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展望中国新文化与世界文化走向

1942年，钱穆在《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1]一文中展望中国新文化与世界文化走向。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他提出：“现在则又需受一番新历练、新试验，看其能否抵得住现代商业文化犹如新游牧文化之侵凌而依然完好，依然持续。这一历练，这一试验，则全看其能否再提撕、再调整、再充实，而决非中国文化全要不得，决非只有全盘西化是它的出路，亦决非专在物质生产科学工业化上着想，便能胜任而愉快。此几点，都在前面说到。然则最近将来的中国文化新生，究将走何道路？此刻亦该顺便一说。惟我此刻所说，将仍在文化大原则上提示几条纲领，几项概念，至于种种具体现实问题，则有待于此种原则纲领与概念之确立后之随宜引申，随宜演绎。”^[2]钱穆展望中国新文化，意在揭示“几条纲领”“几项概念”。

钱穆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世界未来文化的走向，提出了以据旧开新为原则的文化更新观念。中国的救亡图存，在于据旧开新，在于立足自身的文化更新和文化自救，在于中西会通和文化复兴。据旧开新最终在于坚持儒学本位的路向，发展中国现代科学，开创中国新文化。他说：“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亦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3]他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价值和可能做出的贡献，并就世界未来文化走向，作了多元共处、集异建同的预判。(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