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钱穆所描述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拯救民族危亡走了一条充满挫折的道路,“晚清末叶,主要心向,在模仿德国与日本。民国启建,主要潮流,在追步英、美。渐渐酝酿出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茅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呼声。于是由政治革命转移到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破坏旧的,人尽同意。一谈到建设新的,则意见各别。各有理想,各有图案。遂使近代中国,多破坏而少建设”[21]。陈序经在1932年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各种场合宣扬其中的全盘西化论思想,1933年将其核心思想发表在《民国日报》的副刊上。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胡适随后也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由此,全盘西化论成为响彻一时的舆论。
钱穆深刻揭露了全盘西化论的实质是为救治民族的肉体,要割裂民族的灵魂,并将中华民族的灵魂化为乌有。救国保种的真正前提,就是肯定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价值,只能从中国自身出发,绝对不能从异民族文化出发。全盘西化论不只是错误地判定中国民族文化毫无生命力和价值,而且认为民族文化也无可救药,事实上全盘西化论者却又积极地救治中国病,他们的热血恰恰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全盘西化论者绝大的矛盾与讽刺。
钱穆认为医治中国的病症,该当从文化上学习西方和进行自我更新,但并不是简单地全盘西化。钱穆说:“我们固不能复古,但亦不能废古与灭古。我们固不能守旧,但亦不能忘旧与蔑旧。而且中国文化,自有一套最能调和之特性与特长。”[22]他批驳全盘西化论时,充分考虑了中国文化的实际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危机。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中国没有资格考虑现代性的危机,而钱穆的文化观,既有历史学的厚度,又有哲学的深度,直透人类的终极关怀。他一方面驳斥了全盘西化论的方法论错误,另一方面又重点批驳其观念的偏颇。
1.全盘西化论的方法论错误
在《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中,钱穆就中西文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依着直线上进或后退。它往往常走成波浪式,有时上进,有时后退。要把两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互较并论,更显困难。我们找不到两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恰恰能成一种平行线的。有时这一边在上进,而另一边或正在后退。但是有时这一边后退,而另一边却正在上进。若横切任何一点,而来推论两边的全线,自然靠不住。不幸现在讲历史的,似乎正在横切历史一点而加以推论。最近的中国史,无疑是走上后退的路,而且后退得很大。而西洋史在最近,则正是他们全线一段最灿烂的时期,对于以往形成一个极急剧的前进。然而历史并不是自始命定的,每一段的变化,有每一时期的聪明与努力为其因素。正如个人的生命,有时健康有时病,各有其临时起居生活上的原因。历史由人创造,近代中国史的后退,自然是由近代的中国人种因。近代西洋式的激进,亦由近代西洋人种因。若因最近中国不如西洋,而推论中国与西洋史的全部,好像西洋从希腊一下处处早已伏定了今日的因,而中国则自唐、虞、夏、商以来,亦处处栽的是今日的果。如此说来,中国以往历史,既已无改变,重新另造,岂非中国只有永堕地狱,无路超升?所以主张全盘西化,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而甚至于主张废汉字,改用罗马拼音等,好像是一种积极的前进论,实是一种极端的悲观主义。若在中国自身已看不到生机,寻不出希望。我曾为此种思想设一浅譬,正如病人求医,医生说:你由母胎出世,早已命定了今日的病,非将你以往生命改换成别一人的不可。天下无如此的医理,亦不该有如此的文化与政治指导。这只可说是一种戏论,一种绝端悲观的戏论。而他们自认为是最积极最奋发的,以为惟此才有生路。[23]
在此,钱穆揭示了全盘西化论存在的四大方法论错误:
其一,民族文化在历史中,有前进与后退之分,而各民族文化又自有其特殊性,以及不同的历史进程,不能以一时的状态断定中西文化先进与落后。这种比较混淆了后退与落后,是错误的。
其二,以近代中国清朝不如西方国家强大,推定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乃至认为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如西方文化,不过是悲观主义笼罩下的浅薄认识。这是以偏概全的推论方法,也是错误的。
其三,明清早期在中西接触中,中国文化没有及时前进,反而保守后退,主要责任在当时的中国人和特定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多方面的系统,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和开新传统文化,不能认定中国古人的文化有病症,近现代中国就必然开不出中国新文化,非得要把中国文化全部换成西方文化。这种历史命定论方法违背科学,违背规律,更是错误的。
其四,根治中国文化病症,不在于推翻全部的中国文化,抹杀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救中国文化,也不是救中国人,而是中国人用西方文化将自己殖民化,是病急乱吃药。治中国病,在于推动中国文化适应时代步伐加速前进,在于中国文化的革新。全盘西化论不属于文化革新,而属于死亡疗法。事实上中国文化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有待于唤醒,不然中国人就不会起来救中国,中国人急切拯救中国,正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全盘西化论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价值立场,这种极端方法论是最大的错误。
全盘西化论之所以犯四个方法论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面的形势压迫,也有国人内心的情绪激化,但最根本的是国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缺乏深刻的认知,对西方文化缺乏辩证的分析,对世界文化走向缺乏科学的预见。针对“全盘西化论”的危害,钱穆在1939年写的《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24]何况陈序经、胡适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时,中国已然步入20世纪30年代,早已不是清末的中国。
2.全盘西化论的学理偏颇错误(www.xing528.com)
钱穆从中西的历史与文化角度,批驳了全盘西化论的偏颇。
第一,西方文化有自己的个性,我们没法简单照抄;西方文化不乏诸多病症,我们不能全盘照搬。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找出西方文化中优长的那一部分,将其精义消化、吸收,调和到中国文化内部,为我所用,绝不是照抄照搬。
钱穆认为,西方文化的历史渊源是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这三种文化渊源都是在狭小地面上发生的,受到的刺激小,产生的反应也偏少,积累的经验也许是深刻的,但比较片面、狭隘,容易极端和固执,缺乏包容性,因此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都在历史上遭受重创,难免产生中断。西方文化是典型的商业文化,西方的狭小地面限制了内部商业活动,必须依赖对外商业活动,因而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大,容易产生内部动荡,忍耐力小,承受不起大的冲击。西方文化是外倾型的心理气质,注重向外看,先后诞生向外看的宗教与科学,西方严重依赖对外商业活动又加深了对物质经济的看重,注重外部的物质文明。但物质文明与经济活动终归是有限度的,因而西方文化必然走向巨大的纷争、动荡。西方国家总是其兴也骤其衰也速,说明西方文化缺乏持久性。西方文化是分别性的思维模式,冲突性强,融通性弱,调和力小,原本可以化解的冲突却走向剧烈对抗。因而西方历史中有宗教革命与起义,多社会动乱与政治革命,多世界性战争。总之,这些方面都在历史事实中展现出,西方的文化渊源虽然精致,但终究是小生命文化,是短命文化。现代西方文化虽是后起的新兴文化,但终究不得不转换,否则没有前途。
诞生西方文化的地理与气候环境,我们不可能搬到中国来;西方尚锋芒与冲突的个性,中国没必要学;西方以经济与物质至上的观念,我们不该模仿。该吸收的是现代西方的工商社会之下的科学精神与理性意识。把西方文化中国化才能将西方文化吸收、消化、调和到中国文化中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既不简单地模仿、全盘地照搬,也不用西方文化排拒、对抗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有意识地融合西方文化精义,有保留地维护传统文化。
第二,全盘西化论前提是全盘否定中国旧传统。钱穆从文化生命论出发,论证我们要迎合新潮流,但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灭绝旧传统,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精义不应当被毁灭,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特性更不能被否定。
文化是生命,必然有个性,必然有变化,不能只要共性,不要个性,不能只有新,没有旧。文化的个性就是文化这一生命的种。生命的种不同,就是个性不同。生命的种不同,决定了从里向外发出的影响、作用不同,从外向里维持生命的方式不同。每一个生命的种都要利用外面,抵抗外面,维持里面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的要求与欲望,钱穆称之为生命的精神。只要是生命必有一番精神,总是好生爱己,这种努力与倾向就是生命的力量。文化即是生命,生命则必然会自己变化,不会变化的东西即是没有生命,文化的生命定是要变,“一切文化只是一传统,只是一旧,但定会日新又新,不断往新的路上走”[25]。文化是生命,就该有持续,又必会变化,会从旧变新,但不能丧心病狂,不要那旧的,旧的生命没有了,新生命又从哪里来?所以文化就必定有新有旧,有变有常,不能只爱新,不爱旧,只爱变,不爱常。钱穆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忽略西方也有自己的旧传统,而我们没有西方的旧传统,只想学别人的新变化,不要已往,只要将来,别人变,我也变,追在后面变,况且别人的变有很多也是不自知,我们也变成了盲目追随,当我们回头时,后面被否定,一片空洞,前瞻也是一片黑暗。
所谓文化,就是大群人生在特定地域里长时间的积累,文化的时间特性就是传统,任何文化必然有一传统,然而一些人一见“传统”二字就心生反感,这实在是违背了文化学最基本的科学态度。讲文化,就必定知道传统,不能离开传统,无传统就无文化,而传统必定是旧的,一些人似乎只想要一个无传统的新文化,不愿要一个有传统的旧文化。中国想推翻传统,忘其故我,来一新我,要么是丧心病狂,连自己姓名、一切经历都忘记,只留生理血统,再要么就是自杀,整个身心都舍弃,否定得更为彻底。“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的只就是中国文化。不仅中国文化可以代表当前的中国人与中国,还可以代表着历史,代表着我们历史上四千年来的中国人与中国,这是我们一个最大最明白的实事与真理。”[26]抛弃传统文化,割裂历史,自己就不是中国人,就不能代表中国。
第三,全盘西化论的又一论点是传统文化妨碍学习西方文化,要发展中国的科学与工业,就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障碍。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融合性,并不妨碍学习西方文化,也不阻碍发展中国新科学和新工业。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广大地面上产生大生命文化,曾接受过各种复杂多样的刺激,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反应和经验,形成了强大的融和精神,中国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与制度有极大的包容性。因而中国历史虽有王朝更迭,但文化与制度都能在改进中传承不辍。中国文化能够适应人类时代的变迁,具有极强的忍耐性和持久性,因而中国历史的王朝大多都能历经数百年。中国文化是内倾型的心理气质,对应中和性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调和性,因而每逢新的民族进入,新的宗教或文化闯入,看似矛盾与危险重重,却总能化解、融合。总之,这些都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了长命文化,能够使中国历经五千年风雨,始终大一统居多,分裂与战乱为少,繁荣昌盛居多,衰微穷困为少,一直领先其他各民族数千年,成为世界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国。这是中国的历史事实,也是人类的历史事实,谁都不能否认这一历史事实。中国文化的最大特性就是“可大可久”,就是精神生命与力量极其强大。
我们客观地看待中西文化,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在人生哲学上用力,形成了整套道德伦理,这是中国的伟大智慧。西方文化在造物上用力,形成一套科学与工业,这是西方的伟大智慧。近代中国人鄙视中国传统文化,视其为落后文化,要彻底批判和抛弃,要全盘学习西方文化,想获得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中国丢弃传统文化中做人的哲学,特别是仍具有当代价值的有关家庭的道德伦理,不能不说是盲目的。当今西方社会有高度发达的科学与工业,仍需要回头再来弥补人文主义,需要回头再来审视人生哲学。中国应当既要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与工业智慧,开发出富强文化,又要通过挖掘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当代价值,来阐发当代的新人生哲学。
总之,全盘西化论者在近现代看到刚刚兴起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恰又面对中国历经数千年、走入衰退的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作了完全不对称的比较和独断论的判断。全盘西化论的前提是中国文化腐朽和西方文化完美,但中国文化腐朽和西方文化完美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触发性的应激意见,也不反映科学精神,而是片面的主观独断。同时,文化是变动的,文化比较的结论也是变动的。客观地回顾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审视现实西方社会的文化病,全盘西化论显然不能成立。中西文化的再认识,既需要从各种理想化的维度去评判,也需要从客观性的历史去考察,更需要从文化演进角度去预览,才能找到中国救亡图存和文化更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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