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碰撞：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

钱穆提出，只有先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才能正确变革中国历史与文化。“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者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4]近现代国人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只顾学得西方理想化的理论，所以新文化建设成绩有限。

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缺陷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数千年文化自身的内在弱症，这同中西接触无关；二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病症，既与中国文化的弱症相关，又同西方列强的侵略相连。钱穆认为中国的问题，首要的是中国自身内部的问题，反对把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全部归罪于西方。他说：“最近的中国，需要改革，并需要大改革，而此种改革自有需于虚心效法西洋，此层可无争议。但我们还应该注意，中国之需要改革，是中国自身内部问题，并不因接触到西洋而后才有此种需要。倘使西洋势力与中国不接触，中国依然闭关而治，然而自乾隆以下的清室政治，早就走上了绝路。”^[5]只是由于内病还来不及根治，外患又接踵而至，使得近代中国病症急发。

1.接触与碰撞之别：内病外邪论

钱穆提出中西接触不是近代中国遭受灾难的原因，中西正常交流的失败，闭关锁国，也不是中国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钱穆认为，西方侵略只是中国陷入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中国自身。钱穆指出：“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绌；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6]可见，中国自身的内病是最根本的方面，西方列强的入侵，只是外邪。

中国同异文化接触有悠长的历史渊源，有开放的传统态度。“大抵从秦、汉到南朝，中国对南洋交通，早已极活跃了，唐、宋时代尤其旺盛，而更活跃的时期则在明代。”^[7]当时接触的亚洲国家包括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满刺加、缅甸、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婆罗洲等，明代郑和出使海外，同世界的交往，先后到达三十余国。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往来，有西北陆路交通与西南海线交通。第一次异文化接触交流对象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拉伯，第三次是晚明以来的欧洲，除了有宗教思想交流，还有衣服、饮食、游戏、礼俗、美术、工艺等方面的交往。中国虽有海上活动能力与兴趣，但无论政府还是平民，都无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资本扩张的野心，中国同世界的接触交往只是作为传播文化的光荣礼节而已。同时中国对异文化一直秉持虚心、热忱、宽大、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自信、爱护，认为一切文化都可融合、协调，和凝为一。

中欧接触从17世纪的晚明开始，欧洲人来中国，以传教士为主体，借西方天文、历法、算数等公共知识手段，推行其宗教信仰。但西方基督教偏于对外信仰，不如佛教更为接近中国传统文化，加上宗教已不占重要位置，所以当时中国人对基督教教义带有轻蔑心理，连同西方科学知识也一并持冷淡态度，文化传播很不理想。中西正常交流的失败，使中国错失了一次触动中国文化进步的机会。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欧再次接触，欧洲人以商人为急先锋，并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力量强加在中国身上，随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反抗失败。原本中国人一贯希冀和平，鄙夷富强侵略，而后内心充满义愤，对西方科技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学习西方是迫不得已，且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没有领略到科学精神。中国人对西方的内心态度实际上是厌恶、憎恨，“中体西用”是当时学习欧美的最高观念。

随着中西接触不断深入，一些中国人认真研究西方文化，发现西方除了教堂与工厂、牧师与商人，除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外，还有纯粹的真理。洋务运动没有让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的惨败震惊了中国人。一批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不彻底、不正宗，主张废除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学得西方全部文化，武断的全盘西化论一时间在中国盛行。在钱穆看来，如果说“中体西用”是对西方文化带有鄙夷心理的粗浅意识，那么“全盘西化”是妄自菲薄的盲目，两者都是简单化思维的结果，只有对中西文化做了全面比较、科学分析，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有正确判断。

2.病人与病源之分：生命救治论

钱穆首先肯定近代中国有病：“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8]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在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民族生命。中国有病就是中国民族生命的阴阳失调，即中国文化搭配的失调。

钱穆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生命救治论，明确区分近代中国危机中的生命、病源。他说：

病源不去、生机不复。在此状态下而高唱维新，高唱西化，西化维新纵算是一服延年益寿的最好大补剂，然而其人尚在病中，早服补剂，正以益病。医者先当细心考察病源，病源既祛，再事培补。今天在大病中。急投补剂，其人所以尤得不死，正以其生机尚在，生命力犹可挣扎之故。若待其生机断丧既尽，生命力日告衰缩，则虽有万金良药，亦无起死回生之望。今以西化维新不见速效，妄谓中国旧文化作梗，非一切铲除不为功，正是见病人不受补，乃欲并其生机而窒塞之。^[9]

我们要救治的是中华民族肉体与灵魂的整体，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让我们民族的肉体更健康、灵魂更完美。一个民族必须自己具备生命力，医生才能救治；医生救病人要固本培元，必须先保持病人最基本的生命力，祛除病源，再施加补剂才有效果。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是什么？钱穆指出：“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10]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就在于推动中国前进的民族精神，在于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极力否定民族的传统价值与文化的核心精神，名曰救国保种，实是在扼杀中国的生命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救国保种”也就毫无意义。(www.xing528.com)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才是我们要救治的生命，治近代中国病不应断送中国文化，而应发展中国文化，保存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精神，并从中阐释出新的精神，也从外面学习一部分自己没有的东西，使得中国文化迸发出新的活力。治中国病就应当是在保留中国文化生命的前提下，让原有的生命更健壮，是在原有的中国文化上再调整，使原有的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不是将中国生命去中国化，变成外国的生命，不是将中国原有的语言文字、学术传统、民族精神、历史纪录全部都毁掉、否定掉，不去保存、学习和发展。否则中国就变成了古印度，这不是文化自救，而是文化自杀。新文化运动和全盘西化论的偏激观点，不属于发展中国文化，更不是复兴中国文化，也必然救不了中国，结果必然导致人心倦怠，悲观主义盛行，连最后挣扎的生气都丧失，中国便不再是中国。总之，钱穆揭示中国文化才是大家要救治的生命，同他在阐释文化学大义时，提出文化是民族生命的逻辑完全一致。

他认为医生应当先细心考察病源，先祛除病源，再事进补，这是近代中国危机的生命救治论总原则。病在身，但病不等于身，先必须从中国自身找出病源。他试图找出近代中国的真正病症与病源。

3.难局与恶果之析：文化更新论

钱穆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病源，主要不在于普通民众，而在于政府和知识分子。“政治腐败，智识分子浅薄。近代中国之病在此。中国老百姓却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良民。”^[11]近代中国最近病源是清政府的统治，猜防与愚弄使中国元气大损。“所谓中国最近病源，举其首要者，厥为近三百年来之统治……全是猜防压制诱胁愚弄。稍读康、雍、乾三朝历史的，自可知道清政府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然而康、雍、乾三朝尤得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小康时代者，其一是康、雍、乾三世自身，不失为几个英明能干的帝王；在其统治下，虽断丧了中国民族永久的元素，然亦造出当时一时的荣华。其二是中国士大夫，惨遭明代亡国之痛，其从事兴复的运动虽归失败，而他们内心一番忏悔，却深深地存留下来；一面遇到异族英明君主的统制，一面也是智识阶级官僚分子自身转变”^[12]，向考据训诂的故纸堆中寻生活，勉强维持康、雍、乾三朝吏治。三百年的清政府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束缚与迫害，导致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全腐化了，政治日败日坏，社会发生动摇。近代中国的病症与病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的三大现实难局。

第一，民族纠纷与政治革新大难局。外部列强时时政治干预，经济剥夺、战争讹诈连绵不断，使得清末的中国愈发病害深重，难以痊愈。钱穆认为，清政府统治三百年，对“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13]。中国的政治变革，同时面临部族政权革命与政体革新。可是中国二千年的皇帝体制和文化，却不易根除，所以后来才会有洪杨之乱、洪宪帝制和宣统复辟等乱局。这些乱局消耗只能折损中国文化的元气，使中国辛亥革命难以一举成功，增添中国政治革命与政治建设的难度。

第二，中央政权不统一。全国政治没有一个中心力量，政治始终没有上正轨。“清政府在咸、同以后，其实质已与以往本已大变。地方督抚的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早已造成割据的风气。”^[14]辛亥革命之后，地方督抚割据，内战频发，旧军阀势力勾结外国列强，政府更加腐败。旧知识分子趋附于旧势力，革命势力也不得不同旧势力妥协。“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断丧社会之元气，障阻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15]民国之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即便政治统一了，也没有把人心统一。在这一阶段，学习西方科学和发展经济是该做的，但不是最根本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广泛地张扬道统精神，激发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实现人心和思想的统一，达到政治统一。钱穆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北伐即将胜利，即将实现中央政权统一，但人心和思想并没有统一，才有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国共合作的破坏，才有蒋介石的新军阀混战，才有国民党政府各派系的斗争。

第三，社会中坚势力未形成。钱穆认为清末旧政治中心没落，新政治中心又不易产生，民主共和的口号固然正确，但实际距离民主政治的阶段还很远，普通民众难以指望。中国原有的道统精神被元明清以来六百余年专制王权愚弄，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中产人士，没能摆脱升官发财的自私习气。革命党人虽然打着平等、自由、民权等旗号，但是在革命之后的和平处境下也加入了政府，人心已蜕变，“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智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长期部族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一时病态，不得谓此乃代表我民族国家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万不能绵历次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矣”^[16]。

在指证中国病源、难局之后，钱穆开出了救治中国文化的更新原则和现实性方案。他指出：“凡此皆挽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17]要救中国，首要的是拥有安稳的局面，其次是激发中国民族精神和自身文化的正效应，才能进而顺利实现文化更新。即便学习西方文化，也得需要靠中国自身文化吸收转变为中国文化。“新中国的创兴，首要是在政治上轨道。要望政治上轨道，首要是在中央政权之统一，地方割据之取消，其枢纽则在全国政治中心势力之造成。”^[18]而要形成全国政治中心势力，也要知识分子积极复兴文化，促成政府的纲纪与国家的教育。“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19]维新和西化等补药方可有效进食，否则中国这个病人还是处在社会动荡与政治无中心之中，维新和西化也都不得安心进行，民主与科学终究也得不到落实。

钱穆指出了近现代中国发展没有走正常文化更新道路，带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恶果。知识分子缺乏历史知识，非但没有复兴文化，反而以“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专制文化”一语，断然全盘否定新中国立国之基，眼中只见外部民主与科学，可是民主与科学又不能真立起来，造成了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核心精神全都销毁殆尽的恶果。因此，钱穆慨然感叹：“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仍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杂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扉已。药不对病，又乃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20]全盘西化论本为治中国病，结果却徒增一新病，造一新恶果。当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所有大学必读教材后，胡适、陈序经等掀起的全盘西化论已经偃旗息鼓了，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

钱穆由内而外的生命救治论，以及关于近现代中国病症和病源的分析，鞭辟入里，极精细微妙，对新文化运动时局的现实评判，体现出史学家特有的智慧。以钱穆的观点论，新文化运动和全盘西化论纵有开前世风气之功，也有贻害后代之过，纵没有辱没祖宗之罪和恶，也难逃误解古人文化之失。唯独庆幸的是中国文化不尽在线装书和方块字上，还在民间社会中，在每个中国人心里。钱穆是处在时代激变的漩涡中保持清醒的极少数人，对新文化运动反思甚为深刻。但是钱穆也有个重大的疏忽，疏忽了中国文化并不只是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也不只体现在政府纲纪上，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在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在中国，谁能采取恰当的方式，把握得住中国民众，并引导中国文化走上该走的正道，谁就能成功履行中国文化更新的使命，取得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