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宗教功用及超越现实功能

关于中西文学与艺术的差异，钱穆总体的描述：“在西方，文学常称为站在人生之前端，艺术亦大体如是。试看西方的小说，或戏剧电影，就中国人看法，它总带有刺激性，总带有火气，使你火辣辣，心不安，要从现实中挣扎向前冲。但社会人生并不即是文学人生，经济人生更非文学人生，你的挣扎不免要碰壁。而失败了，回过头来，有宗教上帝在抚慰你，饶恕你。一张一弛，西方文化艺术则是常带阳性的、积极的。但在中国则不然，文学艺术往往一片恬淡，一片温和。具体刻画的小说戏剧，并非中国文学之正宗。中国的文学艺术，常喜从人生现实中躲避一旁，它带阴性的消极气氛。温柔敦厚是诗教。在实际人生中失败了，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可获得慰藉与同情。中国人的道德教训像是严父，文学艺术则像是一慈母。一张一弛，中国文学艺术却担负了西方宗教的功能。”^[67]可见，中西的文学与艺术差异，同中西的道德和宗教观念有关。

钱穆认为中国文学与艺术整体有四大特征：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以道称胜，“文以载道”“文以传人”，最高理想是作者本人就是一个道，作品与作者合一，作者的意境与胸襟、作品的风貌、所赠予者和欣赏者的精神都融合在一起。二是古代文学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宗教方面的次之；而古代的艺术应用于宗教方面多些，贵族社会的次之。唐代以后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也有替代宗教安慰人生的功能。中国唐宋以下的文学与艺术对中国民众的日常情感和心灵境界起了宗教功用，使人从小我中解放出来，给人以更广大的天地，借此逃避现实，作失意人生的安慰。三是中国文学与艺术不在具体写实方向，不在特殊的时空与事件上用力，走的是轻灵与象征路线，强调做人共性的心情与理想。“中国人对于人生体味，一向是爱好在空灵幽微的方面用心的。中国人不爱在人生的现实具体方面，过分刻画，过分追求。因此中国文学大统，一向以‘小品的抒情诗’为主，史诗就不发达，散文地位便不如诗，小说地位又不如散文，戏曲地位又不如小说。愈落在具体上，愈陷入现实境界，便愈离了中国人的文学标准。因此中国人的戏曲，到底要歌舞化，让他好与具体的现实隔离。后代戏台上的脸谱等，都是从这意义而来。”^[68]四是中国文学与艺术，从唐代杜甫、韩愈演变到宋元的关汉卿、施耐庵，是一种文化的再普及、再深化趋势的体现，不管是白话文学还是戏剧，“寻其根底，还是从唐代诗文杜甫、韩愈们繁衍伸展而来”^[69]。

中西文学的不同：中国文学以诗歌、散文作为中心，偏重于轻灵的抒情小品文；西方文学以戏曲和小说为大宗，擅长具体的描写。中国文学站在人生后面，对失意人生加以同情、慰藉、解放，是失意生活的共鸣者，对恬适的人生做体味、歌颂，是和平生活的欣赏者，解脱性多于执着性；西方文学站在人生前面，对现实人生激发不满、讽刺，驱动人生热烈想望，使人奋勇向前。中国文学散文、诗歌多半取材于乡村，使人平淡宁静，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更宽大更和平的境界憧憬；西方文学多半取材于都市，给人刺激，使人受鞭笞。中西文学的差异恰是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差异在文学上的一种展示。

中西艺术的差异跟中西文学差异类似。中国艺术，如书法、绘画，不是对外界的具体就实的写照，而是通过意境、气息，使人超脱现实人生，抒发胸中情味意境，使人心变得开阔广大的工具，替代了宗教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山水、草木、花鸟、鱼虫是中国画家最爱用的题材，它们与实际人事隔得比较远，但自然、生动、单纯，似乎皆能与人心灵相通，能将人世一切杂乱的冲突和悲剧一概洗净、调和。(www.xing528.com)

总之，钱穆认为，西方文化内部分化，追求富强的商业精神、无限征服的科学精神、追求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几方面虽相互矛盾，但总体上还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以道德为指导，以道德和政治为重心，是入世文化。西方文化容易发生变动和冲突；中国文化常体现出稳定和融洽。西方知识引导人生冒险前进；中国知识以天人合一的艺术化个性，教导人生投入现实，寻求融洽和协调。

现代中国学西方文化，爱好西方文学艺术，内心却没有接受西方宗教信仰，可是又不肯适应时代变幻，提升中国传统道德到新境界，而道德作为人类必备的文化要素，不应缺失，结果导致中国传统道德，既抹不掉又跟不上新形势，再加上经济上一番强烈地刺激，使得当代中国人内心干燥、冷酷、苦闷，精神上无慰藉、无解放。因此，中国抓经济问题，带动政治问题，但最为根本最为突出的问题，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中国文化必须与时俱进，自主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