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从据旧开新原则出发,推理出中西会通,进而论证中西会通是以儒学本位、开创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他提出中国的文化更新在于据旧开新,据旧开新的“旧”包括了中西既有文化,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复兴传统文化;据旧开新的“新”,就是构建新科学和新工业,重新调整政治、经济等文化要素的结构,创建整个中国新文化体系。“据旧”,意味着中西文化的会通,只有中西会通,才能“开新”。而钱穆深入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不冲突,完全可以融合西方文化,所以在复兴传统文化过程中,发展中国现代科学是完全可能的。钱穆因此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会通,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基点,会通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会通,与复兴儒学本位的中国文化是同一过程,中西会通可以归结为儒学本位的文化复兴。
钱穆所论述的中西会通和儒学本位,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多个视角。依据钱穆由内而外的生命救治论,我们应当先调理病人的生命力,再从病人内在的病源着手,祛除病源,最后才能进补药,强健原有生命。中国文化更新,犹如给病人治病,“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谁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46]。这一生力,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中国儒学的道统精神。这是第一个视角上的中西会通、儒学本位。
依据文化三阶层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比较完整、合理而稳健的大系统。中国文化最需要做的是文化要素的调整,让科学和经济要素充分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不是整个体系的大破除。中国新文化建设必须处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哪个要素不健壮、欠发达的问题。这个问题取决于中国文化体系的缺陷。遵循据旧开新的原则,事实证明中国科学与经济有缺陷,决定中西会通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第二是中国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要遵循文化阶层的秩序,应当由文化第三阶层领导其他阶层,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人文为本位。同时还要结合中西文化的民族特殊性原则,西方的人文精神偏向于外,不能很好地平衡心灵,因而不能以西方宗教精神为本位;中国的人文精神偏向于内,可以平衡心灵,必须以中国人文精神为本位。这是第二个视角上的中西会通、儒学本位。(www.xing528.com)
依据钱穆的中国文化四期论,第四个时期是当前及最近将来的时期,有待努力的主题与需要取得的成绩是科学与工业方面。科学技术本身不表明价值立场,仅表示造物的能力,是各民族共通的方面,大家可以有同样的科学技术。中国还应当承接文化演进第一时期树立的中国传统人文理想和人道精神,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精神领导中国的经济、科学、政治等内容。这是第三个视角上的中西会通、儒学本位。
总之,钱穆的中国文化更新,遵循据旧开新的原则,是中西文化会通的过程,包含学习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复兴两方面。中国文化复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阐释传统文化,也就包容了中西文化会通过程,中西会通可以归结为文化复兴。因此,中国文化更新,就是在新时代要求下,遵照儒学本位路向,在教育和生活中,复兴中国文化,创建中国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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