科学之一切成就而不致动摇其本己之传统”^[61]。认识到了中西文化差异之后，我们要学习西方文化长处，特别是西方思维习惯、科学精神，而融合、汇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和长处，因而我们学习西方不会损害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更没必要为了学习西方文化而抛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的更新，遵照据旧开新原则，就必须在中西既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会通，才能开新；就必须既要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的现代科学，又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可以融合西方的科学和宗教，消除两者的对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与学习西方现代科学都不冲突。在复兴传统文化过程中，发展中国现代科学是完全可能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融合西方文化，因而中西文化的会通，就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会通西方文化；中西会通，可以归结为以儒学主干的传统文化复兴，两者是同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