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更新旧文化

钱穆论述中西文化的缺陷用了弱症与病症两词。中西文化各自有所擅长，各自有所短缺，各自有所偏好，任何具体的文化必然都有弱症，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完美的。中西文化的弱症并不直接就是病，不会感觉到病带来的痛。病症则是确证无疑的病痛，是直接伤害到了生命的病，是弱症的极端显现与爆发。

钱穆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是新科学和工商经济的发达。西方文化的弱症在于文化体系的要素搭配，在于整体结构的失衡，其病症在于科学和经济享用的不恰当。中国文化的特长在于道德和政治理想。中国文化的弱症在于过于看重了道德和政治，看轻了科学、经济，其病症在于道德和政治走入了困境。钱穆得出结论，既要肯定西方文化的科学和经济，又要肯定中国的道德和政治理想。中国需要重新调整文化要素的搭配，首先从传统的道德和政治理想中重新阐发新精神，并以此新精神为指导，吸取西方科学和经济的优长。

1.近代中国文化的弱症与病症

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弱症。

钱穆提出近代中国的弱证与病症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数千年文化自身的内在弱症，它的根治与西方是否侵略中国无关；二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病症，这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症影响，又同西方列强侵略密切相连。中国文化的弱症与病症是互为表里的。就中国近代历史的病症而言，钱穆首先重视的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不是把全部责任归罪于西方。就中西文化比较而言，钱穆是从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弱症来论述的。他以儒学为例作分析：

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亦有他的缺点：

第一：是他们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围的物界与自然。

第二：是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于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

第三：因他们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的素朴与真实。^[36]

中国整体上，安而不强，足而不富，相对外面风邪，内部安定和平太久，国力松弛软散，显现为弱症。但凭借国土纵深，文化潜力，终究能消弭外患，常能同化外族。

其次是近代中国文化的病症。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中国历史的文化病症，远从中唐开始就已有明显显示：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乃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陛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骄纵与专擅，一也。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政府与民间之所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37]

钱穆是从王室、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矛盾，论述中国文化较远的病症的。总体而言，他将中国文化病症观念，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和平理想与残酷现实的脱节。中国人总是抱着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和平主义理想。“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在此一点上走过了头，使它和现实的世界脱节，不接头。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这上面。”^[38]秦汉时代依照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目标，创建了统一政治与平等社会各方面的大框架。接着先秦树立的大理想在汉唐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共通生活中基本实现了，唐代以下中国社会走上文化理想的境界，常误以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天下”“世界”，却不免忽略了对于外国的情势，忽略了对于非理想的人生之奋斗与摆脱。宋儒学术精神偏重在修身方面远胜于治平方面，认为日常人生即可到达神圣境界，过于注重平民社会日常人生，减损了先秦对大群人生总局面的努力，与强力向前要求的兴趣。宋代其他方面注意力也集中转向发展平民日常生活的文学和艺术，注重个人享受和人生体味，只能提供人生安慰和消遣，但一番安恬的美梦被蒙古部族惊醒。不久明代一番繁荣之后，接着享受安适的美梦，明末被打碎。而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中的世界和平主义品性仍旧没改，中国人又一次沉浸在和平安乐的幻境中，结果这次遭遇了狂暴的欧风美雨。如果说之前还是中国文化内部自我调整与融合，这一次则是同强大的西方文化对撞，中国文化面临的调整、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辛、更漫长、更复杂。

第二、平等社会与涣散无力的困境。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个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39]秦汉已经铲除了贵族和其他特权阶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士族门第，是变相的贵族，他们在地方拥有大产业，属下有大群民众，能号召一定的社会力量，所以中国北方少数部族政权仍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并顺利实现民族融合，为隋唐大一统的中国做了铺垫。隋唐实行科举制，使之前一度出现的士族门第终归于消亡，从此中国完全进入平民社会。宋明两代旧有的贵族早已消失，社会也没有了战斗性集团，资本主义新兴力量被传统文化理念和政府政策抑制，不能抬头。整个中国处在铺平状态下，没有核心的平民社会，一旦少数部族或外族击败了上层的中央政府，下面地方就没有办法再作抗拒。元、清两代中华民族的再融合和传统文化的再深入，主要是依赖汉民族的人口庞大、地域广袤、民间学者和书院众多、文化传统深厚等因素推动。同时中国古代组织严密的宗法社会渐趋衰弱，大家族不断分化，有的在社会变迁中消亡，整个社会接近一盘散沙状态。钱穆总结道：“中国社会，一般说来，又是一个真实平等的社会，便不易发挥出力量。宋以后中国国势的一蹶不振，毛病就在此。”^[40]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平等性质，导致社会的组织力与战斗性下降。

第三、中央集权与地方没落、过度法制与约束才能的矛盾。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就是在广大的疆域里分封建制，诸侯拥戴中央，春秋出现的问题是中央式微，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秦汉开始由中央派出官员管理地方，地方官员的任命与裁撤由中央决定。这种郡县制解决了分封制的分裂割据弊端，有力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被中国历代政治传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方面。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越往后发展，中央政府权势越大，地方政府逐渐没落，原本地方政府有很强的自治权能，到后来竟然沦落成了纯中央办事机构。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特别是元、清两代部族政权，出于统治私利需要，王室与政府并立的格局早已打破，丞相权力被分解到多个部门，政府权力成为皇室的工具，皇帝的地位和尊严一天天被提高。这同样导致了各地行政不能因地制宜，政治失误偏多。

从秦开始，中国政治法制经久沿袭，一制度出毛病，再订一制度弥补，于是病上加病，不断繁密、僵化，结果人才和能力都被种种制度束缚。“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41]中国古代政府要治理的疆域和人口决定了必须采取通行的法令制度，这些法令制度不断完善，也不断繁密，束缚越来越多，使得中国政治僵化，没有起色。

2.近代西方文化的弱症与病症

钱穆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有发达的工商经济，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充分的个人自由，有民主政治与法律，还有积极进取的资本精神。近现代西方文化强大到足以征服世界。他说：“西方欧洲文化，则由希腊之个人自由精神，罗马之法律组织，以及希伯来之上帝信仰，三者配合，而增以现代科学之发明……近代欧洲文化三阶层均有超卓之造诣，但希腊传统个人自由精神与罗马传统法律组织精神相冲突。希伯来传统宗教信仰，重视灵魂出世，又与文艺复兴以下肉体现世精神相冲突。现代科学兴起，虽于第一阶层物质经济方面，骤见突飞猛进，但于上述诸冲突，则反有增重之力，而无弥缝之功。”^[42]近现代西方文化致命的弱症是外强中干，内部冲突，富而不足，且病症一次次爆发，深深地伤害全世界，危及人类未来。

关于西方文化的弱症与病症，钱穆指出：(www.xing528.com)

我认为西方文化，至少是近代的西方文化，有两大病：

一、是偏向于“唯物”，

二、是偏向于“斗争”。^[43]

首先，西方的文化气质是外倾型，注重事业和物质文明，但事业和物质文明都有限度，势必容易引起纠纷与斗争，步入危险境地，甚至成为短命文化。西方文化过度注重事业，却看轻了性情，易引发性情不安，走向人性违逆。

钱穆特别强调要区别对待西方的文明与文化评价。“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是一战争，一为兵战；一为商战。战争所得，仅属器物，不是文化。科学发明，则仅为从事战争作工具。正可见西方人太看重了器物，而不知看重文化的生命。”^[44]现代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汽车、电脑、手机等物件可爱，我们都喜欢，但西方人并不都可爱，两百年来，只要他们所到，便可使这个地方穷而弱，甚至亡国灭种，这还不可怕吗？只要西方人所到的地方，就不得安宁，这著成了一部血淋淋的世界史。西方人到非洲，非洲人被大批掳掠做奴隶，土地和矿藏被霸占，几个世纪后才翻身；西方人到北美洲，美洲红种人没有了；到南美洲，南美洲情形跟非洲差不太远；西方人到亚洲，亚洲人亡国灭种危机随之而来。现今西方发明的器物充满世界，也不是因为西方人慷慨，而是因为西方文化注重物质利益。所以物质文明伟大，并不就是文化伟大，它恰恰可能是这一文化的病症。

西方文化善于造物，注重造物。一方面，物是人生一部分，西方文化使物质文明过度发展，必然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进而导致人生失去平衡，人生出现异化。另一方面，物是中性的，而人是有价值立场的，西方人与其他人的价值立场相异，西方文化以物质文明衡量一切，必然会影响其他人的物质生存，进而导致人类种族失去平衡，人类战乱更加频繁。短命文化的精神与力量已经死亡了，但它的躯体可能还存在，成了文化的木乃伊，例如埃及的金字塔，是古埃及的文化成绩，但其文化生命已经终止了，遗留下来的只是残骸，本身不再发生作用。古罗马的斗兽场，也是古罗马文化的古迹，但古罗马帝国早已覆亡，古罗马人也不复存在。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莱茵河河岸，还有中世纪封建贵族城堡，它们是欧洲封建文化的木乃伊；还可见很多哥特式大教堂和教皇的宫廷，但文艺复兴使基督教势力逐渐衰退，启蒙运动宣告上帝死了，要用理性审判一切传统的价值，基督教信仰降落。

其次，西方两体对立思维导致分别性过强，调和性不足，斗争性太强，冲突性太大，因而西方文化的中断与转换比较多。

西方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偏重于分别性。在西方文化史中各个文化渊源的冲突、中断、转换，以及宗教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科学与宗教的矛盾、现代西方工商社会的经济人生与完整人生的分离与异化、个人与社会的分化与对立、生产与需要的扭曲等，都根本上源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分别性过强。

钱穆以宗教关于爱的精神为例，说明两体对立思维导致西方文化的病症。中国儒家讲仁爱，是从慈、孝、悌的家庭伦理扩展出来的；墨家讲兼爱，是从无差等的社会关系立论的。中国的仁爱与兼爱都是基于人自身的爱，爱的根据在于人。西方基督教讲平等、博爱，说上帝爱我，所以我爱上帝；上帝爱一切人，所以我要把爱上帝的心来爱一切人，因此我们要平等、博爱。总之，基督教的博爱与平等依据在于上帝，上帝是我们平等与博爱的根本，而不是人自身。虽然西方在宣称上帝死了之后，又搬出天赋人权的理念做自由与平等的依据。但西方的博爱与平等都来自于外部，不是人自身。原本西方文化对立二分思维的分别性特质就决定了调和力不足，冲突性较强，再加上主张迂回的博爱，调和力大打折扣的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双重变奏下走向衰弱，导致西方文化对内与对外都表现出强烈的冲突性，这就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弱症。

中西文化关于爱的观念差异和宗教情感的发展差异，产生的文化病症也相应不同。中国的以性善为信仰的和平与仁爱，往往产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和脱节，沉浸在诗情画意的享受之中，不愿看重追求现实富强的力量，缺乏富强的动力，面对外部强大力量时又容易表现出软弱性。西方工商社会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帝国主义无止境侵略的本性，在根本上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相冲突的。西方人贩卖黑奴，却还要教黑奴信基督教，黑奴信了基督教后，黑白界限依然分明，种族歧视仍是西方文明社会中一道没有结痂的伤口。

钱穆对西方文化病症的分析和批驳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在短短31年内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只隔21年，现今世界的种种不安，包括战乱不断、政局动荡、经济危机、环境恶化、能源枯竭等，同引领现今世界的西方文化模式有关，人类文化已经处在重新审视与调整的路口。

此外，钱穆还认为西方文化是复多性结构的，科学、宗教、工业、政治各自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些方向有的相背离，成为西方文化内部的冲突。首先，西方文化的宗教与政治冲突，必然有宗教改革，宗教精神衰微之后又有文艺复兴；必然有政治革命与冲突，近现代西方国家间的战争。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与宗教冲突，科学大获全胜，宗教淡化，之后更是世俗欲望的膨胀，工具理性无限扩张；失落的心灵需要重新启蒙，重估价值，容易落入虚无主义，人生的意义受到质疑，绝望和悲观主义盛行。再次，西方文化的经济与政治冲突，必然导致内部的经济压迫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共产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反动”；还促成外部的经济殖民和帝国战争。这些病症的爆发，祸害了欧洲自己，也殃及全世界。

总之，钱穆认为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弱症就在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源头上，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三位一体”，在原本就有弱症的文化基础上，进行整合不当，结果造成更大的弱症，冲突更加激烈。“他们许多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绞尽心血，早在面对此种种困难寻求解决的出路，却不料出了一绝大的反动。‘唯物史观’针对着宗教信仰，‘阶级斗争’针对着个人自由……挟有一套新教义，汹涌疾卷，要对近代西方整个文化来一个全面吞灭。只有科学是中立的，这里也帮忙，那里也尽力。可见文化问题，不是以纯粹科学问题。”^[45]西方社会要祛除文化弱症，避免病症爆发，也不得不同世界其他文化一样，进行文化更新。

3.中西文化弱症与病症对比的结论

钱穆对比中西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勘明方向。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已经发展成一个比较完整、合理而稳健的大系统，不需要整体否定和拆散，只需作调整，借鉴西方文化，与时俱进。

他提出中国文化是从文化第一基层透过文化第二阶层，达到第三阶层，再反过来以文化第三阶层来引领第一、第二阶层，符合文化演进的正常轨道。“中国文化之传统内倾性，及其三阶层之循此递升，七要素之相互配搭之基本精神，秦汉以来两千年，全未动摇，依然健在。这是中国文化体系最稳健最坚实的具体的历史证明。”^[46]而西方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没有使文化第二阶层得到充分发展，“是腰部虚脱的早熟文化；罗马是透不到顶的积滞胸腹的臃肿文化；近代西方，则在拼凑此三系文化之后，因新科学之发现，物质生活之突变，第一阶层过度膨胀，尾大不掉，无形中早有全从第一阶层来发号施令的趋向。又好像大厦已成，基址摇动，是一种随拆随修的紧张文化”^[47]。西方文化强而不安，总是在暴风雨中大起大落，源自于西方文化自身的结构和内在矛盾。而中国文化只是安而不强的虚弱之症，容易遭受外邪风寒，“中国土地大，国防线长，社会内部安定和平的久了，易于暴露弱症，但这不是一个本源病。因此中国史上虽有好几度的外族入侵，但憾不动中国文化的根底本质，推不动中国文化之全体系，中国人终于凭仗此文化潜力，把外患继续消弭了，也把外族继续同化了”^[48]。

钱穆指出中国文化一忌一宜。中国文化最忌讳的是扼杀中国文化自有生机。清朝满族控制政权一百多年，到乾隆、嘉庆年间，中国文化第三阶层最高领导精神，渐由遏塞而颓废，而腐烂，而迷惘失途，文化第二阶层政治社会机构，与原有最高精神脱节。中国文化虽同化了满族统治，也被满族统治腐蚀，这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身内在的病根。可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身的病根还来不及清除，又遭遇了西方强大的外邪风寒，在如此内外交困之下，中国终究难以同时融化内部危机，抵抗外部侵害。

中国文化最适宜做的是，“第三阶层关涉精神心世界方面的各部门，应该不断提撕，不断发皇，然后第二阶层的政治社会机构，可以不断相随调整，第一阶层的经济物质生活，可以不断相随充”^[49]。钱穆强调主次与顺序，并把主次和顺序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认为不能只改造物质生活，忽略了其他文化阶层和要素。“正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对文化问题没有一较完整较明晰的认识，旧的随便拆，新的随便盖，一砖一瓦地收集，一墙一壁地建造，没有一个大图样，没有一个总方案，没有一个笼罩全局逐步兴修的大计划，因此一切精力，全零星地浪费了。若盼望中国将来之文化新生，我们还得通盘筹划，从头努力，这须是一个学术的、理智的最高认识，不是仅凭感情精力，便能愉快胜任的。”^[50]

总之，钱穆对比了中西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考察了中西文化的缺陷，确证了中西文化各自的特殊性。他从文化的总体演变上看双方的历史，并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与文化是一脉相承，自本自根的；西方历史与文化是诸流竞汇，在转换与冲突中演化的。中国文化体系比较稳健，但不富强；西方文化多元发展，都很突出，但整个系统常处在冲突中，且不安足。因此，中国文化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不该破坏自身稳健的体系。中西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差异，同时也必然表现在中西文化的各个要素上。