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态观察：农业文化的特点

钱穆认为，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和文化，西方是典型的商业经济和文化。中西从物质生活方式到经济观念，再到经济政策和制度、相应的社会结构，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中西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同，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在复杂的水系和广阔的平原中诞生，非常适合农耕，从先秦开始至今，都建筑在农业经济上。而西方文化诞生于狭小而破碎的地理环境，农业很容易达到饱和，不得不把经济转移到商业方面，造就了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中国文化属于农业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这是中西文化的起点差异。

不同的物质生活方式决定了中西看待物质生产和历史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人类文化的进程方向必然是从农业文化进展到商业文化，看待人类历史是变动的、进步的。但中国人看待人类历史是绵延的、生长的，认为人类生活永远无法摆脱粮食，必然永远依赖农业，所以人类文化也不能脱离农业文化的根本，只能“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绵延展扩而附上一个工业，更绵延展扩而又附上一个商业，但文化还是一线相承，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55]。中国看待经济一般持均产论，期望社会经济达到某种社会主义状态。譬如汉武帝时实行节制资本、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商人即便得到财富也不得从事奢侈夸耀的生活，连商人生前的屋宇、死后的坟墓都有规制，不得逾越，“其背后有很深厚的经济理论做他的背景。在《小戴礼记》的《礼运篇》里，有一段描写当时人理想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文字，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秦始皇到汉武帝时的一种理想社会主义。这一种思想，在中国儒家思想里，本有一贯甚深之流行。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还屡屡提出近于此类的理论。他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均产论’”^[56]。当然这里说的均产论不是绝对的平等，只是有宽度的平等，不仅要救贫，也要抑富。中国历来认为大贫大富对人生一样有害，贫富应该各有限度，应根据人的生活和心理，看对人生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经济理论实质上是遵循礼治主义思路，这在《荀子》中发挥得最透彻。

不同的物质生活方式决定了中西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在战国末年，郡县制兴起，政治集中，小诸侯国兼并加速，商业联盟出现，原有的城市人员也更集中，大都市经济更趋繁荣。所以中国农业经济发达的同时，商业也很繁荣，早就出现了大量的商业都市。但是政治治理集中于对内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和稳定，早期的商业也就集中在对内通商，政府经常通过法令抑制商业势力的过分发展，国家采取类似于社会主义的财富均衡政策。譬如西汉时期，对涉及日常生活重大部门的工商业进行管制，盐、铁设官专营，酒也由官府专卖，其他各行工商业依照成本和财产，征收重税。相反，西方对外通商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内通商，近代西方对内奖励资本主义经济，同时经常利用国家力量，极力在世界保护和推进本国商业利益，因而西方国家很早就表现出帝国主义的姿态。(www.xing528.com)

中西经济形态的差异导致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差异。中国在西周时的封建社会只分贵贱，不分贫富，受田的农民是在均产状态下生活的，而封建崩溃后，政府不再以人口授田，奖励多耕，一部分人兼并土地，致使一些农民游离田地，工商作为新生产业出现，贫富不均加剧。贫者无立锥之地，可能沦落为佃户、亡命者，也可能充任官奴和卖身为私家奴，但私家奴的人口税和兵役由主人加倍代缴，限制了蓄奴的发展。钱穆根据史料指出，西汉末年人口约为六千万，全国官私奴婢不超过二百万，不到全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相较西方社会的经济和阶级状况，农奴制始终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始终站在自由农耕的经济基础之上，奴隶数量比例并不比自耕农多，自耕农、租佃农、耕雇农作为自由平等的社会人群，占绝大多数。“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此两千年内，可说永远在政府意识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农奴制度，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57]在中国传统的经济观念之下，古代中国人瞧不起专以求财富为目的的商人，经商为富的人，虽富而不荣，耕读传家的人，虽贫而尊，在士、农、工、商四阶层平等的平民社会中，士是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以文化人生为目的的读书人，成为社会最受推崇的人群。

因此，经济形态的差异，中西文化的核心精神必然也不同。农业文化是自给自足的，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安足，不求富强，人们认为世界是内外一体的，会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总是从整体和综括的思维看待世界，希望和平、安宁。商业文化是内外依存的，总是要从外面吸收能量来营养自己，因而西方文化追求富强，不断要求变动、进步，以彼我对立思维看待世界，结果富而不足，强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