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农商对比

中西农业型与商业型文化的差别，不只是中西各自的产业差异，也体现在中西各自产生这种产业的地理环境、历史，以及相应的文化精神的特性上。

中国文化是东方农业文化的代表。农业是人类永远的基本生业，农业文化也永远是人类的基本文化，而世界上农业文化发展至今不衰的国家却只有中国。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农业面积不广，容易达到极限，再要继续生长，势必要另开新境，因而他们都有从农业转入商业的趋势，但他们疆域不广，国家力量有限，容易被游牧民族或商业民族侵略征服。恒河流域是印度文化的发源地，地处热带，生物丰富，居民不劳生事，安于逸乐，溺于冥想，不适于文化正常发展。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与气候。当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发展到非常高程度后，再进一步就形成了秦汉大一统的农业国家。最终只有中国获得了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农业文化的代表。

西欧文化是西方商业文化的代表。西方商业文化从地中海发源，“开始是埃及与克里特，继之则为腓尼西、雅典、科林斯，西移为迦太基以及罗马，此乃古代西方商业文化活动的一条路线。罗马帝国崩溃，中古时期的欧洲，渐渐酝酿他们的农业文化，而古代的商业文化，则转移到东方阿拉伯人手里，及13、14世纪，意大利诸城市兴起，因商业之复兴而有所谓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其实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商业文化之复兴。由是再由意大利西渐入葡萄牙、西班牙北转而至荷兰、法兰西、英吉利，此乃一线相承的西方商业文化之传绪”^[71]。虽然欧洲文化中古时期走在农业文化的轨道上，但发展未成熟，受到冲击而夭折。20世纪后半期，德国、苏联开始不再是单纯的工商配合，而是工农配合，西欧诸国也有从海岛港湾经济向大陆经济转变的趋势，但骨子里的文化还是传统的商业文化。因此，欧洲文化大体是一个标准的商业文化。

第一是地理方面的差异。先说气候。西方文化在狭小、破碎的地理上生长，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单一的。欧洲南部，如希腊、罗马，只是处于一种简单的气候中，到了中部，英、法、德诸国，也是在同一气候中，到了俄国，最寒冷。分开来看，欧洲各国均处在固定单一的气候中，所受到的气候刺激都是单调的，合在一起才等于一个中国。从古希腊的雅典、古罗马的罗马城发起的文化，都容易达到一个停顿的状态。再说河流和山脉。从跨度上来说，巴尔干半岛上的多瑙河，还有经过德、法两国的莱茵河，无法和中国长江、黄河相比。阿尔卑斯山，从法国跨过就到了意大利，无法和中国北方太行山相比。中国南岭山脉，两广、福建都在它的南面，比意大利半岛还要壮观。所以欧洲诸国在小疆域内，土地狭小，刺激单一，反应也就单纯，造成了单一性的文化。最后说面积。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从内蒙古高原直到广东、福建沿海，乃至台湾、海南，疆土相对广大。欧洲希腊只在一个半岛上，罗马开始只是一个罗马城，后来扩大了也不过在一个意大利半岛上，之后再扩大，变成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埃及、西亚、非洲北部，以及英国、法国等，但罗马人本身仍限于罗马小疆域内。现代欧洲国家，英、法、德、意分别如同中国一个省大，最大的不超过四川，最小的面积还不及江苏、浙江。国家小，受到的刺激就简单，没有大的变化。在单纯的刺激下，会慢慢固执自满，英国人认为英国对，意大利人认为意大利对，因为各自受到的刺激不同。

第二是人事、历史方面的差异。钱穆认为中国历史长，西方历史短，中国文化是长命文化，西方文化是短命文化。古希腊了不得，可是古希腊亡了；古罗马也辉煌，照样亡了；中世纪被看成黑暗时期，变出许多现代国家，然而中世纪的历史与文化也中断了。欧洲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两千多年历史，中国从春秋到今天也是两千几百年历史。但中国的两千几百年是一脉相承，西方是时断时续，某一段只有希腊人，只在希腊半岛上，其他地方基本蒙昧，后来某一段只有罗马人，再后来是北方蛮族。中国历史是部大戏；西方历史是由几部历史拼凑起来的。古希腊人亡了，古罗马人不管，古罗马历史还是从头再起。古罗马人亡了，现代欧洲人不管，历史还得从头起。现代欧洲国家对内学古希腊，搞民主政治，对外学古罗马，搞殖民统治，就是没有接受古希腊、古罗马覆亡的教训，所以全球殖民体系必然瓦解，西方现代国家终将走向衰弱。原因都是一样的，西方历史短，过路拆桥，没有深厚的积累，人事经验就浅薄。西方人的道理流于狭隘，西方的文化也就固执而充满排斥性、冲突性。(www.xing528.com)

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差异。西方国家是商人占优势地位的国家，按照商人的思维逻辑构建西方的文化。商人在外买卖，外界看商人是商客，商人看外界是顾客，他们的社会关系都具有外在性，在一切的人生活动上，各自自由独立平等，各自对外。整个社会都是一个个点，整个民族大面还是还原为点，西方各民族就是地中海支离破碎的半岛上的点。商业民族不只是愿意要小国家、小政府，就是家庭也宁愿是小家庭，宁愿保持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这是因为商业的基本精神是对外，需要通过对外经营、剥削，来营养自己。20世纪德国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抹杀个人自由，抬高集体权力，则是从古相传的商业文化之点的精神之变相。最先之点为一个一个的独立城市，稍加扩大则为一块一块小诸侯的领邑，此为彼中古时期之特征。再扩大则为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依然是外己。德国人之民族超越论，苏维埃之阶级斗争论，虽非个人主义，依然外己对立，还是彼此之间不能相调和。我们仍只认其是点的文化之演变，而非面的文化之创新。他们依然脱不掉点的观念与点的精神”^[72]。商业文化把社会分化为广大的外部世界，就差夫妇父子间没有自相买卖互为贸易了，但契约关系和独立性仍是西方家庭的文化本质，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构成了人际交往的实质。这种商业化的思维逻辑，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会人生，这便是西方商业文化。西方文化的商业对外思维，演化到深微处，体现在外倾型的宗教和科学，实际上还是外己对立。基督教里的上帝，俨然成了一个外，科学上的宇宙更是一个外，甚至西方从生物学、心理学研究人的身与心，全都是一个外，找不出一个“己”。总之，西方商业型文化实质，就是点的观念、对立思维与客观精神，同中国农业型文化的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存在巨大的差别。

中国是农业国家。农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乃至牲畜的合作。农民依赖自己的生产养活自己。茅草遮盖和泥土筑墙的房屋，俨然是天地人的大调和，不重视外己对立，认为世界原本就是一个“调和”；农民看着田地里的作物一天天生长发育，时间与生命只是在人与世界的调和中缓慢移动，从来就不可能像商人那样可以一夜暴富，因而形成了极深微的时间观念和生命观念。“中国人之所谓‘天人合一’，所谓‘万物一体’，所谓‘孝、弟、忠、恕’，所谓‘大同太平’，所谓‘天道良心’，早已渗透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宗教、教育、政治、社会、艺术、文学、人生各部门方面，而完成一种深徹圆密的文化系统。此种文化，正好与西方‘外、己’对立的商人文化，有其显著的对照。”^[73]中国在这种调和的生活中，建立起农业文化。

总之，中国是在大处落笔，整体布局，然后向心凝结，不断充实。西方则是以一个中心点向外扩散，然后一个中心点推动另一个中心点向前移动。欧洲文化多变化，多转换，善于拆旧新建，重新翻出花样。中国文化接受各种复杂刺激，反应丰富而完备，且历经了长时期的积累和提炼。中国文化像是长跑，西方文化像是接力跑。西方国家其兴也骤，其衰也速，衰弱下去的就难再起来。中国春秋战国以后，有秦汉之大一统的开新；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有隋唐之大一统的开新；五代十国以后，有北宋的开新；辽金元以后，有明清大一统的开新。钱穆相信，经历近代百年动荡，中国肯定还能迎来开新。中国是屡有衰微与复兴交替，总还有希望和前途，是老树根底深稳，总能生出新枝，锦上添花。中国五千年一直跑到今天，不断积累开新，是旧里开新，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是一部完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