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实现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

中西人生观有很多方面的差异，最主要的特征和差别体现在：西方人重自由和独立，中国人重仁爱和调和；西方人重事业和竞争，中国人重性情和自得。

首先，关于自由、独立与仁爱、调和。钱穆认为，西方人讲自由，把西方历史说成是一部人类自由的发展史，把西方文化看成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文化。古希腊代表着自由，古罗马和基督教代表着组织和联合，这两面是西方文化渊源的两大主流，也是西方人生观的两大主干。“自由和联合的后面，还有一个概念存在的，这便是‘两体对立’。因有两体对立，所以要求自由，同时又要求联合。但两体对立，是西方人注重向外看，注重从空间方面看的结果，是由西方商业文化内不足的经济状态下产生的现象。”^[58]所以，近代西方自由的人生观在根本上还是商业文化的产物，是对立思维的结果。

既然西方人的人生观是自由，貌似中国的人生观就不是自由了。中国人在农业文化的历史中绵延、生长，自给自足，无须向外寻求，只希冀和平、安宁，追求实现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则是中国人最大的人生理想。中国人注重向内看，把人生和社会看成浑然一体的存在，变动的只是时间的流逝，没有两体对立的思维，更不希望走向对立、斗争，不重视自由，也不重视联合。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在这一大观念之下的人生观必然要求人生小我融入自然的上天。寻求人生大群内部和宇宙的和谐、绵延、生长，《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中国人的人生观，家、国、天下与个人不是两体对立的关系，而是个人的人生不断扩大、圆成、融合而化成的结果。西方两体对立的自由观念，同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是有关系的，西方自由成了难以完成的征程。中国传统社会讲一体自如的观念，早早地实现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讲的人生，才是真正自由、独立的人生，是追求道义、安乐的人生。中国讲做人，注重在现实当下做人，不必期许为了死后升天国而做人，是由自己内在德性去做人，不必要求任何条件、任何环境，只按内心性情去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所以这种人生最自由、最独立。中国讲做人，在每天日常的家庭、社会、国家中做人，个人的生命本质在社会性，所以中国做人就是要做一完整的个人，不是自私狭隘的个人。中国讲做人，不分国家、民族、时代的不同，只按人世道义做人，以仁德待一切人，不必以富强与功利左右做人，也不必以权利与义务评判做人，这才是做一个真正平等、博爱的人。中国讲做人，认为我与世界息息相通，融为一体，不必有宗教中灵魂与肉体的对立，在内心当下的一念之中就可以自得完满，也可以不断提炼个人德性修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进无止，所以这种人生，才是自得安乐又勇往向前的幸福人生。

可见，中国人的人生观念不同于西方，“我们若用希腊的自由观念和罗马帝国以及基督教会的一种组织和联合的力量来看中国史，便得不到隐藏在中国史内面深处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其他文化精神，再来看中国历史，自可认识和评判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了。但反过来说，我们也正要在中国的文化大流里来认识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其文化精神”^[59]。西方的人生观讲自由、独立、平等、博爱，但总面临种种矛盾与冲突；中国讲道义、仁爱、安乐，最真实、最积极，而且简单明了，易于践行。(www.xing528.com)

其次，关于事业、竞争和性情、自得。文化是生命，可分为事业和性情两项。所谓事业，是指凡属生命的活动而言，而一切活动无不本于性情，依附于性情，最后又归宿于性情。事业是外露的，性情是内蕴的；事业是人所共见的，性情是唯我自知的。《中庸》上说，人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而衣、食、住、行是我们生活的四大事业。人生一切事业都由人的性情所发、所指导，所以人生两大项目实际只是一个，性情是最根本的方面，是人生中真实的本质。他又对性情做了细分，分为先天的自然给我的性，也就是天赋秉性，与后天的人类文化所陶冶、修饰的情。后天人文的种种情实际上是源于先天本性。譬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动物可能也有，只是不显著，不大容易看得出，而人类的性情开始还是粗的、硬的，伴随着人文不断地进步，变得更细腻、柔软，乃至于有了表达这些性情的各种礼仪，就有了所谓文化人与野蛮人之别。

钱穆认为，中国人的性情，表现得比西方人更细致、更精美。他举艺术表演的例子，中国评剧表现男女爱情，只那眼睛眉毛一点动作便够，加上几句唱词，便使人回肠荡气，无尽感动。西方人的电影、戏剧，便要拥抱、接吻，所以西方人的性情要粗些，不如中国的美，一是较多人文陶冶，一是较近原始自然。中国在性情上的突出发展，从《中庸》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以看出，中国人看重性，进而看重道，产生各种礼乐，最后成为道德。

西方人重外面的事业和竞争，中国人重内面的性情和自得。西方的人生是工商业的人生，比赛的人生，重竞争。这种人生如同赌博，比赛中的胜利者只是极少数，这些人的胜利由多数人的失败造成，这种类型的人生理想并不能带来普遍的社会幸福。西方人提倡自由的事业，可是少数人自由的实现，总是破坏、毁灭多数人的自由。如大英帝国的自由，需要殖民天下，他们的自由毁灭了别人的自由；英国纺织业革命致使中国纺织业破产。总之，西方看重的是事业。现今中国向西方学习，尽讲事业，今天的世界，只是一个刺激人的世界。刺激人，引起人向前，到某一阶段，没有刺激，就不能向前。

中国看重的是性情，君子无所争，一本和平，不和人比高下，武为止戈，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人常称‘自得’，自得则在内面性情上，不在外面事业上。而且自得无所谓失败。”^[60]中国人认为事业有限，不能永远使人满足，名、利、权、位都有界限，再向前是苦痛，回头来是空虚，而道德、性情可以当下满足，也可以永怀希望。中国人不用事业的成功与失败来鼓舞人、衡量人，而是用性情来评判人。岳飞是个失败人物，关羽、文天祥、史可法也都是，我们不是专拿事业来鼓励人，而是提醒人们看重性情。哲学最不肯讲感情，要讲理智，科学要讲客观，但哲学、科学都不能否认性情。中国讲孝，就是从人的性情上讲的。忠孝是我的性情，在我心上，我心已尽，得之在己，既不要条件，也不论成败，“若讲自由，惟此最自由；若讲平等，惟此最平等；若讲独立，亦惟此最独立。在中国历史上，历古圣哲大贤却不把自由、平等、独立这几字来教训人，正为有更高深一层的教训在”^[61]。可是我们接受了西方的事业观、竞争观，紧跟着西方人，走上了一个不安的社会，未来世界大同哪能在不安上建立。钱穆认为，真正长远的文化，不能向外求之于事业，只能向内求之于性情，做性情中人应当重于做事业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